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翠鸟资本
有点突然,黄仁勋离开了他掌舵33年的英伟达(NVDA.O)。
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CEO,同时继续兼任原职。哈维·琼斯成为公司历史上首位董事会主席,正式CEO的遴选刚刚开始。
公司公告使用的是辞职。
此前市场讨论的六票罢免,描述的是董事会拥有的制度权限,不能写成六名董事已经完成投票、把黄仁勋赶出了公司。
但这个区别并没有减轻事件的冲击。创始人、CEO和董事三重身份在同一天结束,英伟达没有公布一位已经准备好的接班人。员工在内网发起声援,马斯克也公开签署请愿,希望黄仁勋回归。
一家公司在创始人仍然拥有巨大声望时,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首先写在股权和章程里,随后又落在英伟达三十多年形成的管理方式里。
六票与3.58%
黄仁勋没有制度上的特别保护。
虽然,黄仁勋持有的英伟达股份很多,值很多钱,却不足以控制这家公司。
英伟达2026年代理声明披露,截至3月23日,黄仁勋受益持有约8.706亿股,占普通股的3.58%。按9月申报的交易后余额和公司流通股数量估算,这一比例后来约为3.37%。贝莱德和先锋领航在年内披露的持股比例都超过7%。
英伟达只有单一类别普通股,每股一票。黄仁勋没有Meta和谷歌创始人那样的高投票权股份,也不能凭自己的持股决定董事选举结果。
CEO职务还受另一套规则约束。
英伟达公司细则第32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在有理由或没有理由的情况下,经在任董事过半数同意解除高管职务。黄仁勋辞职前,董事会有11名成员,理论上六票就能更换CEO,无须再提交股东大会。
董事席位则有更高门槛。
股东在任期内有因罢免董事,需要超过半数的全部表决权支持。无因罢免需要至少三分之二。董事会解除CEO职务和股东罢免董事,是两件不同的事。
这些规则共同说明,黄仁勋过去的权威主要来自经营成绩、董事会支持和股东信任,并不来自一张能够否决所有人的选票。今年6月,他在董事选举中获得约99%的赞成票。低持股没有妨碍他长期掌舵,前提是公司内外愿意继续支持他。
一旦信任出现裂缝,创始人身份本身提供不了额外保护。
英伟达为什么没有超级投票权?
迄今为止,英伟达没有公开留下一份文件解释黄仁勋当年为何没有争取超级投票权,后人不能把今天的处境直接想象成他1999年的疏忽。
但是,可以从上市时的股权结构看到一些现实条件。
1999年英伟达上市,按发行后口径,黄仁勋持股10.8%,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各持10.7%,红杉资本关联实体合计也持有10.8%。这是一家由多位创始人和早期投资机构共同持股的公司,黄仁勋从上市之初就没有绝对控制权。
此后,融资、股本扩张和员工股权激励不断摊薄创始人比例。黄仁勋的持股在2010年前后降到约4%,随后多年保持稳定。英伟达选择的一股一票,也让所有股东按照相同规则分享收益和承担风险。
后来上市的科技公司采用了不同安排。
Meta的B类股每股十票,扎克伯格以约13%的经济权益掌握约61%的表决权。Alphabet创始人也依靠高投票权股份,在退出日常管理后继续保持影响。
阿里经常被放进同一份AB股名单,其实它走的是另一条路。阿里只有单一类别股份,每股一票。阿里合伙人拥有提名或在有限情况下委任董事会简单多数成员的专属权利,控制权来自董事会提名机制。它与英伟达、Meta都不相同。
这些设计没有统一答案。
高投票权可以让创始人抵抗短期压力,坚持投入周期很长的项目,也会让普通股东更难纠正创始人的错误。一股一票提高了问责能力,也要求董事会为换帅承担经营后果。
超级投票权不是CEO的免职保险
把英伟达这场风波概括成没有AB股所以创始人出局,仍然少了一步。
