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岁末将至,财经舆论场中最引人注目的预警信号,来自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
他在近期多场高端论坛与闭门研讨中持续释放同一判断:从本年度收官阶段延伸至明年二季度,全球金融市场极有可能遭遇一场波及面广、冲击力强的系统性震荡,其强度或将比肩2000年科技股崩盘、2008年次贷危机等标志性危机事件。
为何这一声音不容轻忽?
高志凯拥有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早年任职于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后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副总裁,深度参与筹建中国首家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此后还曾以中国事务高级顾问身份服务于香港证监会。
当前市场情绪明显割裂。部分观点将其归类为“危言耸听派”,质疑其传播动机;但另一些重量级国际资本却正以实际操作悄然响应——用真金白银表达审慎立场。
三条风险脉络彼此缠绕:财政赤字、AI资本过热与持续高企的利率环境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联邦财政的刚性压力。
美国财政部每日更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1月9日,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已达40.56万亿美元;该数字在9月初刚刚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一年内净增约2.67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新增偿债义务73.5亿美元。
真正令人忧心的并非本金规模,而是不断膨胀的利息成本。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与参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联合测算,2026财年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预计达1.05万亿美元,占全年财政总支出比重升至14.2%,已显著高于同期国防预算(9137亿美元)。
这意味着,每征收七至八美元税收,就有一美元以上需优先用于偿还既有债务,教育投入、基建更新、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的资源调配空间正被持续压缩。
更严峻的是再融资压力正在加剧。未来18个月内恰逢大量低息旧债集中到期,而新债发行利率较原水平普遍高出2—3倍,导致利息滚雪球式攀升,债务可持续性面临实质性挑战。
海外持有者亦开始战略调整: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已正式建议,将债券组合中美国国债配置比例由70%下调至50%;在其持有的约2150亿美元美债头寸中,计划减持近800亿美元,使美债在其整体债券持仓中的占比从34.1%大幅回落至21.9%。
第二条风险线,聚焦于美股AI主题的估值透支现象。
Alphabet、亚马逊、Meta、微软、甲骨文五大科技龙头,在AI基础设施领域的设备类资本开支,预计将由2026年的7896亿美元跃升至2029年的1.3079万亿美元。
但巨额投入尚未转化为稳定现金流回报。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援引财报数据指出,过去四个季度中,上述五家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入的95.5%全部投向硬件购置,自由现金流同比骤降84%,仅余327亿美元;为填补资金缺口,今年前10个月合计发行公司债达1820亿美元。
盈利端反馈更为直观。
麦肯锡最新企业调研显示,仅有37%的受访组织确认AI技术已切实提升营业利润,该比例与上年度基本持平;美国人口普查局10月统计则表明,全美企业AI应用率仅为24.6%,而在已部署AI的企业中,57%仅将其应用于三项以内业务职能,深度整合仍处早期。
美联储理事巴尔在11月米兰举行的金融与人工智能峰会中明确警示: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七家AI相关企业,其资产负债表内债务总额预计将于年底前突破8000亿美元;若计入长期服务合同、设备租赁承诺及各类隐性担保等表外责任,潜在最大名义敞口已逾3万亿美元。
第三条风险线,锁定利率中枢的高位粘性。
2026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4.00%,系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重启加息周期;尽管10月会议选择按兵不动,但因当月CPI读数显著超预期,利率期货市场已近乎完全定价12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
商业地产领域的结构性隐患仍未化解。
美联储FRED数据库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美商业银行商业地产贷款拖欠率为1.53%,虽较前期峰值有所缓和;
但FDIC披露的细分数据显示,资产规模超2500亿美元的头部银行,其非自用型商业地产贷款不良率仍高达3.08%,远高于疫情前长期均值0.59%。表面缓释之下,真实风险仍潜伏于资产负债表深处。
不止一人发声:资金流向比语言更具说服力
高志凯的警示并非孤立回响,近期一系列机构行为与其研判高度共振。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指出,当前美股估值指标已逼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顶峰及1929年大萧条前夕水平;
10月7日,他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全球金融论坛上进一步强调,AI资产价格“正处于破裂临界点,距离爆破仅一步之遥”,并同步披露自身正加码做空美债,建议投资者将5%—15%资产配置于黄金,并积极拓展美国以外市场的布局机会。
他对财政路径的评估尤为直白:联邦政府年支出约7万亿美元,年收入仅约5万亿美元,债务增长已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扭转。
传统价值投资阵营的动作同样耐人寻味。
伯克希尔·哈撒韦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现金及等价物达创纪录的3973.8亿美元,二季度末仍维持在约3655亿美元高位,持续保留充沛流动性静待市场回调窗口。
巴菲特多次在股东大会及公开信中直言,当下市场投机情绪浓烈,大量资本正被转化为虚高账面价值,而非支撑实体经济的真实经营性现金流。
监管披露信息印证趋势分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布的13F文件显示,截至9月30日季度末,索罗斯家族办公室对英伟达的持仓削减幅度接近20%,为年内最大单季减持;同期至少有12家知名家族办公室同步降低英伟达仓位。
这些动作背后的逻辑并不晦涩。
行为金融学经典研究早已证实,股价波动幅度通常会放大基本面变化的三至四倍,其间差额正是群体性贪婪与恐慌情绪的具象化体现。
当前美股AI板块正是典型样本:
底层技术演进确属不可逆浪潮,但二级市场估值已大幅领先盈利兑现节奏,融资链条亦日益复杂冗长。一旦高利率环境持续压制贴现率,或某家头部厂商出现订单下滑、业绩不及预期等导火索,市场将迅速重估未来现金流折现价值,泡沫最脆弱环节将率先承压出清。
再看风险传导路径:地缘冲突推升原油价格,油价上涨加剧通胀黏性,通胀压力迫使美联储维持紧缩立场,而高利率环境则同步挤压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与科技资本回报率双重空间。
高志凯反复强调,即便中东局势未再升级,本轮风险也将在内生动力驱动下如期浮现,外部冲突仅可能加速其爆发时点。
对中国市场的外溢影响无需过度担忧。
高志凯本人明确表示,外部波动难免波及国内,但我国财政基础坚实、政策工具箱充足、宏观调控回旋余地广阔。当前货币政策取向与美国明显错位,仍处于适度宽松、着力扩大内需的主航道之中,这本身即构成一道重要缓冲屏障。
结语
梳理可知,高志凯此次风险预判的核心框架包含三点:美国联邦利息负担持续侵蚀财政腾挪空间,AI领域资本投入与实际收益严重脱节,而高利率环境则将上述两大隐患锁定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共振放大。
回望历史,每一次重大市场转折之前,往往已有大量客观数据与专业提示铺陈于前,只是多数参与者习惯性选择忽略。
从现在到明年一季度,应重点关注美联储后续议息节奏、10年期美债收益率走势、头部科技公司自由现金流修复进度以及新增债券发行频率与规模等关键风向标。
风暴是否降临、何时抵达,尚无确定答案;但提前看清资产负债表上的真实缺口,永远比风雨突至时仓促寻伞来得更加从容与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