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半,殡仪馆的停尸间冷得像口冰窖,我刚灌下一口浓茶压住困意,身后那张盖着白布的推车忽然动了一下,紧接着一个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的声音传了过来:“兄弟,现在几点了?”
我手里的不锈钢保温杯“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滚出去老远,热水泼了一地,在惨白的节能灯下冒着热气。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后背的汗毛一瞬间全炸了起来,头皮发麻,连呼吸都忘了怎么喘。
那是二零一六年冬天的事了。那年我二十四岁,大专毕业后在老家县城混了两年,换了好几份工作都没攒下钱。家里催着相亲买房,我一咬牙,托远房表叔的关系,进了县殡仪馆当了一名遗体接运工兼夜班值守。图的就是每月六千五百块钱的死工资,还有夜班补贴——那时候在县城,这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我的师父老周是个干了二十多年的老殡葬人,平时话不多,烟瘾极大。那天傍晚交接班时,老周揣着双手缩在棉大衣里,把值班室的钥匙扔给我,顺嘴叮嘱了一句:“今晚没啥大动静,就下午刚从邻镇拉回来一个无名男尸,民警那边正在核实身份,还没通知家属,先停在三号冷柜旁边的暂存推车上,等明天法医过来做完表面勘验再入柜。你夜里勤巡着点,别让野猫钻进来。”
我当时满口答应,心里压根没当回事。因为我当时已经干了三个月了,死人见得多了,最初的恐惧早就被繁琐的搬运、登记、消毒磨平了。我觉得人死如灯灭,再体面、再凶狠的人,躺到那张不锈钢推车上,也就剩下一具沉甸甸的躯壳,反倒比活人省心。
那晚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外面刮着西北风,吹得值班室的铝合金窗户“呜呜”作响。馆里除了我,就只有门卫室里耳朵背得厉害的张大爷。我窝在值班室的旧皮沙发里刷手机,刷到两点多,眼皮实在打架,想着去停尸间转一圈,顺便去趟厕所,回来就能眯到天亮。
停尸间在走廊最尽头,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混杂着福尔马林、消毒水和陈年阴冷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墙上的节能灯坏了一盏,剩下一盏光线昏暗,把一排排冷柜的影子拉得老长。
那辆停着无名男尸的推车就放在走廊中间的空地上,那天下午送来的时候我看过一眼,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旧棉袄,裤脚沾满泥点,脸上冻得青紫,眉毛和胡茬上还挂着白霜。
听送他来的派出所民警说,是在邻镇一条干涸的河沟里被放羊的老汉发现的,身上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机,兜里只有半包皱巴巴的红梅烟和几张一块五毛的零钱,大概率是周围村里的流浪汉,或者是走失的老人,活活冻死在野地里的。
我打着手电筒,习惯性地走过去,准备掀开白布一角确认一下有没有野猫或者老鼠啥的。就在我刚弯下腰、手指还没碰到白布边缘的时候,白布底下的胸口位置,极其轻微地起伏了一下。
我以为是自己熬夜眼花,揉了揉眼睛,屏住呼吸凑近了看。紧接着,那只垂在推车边缘、原本僵硬得像枯树枝一样的手指,猛地抽搐了一下,白布滑落半截,露出一张布满沟壑的脸。
他闭着眼睛,干裂起皮的嘴唇微张,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拉风箱声,紧接着就问出了那句让我魂飞魄散的话:“兄弟,现在几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