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奉调北京,出任副总参谋长。消息传开后,军内不少人感到意外。按当时的干部任用惯例,副总参谋长通常由大军区正职或具有相应资历的高级将领担任,而阎仲川此前只是大军区参谋长,军衔还是大校。
这不是普通的平级调动,而是一次明显的跨级任用。
当时的大军区参谋长属于正兵团职,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层级则更高一档。此前担任过这一职务的将领中,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也有海军、空军和总后勤部的主要负责人。许世友、邓华、杨成武、韩先楚等人,都是在拥有显赫战功和高级职务之后进入总参领导层。
相比之下,阎仲川的履历显得安静得多。
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参谋工作,熟悉作战计划、部队调动和军区指挥系统,却没有担任过大兵团主官,也没有以一线指挥员身份留下广为人知的战例。说得直白些,他的长处藏在文件、地图和命令里,不像许多名将那样,能够用一场场战役证明自己。
但参谋工作并不等于简单的案头工作。
一个成熟的参谋,既要熟悉部队情况,也要判断上级意图,还要把复杂信息压缩成能够执行的方案。尤其在大军区层面,参谋长必须协调作战、训练、后勤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可能影响全局。阎仲川能够从抗战时期一路做到广州军区参谋长,靠的显然不只是资历。
有意思的是,这次调动与当时军队领导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1968年,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开始主持全军参谋系统的工作。此后,广州军区和其他重要岗位陆续出现人事调整。龙书金被推荐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阎仲川则被调往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几项安排前后相接,背后有着明显的用人考量。
据有关回忆材料,黄永胜对这位老部下较为了解,也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军队用人讲究资历,但在特殊时期,熟悉情况、能够迅速进入角色,同样是重要条件。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对部队编制、作战方向和地方情况十分熟悉,这些经验到了总参,仍然有现实价值。
只是,职位上去了,压力也随之增加。
在广州军区时,他面对的是相对熟悉的工作环境;到了北京,则要直接参与全军层面的事务,接触中央领导和各大单位,处理的问题更复杂,牵涉面也更广。副总参谋长不仅要懂军事,还要善于协调关系。很多事情不能只靠一纸命令解决,必要的沟通、往来和应酬,也是当时工作的一部分。
偏偏阎仲川不喜欢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
老上级、老同事或者熟人邀请,他往往能推就推,能不参加便不参加,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公和研究材料上。有人觉得他不够圆融,也有人认为这正是他的性格:工作归工作,私人交往归私人交往,不愿意用过多的场面应酬去经营关系。
据说有人劝过他:“到了北京,不能只埋头办事。”他没有多作解释,只是表示,既然组织把他调来,总得先把分内的事情做好。
这类做法,在平常环境里未必会造成明显影响,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干部之间的关系、派别和信任,往往会被放在极其敏感的位置上。一个人是否善于表达,是否经常出现在某些场合,有时也会被纳入评价。阎仲川不愿参与非工作应酬,既体现了性格,也让他少了一层人情上的缓冲。
1969年9月13日发生九一三事件后,军队高级干部的处境发生变化,许多人的工作和待遇受到牵连。阎仲川也离开了副总参谋长岗位。此后,他的问题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处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明确安排。
按照有关决定,他以正兵团职待遇休养。这意味着,组织上对他的历史身份和原有待遇作出了相应保留,却没有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对一个曾经突然进入总参领导层、又在风云变化中离开岗位的将领而言,这样的结局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复杂性。
阎仲川没有留下太多轰轰烈烈的个人战绩,也没有靠频繁交际塑造自己的形象。他的经历更像一份特殊时期的军队用人记录:能力可能让人被破格提拔,性格却未必能适应复杂环境;职务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个人命运却常常取决于更大的历史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