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傍晚,山东沧州大赵村,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正在参加一场侦察会议。细雨压低了村庄的声响,天色越来越暗,他让警卫员到附近借几盏煤油灯。谁也没有想到,离开会场的短短片刻,竟成了生死分界。
门外突然闯进十几个人。黄骅察觉不对,手刚伸向枪套,枪声已经响起。会场内顿时一片混乱,黄骅和多名干部倒在血泊中。来人没有停留,打完便迅速撤离。
两名警卫员听到动静后赶回,正好撞见逃跑的人。双方在雨幕中交火,警卫员投出手榴弹,击毙一人。可是他们惦记着会场里的首长,没有继续追赶,转身冲回屋内。
眼前的情形极其惨烈。包括黄骅在内,七名军区干部牺牲,另有数人受伤。伤员断断续续说出一个名字:“冯冠奎,快抓冯冠奎!”
这个名字让警卫员一时难以相信。冯冠奎不是外部潜入者,而是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队长,平日就在部队内部活动。一个担负警戒任务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向参加会议的干部开枪?
消息很快传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那里。黄骅遇害,不只是一起突发枪击,更可能牵涉军区内部的严重问题。罗荣桓随即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上级要求立即缉捕凶手,查清幕后原因。
冯冠奎原本出身地方武装,曾有土匪经历。后来队伍被日军打散,他转而投奔八路军。当时不少人反对收留,认为此人旧习难改。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却坚持认为,抗战时期应给人改过机会,并把冯冠奎留在身边,后来还让他担任手枪队长。
有意思的是,冯冠奎在部队中屡犯纪律,风评并不好,却始终没有受到应有处置。原因并不复杂:邢仁甫一直替他撑腰。黄骅遇害后,冯冠奎趁雨夜逃走,十多天没有落网,案件也因此陷入僵局。
真正的突破,来自邢仁甫自己的异常举动。他找到独立团团长冯鼎平,试图拉拢对方一起改变立场,甚至准备投向外部势力。冯鼎平没有立即识破,只把事情带回驻地,与一营营长王之斌、政委刘仁桂、二营营长刘虎臣商议。
几个人听完,当即表示反对。刘虎臣按住枪说:“让我叛变,做不到。”冯鼎平随后向第一一五师揭发邢仁甫的问题。由于邢仁甫在军区级别较高,地方干部不敢擅自处置,只能层层上报。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明确表示:“抓!必须抓!抓起来枪毙!”这句话并非针对一场普通军纪案件,而是因为黄骅案已经暴露出内部有人谋害干部、企图带队出走的严重事实。
邢仁甫早年曾在马鸿逵部任职,后来参加抗日武装,确实有带兵和组织地方力量的能力。但他把部队视为个人势力,信任旧军官和地痞武装,不愿接受党的领导。黄骅被派到冀鲁边区,表面是协助工作,实际也承担着监督和制约的责任。
两人的矛盾并非一日形成。据有关材料记载,邢仁甫此前曾试图投毒、凿船,都没有得手。黄骅在军区中的存在,使他的个人权力受到约束,于是暗杀逐渐变成了现实行动。
抓捕邢仁甫时,军区采取了调离其主要据点的办法,将他约到毕王文村开会。谁知负责警戒的警卫四连连长王爱芝是邢仁甫的亲信,见面后竟突然开枪示警。枪战随即爆发,邢仁甫在手枪队掩护下逃走,王爱芝还趁乱向自己手臂开枪,制造受伤假象。
邢仁甫只穿着短裤钻进青纱帐,企图逃往海边。途中遇到一名骑驴的侦察员,对方不知他已经叛变,反而把驴让给了他,自己拔枪准备掩护。大部队赶到后说明情况,才避免发生误伤。
邢仁甫最终逃到日伪控制区,抗战胜利后又投向国民党。冯冠奎因反复无常,后来被日军处死。天津解放后,邢仁甫被捕,1950年9月7日执行死刑。黄骅血案留下的,不只是几声枪响,还有根据地在严酷环境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队伍扩大之后,权力、纪律与信仰,任何一项松动,都可能酿成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