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南京开了两家“零元面馆”,不设领取门槛,只要自带碗筷,人人都能免费吃上一碗素面。但周边的廉价餐饮店则抱怨,自家生意减少。尽管开零元面馆的老板,都愿意补偿部分搬迁费用,可算仁至义尽了,但舆论却普遍同情廉价餐饮店,批评零元面店。
这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观念、思想变迁,耐人寻味。一套观念在舆论里被悄悄置换掉了。
一、所谓调和办法,都是假象
首先,餐饮店老板的损失真实存在,但不能将餐饮店的损失,夸大为一种公共利益的损失。比如说零元面馆撤场,街区的餐饮供应无法恢复。实际上,零元面馆即便走了,要弥补也很快,一辆三轮炒饭车就足以填补需求。这不是需要装修投入上百万才能开的餐厅。
其次,零元面馆和餐饮店的矛盾,没有办法可以两全其美。
很多人说,零元面馆的方式不好,没有精准针对应该得到帮助的对象。但是,筛选是要成本的,对于民间慈善而言,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个筛选。筛选的成本,远远高于一碗面了。政府有能力筛选,只是看起来边际成本小,但政府那台机器运转,一天也没有便宜过。
实际上,零元面馆本身并不是没有筛选。
选址就是一种筛选。零元面馆今年10月在南京先后开出两家:一家在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片区,在殷巷市场及周边共集聚了130多家人力资源和劳务派遣机构,务工人员多数系外地来宁人员,大龄人员居多。原本的餐馆的食客绝大部分是老年人,残疾人和环卫工人。
有人建议,应该换一个地方,避免对这条街的商业冲击那么大。另一家零元面店开在南京雨花台区岱山片区,周围只有肯德基、药膳鸡、马厂老火锅等餐饮店。这几家生意和面馆并不冲突,但是,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帮不到人了呢?
如果在北京国贸、上海陆家嘴,去开一家零元面店,一点都不会影响周边人均100、200的餐馆的生意。甚至也没人去,因为去了被同事看到要丢脸。但这样的零元面店又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选址,零元面馆还存在很多其他筛选机制。自带餐具,就是一种筛选方法。素面,也是一种筛选。大大的招牌,也是筛选。甚至,说个政治不正确的,但实际上真实存在的筛选:零元店里的食客,本身也形成一种筛选。
这些筛选之下,仍然要冲击周边餐饮店的生意。这只能说明,餐饮店的顾客和零元面店的目标帮助对象,是重合的。所以,所谓筛选就能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
其他的一些方法都是没有用的,比如,将零元面馆的帮助,分散地投向多个地区的穷人,的确可以减小对特定区域的廉价餐厅的影响,但这种分散本身就是需要成本的。减少供应时间、错开高峰用餐时间,本质上无非还是抑制零元面馆帮助的人的规模,维持餐饮店老板的生意。
现在,在压力之下,零元店提高了筛选门槛。面馆实行限定就餐对象,门口也新贴出“温馨告知”:即日起,6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员可进店免费就餐。
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外貌特征明显或者有制服,都能一眼识别,零元面馆承受不起其他鉴别方式。但这其实走偏了。
比如快递和外卖员,稳定工作,一个月收入六七千,在南京并不算差的。但周围那些干日结的、工作不稳定、四五十岁的人,反而因为很难被识别,却被排除在外。他们正是零元面店最想帮助的对象。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餐饮店的老板获益了,而那些做日结的人,受损了。我之前就说过,一旦施压,干预,必然跑偏。现在果然发生了。
二、慈善带来的商业挤压,比市场竞争更合理
不可调和的矛盾,无处不在。
如果不是来了一家慈善面馆,而是来了三家经营的面馆,生意同样要变差,又怎么办呢?
或者,这几家面馆中的其中一家,因为生意不好,降价,又怎么办呢?再或者,其中一家面馆,没雇工,都是自家老人在做事,成本更低,要降价,又怎么办呢?
推而广之到其他行业,你写一篇稿,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失去了机会。你做一条视频,就抢占了另一条的注意力。这和零元面店和廉价餐饮店的矛盾是一样的。
你为了买一个包包,去竞争了升职,为了一个奢侈性目的,挤占了一个需要更多工资养两个小孩的人,没人说这不应该。因为利益受损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没有侵犯权利,这是正常的社会竞争。
慈善是否一样了?
