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正在面临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究竟是把中国当成可以长期合作的邻国,还是把南海争议当成争取美国支持、扩大国内政治影响力的工具?这两条路线看似都能给菲律宾带来一些短期收益,实际付出的代价却完全不同。尤其到了2026年11月,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一年即将进入收尾阶段,中菲关系的起伏已经成为马尼拉无法回避的外交考题。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菲律宾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承受长期地缘政治对抗的国家。它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对外贸易依赖程度较高,能源供应、制造业原材料、基础设施建设和海上运输都与外部市场紧密相连。总统可以发表强硬讲话,军方可以举行联合演习,外交部门也可以不断提出抗议,但这些动作能否给普通家庭增加收入,能否让企业获得更多订单,才是菲律宾选民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过去几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明显向美国倾斜。马科斯政府扩大美菲防务合作,开放更多军事设施供美军轮换使用,还积极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系。这种变化并不是单纯增加几个军事合作项目,而是菲律宾安全政策出现了方向性调整。华盛顿希望利用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加强西太平洋军事布局,马尼拉则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增加自身在南海争端中的筹码。
问题在于,菲律宾得到的军事支持越多,并不意味着它就能摆脱地缘政治风险。美国与菲律宾之间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条约并不是一张可以任意使用的安全保险单。美国会根据自身战略利益决定介入程度,菲律宾却必须直接面对周边局势变化带来的影响。倘若海上摩擦升级,最先承受航运、渔业、旅游和投资压力的,很可能就是菲律宾本身。
2026年的菲律宾已经出现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安全合作不断加深,经济合作却没有因此变得无关紧要。菲律宾政府需要美国的军事支持,也需要中国及其他亚洲经济体提供的商品、设备和市场。这种双重需求决定了菲律宾很难彻底走向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道路。
2025年的菲律宾官方贸易统计,已经把这种现实摆得相当清楚。根据菲律宾统计局2026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25年菲律宾从中国大陆进口商品价值约384.4亿美元,占全部进口额的28.6%。同一年,菲律宾向中国大陆出口商品约93.1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1%。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菲律宾的重要销售市场,也是菲律宾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的重要供应方。
进入2026年,这种联系并没有明显减弱。菲律宾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数据表明,菲律宾从中国大陆进口商品达到232.3亿美元,占同期进口总额的29.7%,中国大陆继续位居其进口来源地首位。电子产品、矿物燃料、机械设备以及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都与菲律宾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菲律宾如果把双边关系推向长期对抗,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供应链成本和企业经营压力。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经济问题:菲律宾并不是只需要把产品卖出去,它还需要持续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一个电子产品出口企业,可能需要从中国采购零部件、机械和配套设备,再把加工后的产品卖往美国、日本等市场。假如政治关系恶化导致贸易成本增加,受影响的不只是中菲两国的进出口数字,还包括菲律宾本土工厂的生产效率、就业岗位和企业利润。
农业也是菲律宾不能忽视的领域。香蕉、菠萝、椰子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关系到大量农村家庭的收入。农产品贸易并不是简单地把水果装上船就能完成,还涉及冷链运输、质量检验、检疫标准、港口周转和长期采购合同。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增加种植户和出口企业的经营负担。菲律宾政府如果只顾着在外交层面展示强硬,却没有认真维护农产品出口市场,普通农业从业者自然会感受到政策代价。
菲律宾自身的农业数据也说明了压力所在。菲律宾统计局2026年3月公布,2025年该国农业贸易总额达到296.3亿美元,其中进口203.7亿美元,出口92.5亿美元,农业贸易逆差达到111.2亿美元。到了2026年9月,菲律宾农业出口额同比下降21.2%,降至6.421亿美元。这里不能把出口下滑全部归因于中菲关系,但它至少说明菲律宾农业产业本身就需要稳定市场,而不是不断增加外部贸易的不确定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菲律宾国内并非所有政治力量都愿意支持持续对抗中国。地方政府、农业出口商、制造业企业、港口运营商和旅游业从业者,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关心的不是外交声明写得有多强硬,而是货物能否顺利出口、投资能否落地、运输成本能否控制,以及未来几年能不能获得稳定收入。
再看2026年11月的最新外交动态。菲律宾原本希望利用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这项谈判已经持续多年,核心意义在于建立更加明确的海上行为规范,减少误判和意外冲突。对于菲律宾来说,如果能够推动有关协议取得实质进展,也有助于其展示外交协调能力。
11月15日,菲律宾外交部长特蕾莎拉扎罗公布了谈判进展。中方与东盟国家已经对约80%的草案内容达成临时共识,但仍有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适用范围等问题。路透社同日也报道,菲律宾未能在本届东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完成这项谈判。剩余工作将交由下一任轮值主席国新加坡继续推进。
这个进展值得仔细分析。80%的草案内容取得临时共识,不代表协议已经签署,更不代表所有争议都得到解决。剩余部分恰恰涉及各方最在意的原则和实际约束。菲律宾原本希望在自己的主席国任期内取得更大成果,现在只能把尚未完成的任务交给新加坡。这说明南海问题不是通过几次峰会、几份声明就能解决的,真正需要的是各方保持沟通,寻找可以长期执行的规则。
11月16日,马科斯在第29届东盟—中国峰会上再次强调,应当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中,重视克制、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他还谈到了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取得的进展。这一表态说明,即便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仍有分歧,菲律宾政府也清楚,外交沟通不能中断,经济合作不能被完全抛弃。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相关峰会上提到,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累计双向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区域经济联系,不可能因为某个国家的一次政治选举就轻易消失。菲律宾如果选择持续对抗,失去的可能不只是某一个项目,而是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部分机会。
