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数字:2亿。

这是官方测算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跑货运的、做直播带货的、接零活的、自己开小店的,都在这个群体里。

放在全国七亿多就业人员里,差不多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以上没有固定的单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合同,收入按单、按天、按项目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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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这个群体是中国经济的“蓄水池”。

工厂订单少了,有人去送外卖;公司裁员了,有人去开网约车;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就先在平台上接单过渡。

灵活就业接住了一波又一波的就业压力,让失业率始终保持在相对平稳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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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这份稳定里,有相当一部分功劳属于这2亿人。

可问题在于,蓄水池是有容量的,而且水会变老。

标题说的“很严峻问题”,不是收入波动,也不是平台抽成,而是一个正在逼近的现实:中国第一批大规模灵活就业者,正在集体步入中年,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为老年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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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算一笔年龄账。

外卖、网约车、快递这些新业态大规模兴起,大约是在2015年前后。

当年三十岁左右入行的那批人,如今已经四十出头;当年从工厂转过来的四十岁的人,如今已经年过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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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有天然的年龄天花板,五十岁的骑手每天跑十个小时、爬几百层楼梯,身体扛不扛得住,大家心里都有数。

问题是,他们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十年以上,而手里的养老“存折”,却薄得可怜。

这就是第一个硬伤:养老保险参保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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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底,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有7057万人。

和2亿的总量相比,这意味着大量灵活就业者要么只参加了待遇很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要么干脆断缴、没缴。

很多人年轻时觉得社保是“以后的事”,每个月一千多元的缴费不如攒在手里实在;等到四五十岁想补,才发现缴费年限不够,补缴成本又高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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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居民养老保险确实门槛低,一年缴几百元到几千元都行,但待遇也低得多,很多地方每月领到手的只有一两百元到几百元,在城市里连房租都不够。

对一个在城里干了半辈子的骑手、司机来说,指望这点钱养老,几乎等于没有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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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之间的待遇落差,正是灵活就业者老年生活最大的隐患。

为什么不缴?

答案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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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要承担单位和个人两部分,缴费比例大约是缴费基数的20%。

以一些地方今年的标准为例,缴费基数下限四千多元,一年下来最低也要一万多元。

对一个月收入六七千、还要养家还房贷的骑手来说,这笔钱掏得肉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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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职工的社保有单位分担大头,灵活就业者却要一个人扛下全部,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第二个硬伤是收入天花板正在压低。

外卖、网约车、即时配送这些行业,门槛低、进出自由,每当经济承压,就会有大量新人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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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了,单子却没有同比例增加,平台的派单和定价规则又倾向于压低单价,结果就是人均收入被稀释。

很多从业者的切身感受是:跑得比以前多,挣得却没比以前多。

收入不涨甚至下滑,连当下的开支都要精打细算,更谈不上拿出钱来为二十年后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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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笔常被忽略的账:健康。

长期风吹日晒、饮食不规律、精神高度紧张,很多骑手和司机年纪不大就落下了腰椎、胃病、高血压等毛病。

体力劳动者的职业生命,本来就比坐办公室的人短;如果四五十岁身体先垮了,收入断崖式下跌,养老准备又不足,一家人的生活都可能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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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平时看不见,等到集中爆发时,往往已经来不及补救。

第三个硬伤是职业风险高、保障薄。

骑手在马路上和时间赛跑,司机在夜里连续开车,货运师傅长途奔波,出点意外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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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们因为难以认定劳动关系,被挡在工伤保险门外,一旦受伤,医药费和误工损失往往只能自己扛,或者和平台、站点反复扯皮。

好在这块短板正在补。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从2022年在7个省市起步,今年7月1日起已经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截至6月底累计参保接近3000万人,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更多平台被纳入进来,有平台宣布为全国骑手全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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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实打实的进步,也说明问题一旦被正视,是有办法解决的。

可职业伤害保障解决的是“出了事怎么办”,解决不了“老了怎么办”。

这才是2亿人真正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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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灵活就业者的一生想象成一条抛物线:二三十岁体力最好、接单最多、收入最高,四十岁以后逐渐下滑,五十岁以后很难再靠体力活维持原来的收入。

偏偏养老保险的逻辑是年轻时多缴、老了多领,灵活就业者恰恰在最该缴费的年纪,最舍不得缴费。

有人会说,那就让他们回工厂、回单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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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回不去了。

一个在平台上干了十年的中年骑手,很难再被工厂录用,工厂更喜欢年轻熟练工;技能单一、学历不高,转去其他行业也处处碰壁。

灵活就业原本被看作过渡,可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它变成了终点站,而终点站之后是什么,没人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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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年轻的一端。

今年9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为18%左右,8月一度接近19%。

大量年轻人在找不到合适工作时,也会先进入灵活就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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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蓄水池不只在变老,还在被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水,而这些新水同样面临着收入不稳、保障不足的问题。

如果不提前设计好制度,十年后我们会面对一个更庞大的“中年灵活就业者”群体。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已经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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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口结构不等人。

我国正在加速老龄化,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3%左右,养老金支出压力逐年加大,而缴费的人在相对减少。

如果占劳动力很大比例的灵活就业者长期游离在职工养老保险之外,将来要么领很低的养老金,生活陷入困顿;要么只能依靠财政兜底和家庭支撑,压力最终还是会转嫁给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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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消费。

一个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不敢花钱的。

2亿灵活就业者背后是几亿家庭成员,他们的消费意愿,直接关系到内需能不能真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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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一边喊扩大内需,一边让这么大一个群体对养老忧心忡忡,账是算不过来的。

让灵活就业者老有所养,不只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那么,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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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几件事值得做,而且有些已经在做。

放眼国外,平台劳动者的保障问题同样是各国头疼的难题。

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定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属于“工人”,应当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基本权益,这个判决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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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国情不同,做法不必照搬,但方向是一致的:平台经济不能建立在劳动者“零保障”的基础上,制度必须跟上新的就业形态。

第一,降低参保门槛,让“缴得起”成为可能。

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并在缴费基数、缴费时间、缴费方式上给予更大灵活性,也就是常说的“一放开、三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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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向是对的。

下一步还可以考虑对低收入灵活就业者实行阶梯缴费、财政补贴缴费,让他们能先缴起来、缴下去,而不是一看金额就放弃。

第二,压实平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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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从每一单里抽取佣金,享受了灵活用工带来的成本优势,就不能把社会保障的担子全部推给个人。

相关部门已经提出要进一步明确用工主体和平台企业的缴费责任,职业伤害保障由平台缴费已经开了个好头,养老保险能不能也探索“按单计提”,每完成一单就由平台按一定比例为劳动者缴存一笔,这值得认真研究。

2025年以来,司法层面也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缴社保的条款无效,社保不是可以随便“商量掉”的福利,而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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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给中年灵活就业者留一条转型通道。

职业技能培训不能只停留在“发证书”,要和真实的岗位需求对接,比如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设备运维、社区服务,这些行业用工缺口大,对年龄的容忍度也更高。

让四五十岁的骑手、司机有机会转到更可持续的岗位上,比让他们在马路上跑到跑不动要好得多。

第四,个人也要算清楚这笔长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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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社保不是负担,而是给二十年后的自己买的一份保险。

年轻时少缴一年,老了可能要多熬好几年。

能缴尽量缴,哪怕先按最低档缴,也比完全断缴强;有条件的,可以把缴费年限尽量拉长,这比任何理财产品都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