超级投票权主要改变股东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影响董事选举和重大议案。CEO能否被董事会直接解除,还要看公司细则、任职协议和当地法律。即使创始人掌握多数表决权,董事会也不必然失去换帅权限。
创始人可以凭借投票权改组董事会,董事会因此更难与他对立。这是实际约束,不等于CEO在法律上获得了永久任期。
反过来看,黄仁勋即使拥有高投票权股份,也不能用它回答私人关系是否造成利益冲突、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充分、相关合规调查会走向哪里。治理问责不会因为创始人功劳大而失去必要。
因而,英伟达这次暴露的问题,不能只用控制权不够来解释。公司需要保护企业家作出长期决策的空间,也要保留董事会处理重大风险的能力。任何一边失去约束,代价都可能由员工和股东承担。
六票容易,接替黄仁勋很难
英伟达最难处理的部分,在换帅之后。
黄仁勋在2024年的公开对谈中说,公司有60名负责人直接向他汇报。他减少管理层级,让很多团队同时获得信息,也在集体讨论中解释自己的判断。这种结构提高了沟通效率,也把大量战略判断和协调工作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英伟达已经在2026财年年报中提示关键人员风险。如果继任规划、知识转移和平稳过渡做得不足,公司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可能受到影响。这段常规风险提示,如今成了董事会必须马上处理的事项。
克雷斯熟悉财务、客户和资本市场,适合稳定过渡。她同时兼任临时CEO和CFO,也反映出公司没有一位已经明确接任日常经营的二号人物。董事会接下来要寻找的人,既要理解芯片和软件路线图,也要处理云厂商、供应链、开发者和政府关系。
英伟达的产品、CUDA生态、订单和工程团队不会因为一份辞职公告消失。公司也明确表示,运营、客户承诺和产品路线图将继续推进。高盛等机构认为,已有订单和未来两年的产品安排可以支撑短期经营。
长期决策更难替代。
下一代产品押注什么,产能如何锁定,客户投资怎样安排,竞争加剧时是否继续高强度投入,这些都依赖管理层的判断。黄仁勋33年积累的信用和关系,也无法随岗位说明书一起移交。
资本市场已经给出反应。
截至11月13日的一周,英伟达股价下跌近13%,市值减少超过5700亿美元。同期还有AI板块回调、利率和监管预期等因素,不能把整周跌幅都记在换帅头上。辞职公告当天的剧烈波动仍说明,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关键人物风险。
员工请愿之后,董事会还要交出一份治理答卷
黄仁勋辞职前,英伟达员工在内网讨论中表达了强烈支持。所谓97%的员工希望留任,指参与一项自发投票的人,并非全体员工接受了完整调查。外部公开请愿的签名也由申报人自行填写,身份没有全部核验。
这些声音依然有价值。
员工比外部评论员更清楚黄仁勋怎样工作,也更担心管理层变化会影响自己的项目和团队。马斯克等人的加入,则把一场公司内部讨论变成了公共事件。
请愿无法替代股东投票和董事会程序。它给董事会提出了一个现实要求,处理创始人风险时,必须说明调查依据、决策过程和继任安排。只宣布换人,无法回答员工和投资者对经营连续性的担忧。
对所有大公司来说,英伟达这一课至少包含三项工作。创始人需要在融资和上市前想清楚控制权安排,董事会需要独立处理高管风险,公司还要让继任计划在风平浪静时就开始运转。
创始人不可替换,可能削弱问责。公司离开创始人就无法运转,同样说明治理没有完成。
英伟达如今要证明的,是董事会既有权作出艰难决定,也有能力让公司在决定之后继续向前。黄仁勋留下的产品和技术可以支撑一段过渡期,能否支撑一家公司,则要由新的管理团队来回答。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黄仁勋会回归,可能就在不久之后。
※此文为翠鸟资本原创文章,未获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