从政治角度看,真正影响菲律宾未来对华路线的,是2028年总统选举。
根据菲律宾宪法,总统任期为六年,马科斯无法再次竞选连任。2028年5月的总统选举,因此将成为菲律宾外交路线重新调整的重要机会。不过,必须注意,距离正式选举还有一年多时间,目前的民调只能说明阶段性政治倾向,不能当成选举结果。
2026年11月5日,《菲律宾星报》公布了OCTA Research的一项总统选举意向调查。调查时间为9月28日至10月4日。在莎拉杜特尔特与莱妮罗布雷多假设进行一对一竞争的情况下,莎拉获得40%的支持率,罗布雷多为33%,另有26%的受访者尚未决定。与此前7月的同类调查相比,两人的差距有所缩小。这个数据至少说明,菲律宾选民的政治选择仍然存在较大变化空间。
但不能简单地把菲律宾国内的政治人物划分成亲华和反华两类。候选人可能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同时又希望恢复经贸合作;也可能强调外交自主,却不愿在南海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真正需要观察的是他们如何处理具体政策,而不是仅凭竞选口号给某个人贴标签。
对菲律宾选民而言,未来的选择其实很现实:国家究竟需要一位善于协调大国关系、维护经济利益的总统,还是一位把对外强硬作为主要政治资源的总统?这两种路线可能在竞选期间都能获得支持,但执政之后所面对的现实压力完全不同。
美国因素也不能忽略。2026年11月10日,美日澳菲四国防务部长公布联合声明,提出加强防务协调,推动在菲律宾建立联合协调中心,并进一步增加联合演习和安全合作。声明所涉及的合作,已经不仅限于传统的军事训练,还包括防务投资协调、指挥协作和地区安全机制建设。
这说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正在从单次演习向更加长期的机制化方向发展。对于美国而言,菲律宾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对于日本和澳大利亚而言,菲律宾也是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但菲律宾必须想清楚,参与这些机制究竟能够增加多少自身防卫能力,又会带来多少额外的地缘政治风险。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菲律宾并非没有调整空间。2026年8月底,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尔德兹曾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现阶段将优先完成现有9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地点的建设工作,暂时没有立即增加新地点的计划。这说明即使双方持续深化合作,菲律宾内部也存在对军事设施扩张速度和实际安排的考虑。
而对于中国来说,菲律宾的地理位置重要,不意味着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菲律宾任何外交和军事安排。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立场不会因为菲律宾总统更替而改变。愿意谈判,不代表放弃原则;愿意合作,也不代表对损害中国正当权益的行为没有应对手段。
如果未来菲律宾再次选出一位将对华强硬作为主要执政路线的总统,中国的政策空间和应对方式自然会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始终重视中菲关系的大局,希望通过外交磋商处理海上分歧,通过经贸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但如果一方不断把外部军事力量引入争议海域,同时又损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中方就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友好而一再降低自己的要求。
这种应对不必理解成全面对抗,而是有针对性地维护国家利益。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合作项目,可以加强风险评估;对于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于违反有关规定、危害海上安全的活动,也可以通过外交交涉、海上执法和必要的防卫部署作出回应。
军事层面的变化尤其需要菲律宾认真评估。中国在南海拥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能力,海警、海军以及海上监视力量能够在不同任务中发挥作用。菲律宾如果不断增加外部军事力量介入争议海域的程度,就必须考虑双方综合实力、后勤保障和持续行动能力之间的差距。不能把获得几套先进武器,直接等同于获得了改变地区力量格局的能力。
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承诺能否经受长期考验?菲律宾不能只看到美军军舰停靠、飞机抵达和联合演习的新闻,还要研究美国在不同地区同时面临安全任务时,究竟会如何分配军事资源。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完全建立在别国的战略承诺之上,尤其不能把自身的外交选择变成别人地区战略中的一个环节。
从这个角度看,菲律宾真正需要的不是不断寻找新的外部军事支持者,而是建立能够处理复杂邻国关系的外交能力。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存在分歧,这是客观现实,但双方也有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只要能够管控海上风险,尊重彼此合理关切,农业、贸易、基础设施、能源和人员交流仍然存在合作空间。
2028年的选举还没有到来,菲律宾国内政治也远没有尘埃落定。莎拉杜特尔特、莱妮罗布雷多以及其他可能参与竞争的政治人物,都还需要面对政党支持、民意变化和政策审视。现在就认定某个人必然当选,或者断言菲律宾必然转向某种外交路线,都缺乏足够依据。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菲律宾选民不会永远只听政治人物谈论南海和美国。他们还要考虑食品价格、就业机会、农村收入、能源供应以及国家财政。一个总统如果能够在安全问题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又能让菲律宾获得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自然比单纯依靠对外强硬更有说服力。
菲律宾人又不傻。国家发展不是一场政治表演,外交也不是谁的声音更大,谁就能得到更多利益。倘若未来再次选出一位只会依靠对华强硬获取政治支持的总统,菲律宾就必须准备面对由此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成本。
中国不会因为菲律宾换了一位总统就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因为对方采取强硬姿态就放弃正常合作。中菲关系可以改善,也可以在分歧中继续沟通,但绝不能建立在一方不断损害另一方正当利益的基础上。
对菲律宾来说,2028年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谁能够在竞选舞台上喊出更强硬的口号,而是谁能够让这个国家少一些外部风险,多一些经济机会。对中国来说,邻国友好值得珍惜,国家利益更不能退让。合作的大门可以一直敞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把中国的克制当成没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