1935年冬天,陕北的中央红军刚刚走完长征。
落脚陕北的这支队伍,人数已经少到了危险的程度。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余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之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加起来不过一万三千多人。
陕北根据地本身也撑不起更大的场面,面积只有三四万平方公里,还被敌人分割成两块,除了瓦窑堡等少数城镇,大小据点都在国民党军手里。粮食不够吃,布匹不够穿,有些地方连人畜饮水都成问题。
就在这样的处境里,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让许多人心里没底的主张:全军主力东渡黄河,打进山西去。
反对东征的理由,摆出来都很实在。
红一军团长林彪最先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对陕北的荒凉景象感到悲观,写信给毛主席,主张带着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依托秦岭打游击,认为那里比困在陕北“更重要,首先能解决吃饭问题”。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对东征本身是同意的,但他有两个担心:一是部队经过长征极度疲劳,能不能渡过黄河天险;二是渡过去之后,如果敌人封锁了渡口,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还能不能保住。
政治局内部,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也对东征持有保留态度,方向上的主张从往南到往西到往北,各有各的道理,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中”五种意见并存。
这些意见的共同底色,是对“离开现有根据地”这件事本能的警惕。长征途中失去根据地的滋味,所有人都尝过,没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没有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
但毛主席看问题的角度,恰好反过来。他在瓦窑堡会议上阐述东征主张时,核心逻辑只有四个字:以发展求巩固。陕北的问题不是“守不守得住”,而是“拿什么守”。
人口稀少,物产贫瘠,红军的给养、兵员、弹药都无处补充,周围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在五十万上下,直接用于“围剿”陕北的就有十余万人,已经把根据地围成了一个越来越紧的圈子。
困在原地,圈子只会越收越窄。往北是沙漠,往西人烟稀少且要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往南则是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防区,而那两支部队正是当时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不宜刀兵相见。
剩下的方向,只有东边。黄河对岸的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阎锡山的晋绥军虽然经营多年,但兵力分散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并非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山西往东就是河北,往北就是绥远,日军此时已经在华北步步进逼。东征山西,不只是去找粮食和兵员,更是把红军的枪口转向了抗日的前线方向。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二十多年,对黄河防务的布置并不马虎。沿黄河东岸三百公里的地段上,碉堡修了一千多个,高碉暗堡交错,火力网络也能相互交叉,凡是重要的渡口,全部都要安排一个排以上的守卫力量,整个沿河防线的部署足足有四个独立旅,这套防御体系的思路很清楚:黄河是天险,碉堡是硬壳,红军只要过不了河,山西就是安全的。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从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一百里的地段上同时发起渡河。阎锡山那套经营多年的碉堡防线,在红军选择的渡河点上没有起到他预想中的作用。渡河之后,红军向东猛插,战至2月27日,已经歼敌一个旅部加两个团又两个营,俘敌一千二百余人,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吕梁山区。
阎锡山反应很快。他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把手里的十四个旅编成四个纵队,从三月上旬开始分路向红军压过来。
红一方面军的应对是兵分三路:右路军继续南下,直逼临汾方向;左路军北上,进逼太原;中路军留在中间牵制敌人,守住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线。这个部署的意图很明确:不跟阎锡山的主力硬碰硬地打一场决战,而是把他的兵力扯开,在运动中寻找薄弱环节。
东征从2月20日渡河到5月5日西返,前后七十五天。
这七十五天里,红军在山西境内转战五十余县,击溃晋绥军三十多个团,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俘虏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多支,火炮二十余门。这些数字放在整个革命战争的尺度里不算惊人,但对于当时只剩一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来说,每一支枪、每一发子弹都是实实在在的补充。
更要紧的是两样东西:人和钱。东征期间扩大红军八千余名,仅在吕梁地区就扩军三千余人。筹款五十万元,组织了三十多支地方游击队。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压力,靠东征从山西搬回来的这批人力物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毛主席后来在东征总结大会上用四句话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军事上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收获。阎锡山原本在陕北一侧部署了四个旅,东征打响之后,他不得不把这些部队撤回黄河以东去守自己的老巢,陕北根据地东北方向的压力随之松动。彭德怀当初担心的“渡过去之后还能不能保住与陕北的联系”,在实战中并没有成为致命问题。
红军在山西境内始终控制着黄河渡口,中路军的存在就是为了守住这条后方通道。五月初西渡回陕北时,部队是成建制地撤回来的,不是被赶回来的。
东征没有在山西站住脚,建立一块新的巩固根据地。阎锡山加上蒋介石调来的中央军,兵力越聚越多,红军在山西境内继续待下去的条件越来越窄,五月初全军西返,回到了陕北。从“经营山西”的长远设想来看,这个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但东征要解决的,首先是一个“明天怎么过”的问题,而不是“明年在哪里”的问题。一万多人在陕北的冬天里,粮食、被服、弹药、兵员,每一样都在消耗,每一样都没有来路。
林彪想往陕南走,看到的是吃饭问题;彭德怀担心渡河,看到的是风险问题;毛主席看到的是,如果不主动打开一个缺口,陕北这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红军连等下去的本钱都会耗尽。
东征七十五天,带回来八千新兵、五十万元筹款、四千多支枪,把阎锡山伸向陕北的那几个旅拽了回去,把红军的枪口朝向了一个更大的方向。刘志丹在东征途中牺牲在三交镇,那是这场行动付出的代价里最沉重的一笔。
但部队回来的时候,比出发的时候壮了。对于1936年春天的红军来说,这个“壮了”,就是全部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