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24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话题从中英关系谈到世界局势,也谈到了一个当时颇为敏感的问题: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不能相处?
这次会见的客人,是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对毛泽东而言,艾德礼并不是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曾通过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致信艾德礼,希望英国人民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并推动英国社会给予中国实际支持。
十七年后,两人在北京重逢,身份和环境都已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建立新政权,但西方国家仍在观望,朝鲜战争留下的对立也没有消散。英国虽然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因台湾问题、朝鲜战争和对华限制,与中国始终隔着一层。
毛泽东没有回避分歧。他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共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和平相处。他还说:“让我们作朋友吧。”这句话并非礼节性的客套,而是新中国对西方国家释放出的明确信号。
毛泽东特别说明,中国是一个刚刚开始改变面貌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建设需要几十年时间。经常打仗,经济就难以发展。因此,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同样需要和平。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这种判断很实际。
有意思的是,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美国。他认为,中苏英美等大国都应当靠拢一些,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中美当时彼此对立严重,英国却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个安排,体现出新中国外交并非只看阵营归属,也在寻找可以利用的现实空间。
1953年12月,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又为中国同英法等国接触提供了重要场合。外交重点由单纯巩固新政权,逐步转向争取更广泛的国际理解。对英国的接触,正是这一变化的具体体现。
法国方向的突破更为明显。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同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法国总理富尔支持承认新中国,也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他访华并会见毛泽东,双方讨论了中法关系以及国际局势。
毛泽东没有把中法关系简单理解为经济往来。他谈到,中国需要的不只是购买商品,而是成套设备、工厂设计、技术培训和工业建设方面的合作。这个考虑很清楚:外交关系最终要服务于国家建设,政治承认与经济合作可以相互推动。
1963年,富尔再次访华,实际承担了戴高乐总统的授权使命。11月2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富尔,直截了当地表示,中法可以成为朋友,但法国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能制造“两个中国”。
毛泽东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但还是可以合作。”这番话把意识形态差异与国家关系区别开来。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这一举动打破了西方对华关系中的坚冰。
对美国的接触,则经历了更长时间。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以及两国人员往来。他表示,中国不会因为没有进入联合国就不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也不会把战争当作解决国家关系的唯一办法。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当时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战火逼近中国南部边境,中美关系显然还不具备立即改善的条件。毛泽东却判断,中美两国关系最终会改变,只是需要时间。面对斯诺关于两国关系前景的询问,他回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
这并不是空泛的乐观。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新的支撑。毛泽东清楚,外交谈判既要讲原则,也要有实力作后盾。没有足够的国防与工业基础,许多和平倡议很难得到对方认真对待。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斯诺长谈5个小时,话题再次转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两国总要建交。”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中国北方又面对新的安全压力,双方都开始重新评估彼此关系。
随后,斯诺将谈话内容和中国方面释放的信号带回西方。1971年,相关报道引起美国舆论关注;同年,中美通过乒乓球外交等渠道逐步接近。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破冰。
从英国工党代表团到法国建交,再到对美国保持接触,毛泽东采取的并不是一条僵硬的外交路线。“一边倒”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安全和国际支持问题,但它从来没有排斥同西方国家寻找共同点。原则要坚持,渠道要打开,能够合作的地方就争取合作,这构成了新中国早期外交中十分鲜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