在国外,街头排队领饭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救助站、食物银行、教堂厨房一字排开,谁来都能领一份现成盒饭,也不问身份。那会不会对周围的店铺形成挤压呢?当然也会。
我认为,慈善目的比市场竞争,在道德上更高,也更具合理性。需要强调的是,慈善行为即便挤占了利益,也具有道德性,其逻辑不源自做慈善的人的崇高。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满足的是做慈善人的自我满足,可以将之看作一种自私。但慈善真正的道德性、合理性,源于更多的弱势者受到了帮助。正如前面所说,弱势者的钱,并不是餐馆老板的,无数个穷人节约十块钱,比餐馆老板赚这笔钱,具有更高的道德性。
不妨假设一下,这个地段新开了几家餐馆,老板为了赚钱,赚了钱喝酒打游戏。这时原来的餐馆生意同样会不好,但穷人一份不少花。这种情况,不会有人说什么。相对这种情况,免费面馆带来的唯一不同,就是穷人可以节约钱了。那么,它怎么会比前者更不道德性、更不合理性?
三、要透过现象看权利
这件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观念机制:往往都是从朴素的直觉出发,缺乏权利框架的思考。这种缺乏深层思考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朴素自觉最容易被利用,成为以闹取胜的根源。而最终,这种朴素直觉指向的就是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代价,则由一部分人默默承担。
某种程度上,事情正在具体而微地发生。
即便抑制了零元面馆,但部分周边商户仍然认为,快递员、外卖员同样是自家主要客源,希望进一步协调供餐时间和服务对象。当地相关部门又回应了,表示正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不得不说,这些商家真霸道,因为曾是他们的客源,所以就不能接受任何帮助和善意。最终,朴素的直觉企图建立最完美的方案,但最终被牺牲的,却是最无法发声的那一部分人。
所以,很多时候,承认矛盾不可调和,问题是无法解决,反而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比如,女大学生用生理周期抗拒体育课,必须承认这件事无法解决,不能脱裤检查,也不能建一个生理期档案。大学生上课玩手机,不能用摄像头去监控抬头率。
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凭声量,凭舆论说话,而是要讲道理。道理就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础、更珍贵的原则、观念。
商家想赚钱,没错。做慈善的想送人钱,也没错。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就回到下一层,权利框架去分析。这个权利原则就是赚钱靠服务,如果别人不需要服务了,就赚不到钱了。顾客兜里的钱,绝不是商家应得的,不是商家的权益。赚不到钱了,是受到损失了,但权利并未受损。但抑制零元面馆,抑制的是行使自己财产的权利。这是一种更保守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干预,才更值得警惕。
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慈善。但做善事,也讲究一个初心,一个缘分,不是给10块钱,也不是发两个包子,就是一碗面,很可能源于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或者儿时的记忆,让他想做的是送出一碗面。这是他的权利。如果做善事的财产权,都要被干涉,那么,其他的财产权被干涉,在社会观念里,就已经没有一层拦得住的逻辑了。
四、“共情失去”压倒了道理
某种程度上,人们放弃道理,放弃权利框架,被餐饮老板带偏方向,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失去”特别敏感。
过去很多时候,共情本更容易流向“本来就没有”的人,那些匮乏、底层、一直很难的群体。而现在,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对“失去”的敏感度远高于对“弱者”的敏感度。这种“失去”是一种向下滑落,是存量的消失,稳定的岗位、原本有的生意、奖金、预期中的收入。
原本维持现状是寻常,但失业、订单缩水、奖金清零,本该保有的东西被拿走了。失去带来的失落、恐慌,远大于单纯的低收入。这种对失去的敏感性,具有很强的代入性。看着餐馆老板哭喊着没生意了,上班族能想象自己失业、小老板想到订单消失、拿年终奖的人能理解预期落空、还有那失去的房价。这种共情本质上是时代中的风险共振。
共振之中还压着共同的委屈和不公平感——“我什么都没做错,怎么就成了这样”。委屈产出愤怒,而愤怒从来都是流量的法宝。共情和愤怒的情绪之下,“失去”的故事,就更容易被夸大,获得流量和支持,而一直艰难的群体,反而更容易被忽略。
于是人们放弃道理,转向同情“失去”。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同情“失去”,放弃道理,也带来可以预言的损失。
从更大层面来说,这实际上涉及对出清阶段的市场竞争,对AI新技术的看法。因为市场、创新都是靠个体权利,进行复杂的运行的,一旦被朴素的情感压过,市场运行、技术创新就会被扭曲。
经济复苏需要出清市场,而出清市场是一个特别痛苦的阶段,会产生诸多“失去”——低价处理存货、破产清算、变卖资产、失去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关于价格、市场的愤怒,本质就是对失去的敏感和愤怒。但是,这种情绪,会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回应情绪,进而去阻碍市场出清,阻挡技术创新,就像面馆被约束了。然而,这让经济下行的痛苦延续更久,甚至失去市场本身。
当然,很多时候,一件好事,发生得过快,可能就边成坏事。很多事情,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穿透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去守住人类文明发展的底层道理。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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