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7日,广州刚刚解放不久,叶剑英在广东省城接见了一位特殊来客。来人不是起义部队的将领,也不是刚刚归队的老同志,而是曾经站在国民党一边的莫雄。

此时的广州,接管工作千头万绪。旧政权留下的机构如何处理,社会秩序如何恢复,部队怎样整编,工商业怎样维持,都等着新任华南分局负责人和广东军区领导作出安排。莫雄的名字,却被单独提了出来。

原因要追溯到15年前。

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会议提出以重兵推进、碉堡封锁和交通截断相互配合,逐步压缩红军活动区域。相关部署极为机密,参加会议的莫雄,恰好掌握了其中的重要内容。

莫雄当时任国民党军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表面上是执行“剿共”任务,内心却对蒋介石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会议结束后,他没有返回前线请示,而是连夜赶回德安,找来机要秘书项与年。

“这份情报,必须送出去。”

项与年知道事情的分量。为了避开沿途盘查,他化装成乞丐,甚至敲掉门牙改变面貌,带着密件向中央苏区转移。一路上封锁严密,稍有不慎便会暴露。经过辗转奔波,情报最终送到周恩来、李克农手中。

这份材料揭示了国民党军部署在江西、福建等地的兵力配置和封锁意图。中央红军据此判断,继续固守原有根据地已经十分危险,必须尽快准备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依然付出了沉重代价,湘江战役更是损失惨重。但如果等到国民党军完成合围,部队面临的局面很可能更加凶险。莫雄送出的情报,至少为中央争取了极其宝贵的判断和准备时间。

这件事没有立即成为公开功劳。莫雄仍在国民党军系统内活动,项与年也长期处于隐蔽状态。特殊年代里,一份秘密情报的价值,往往不能用公开嘉奖来衡量。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莫雄与叶剑英之间还有一层旧账。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张发奎部队展开镇压。叶剑英曾参与起义的军事领导工作,而莫雄当时属于张发奎系统。对不少经历过那场斗争的干部来说,莫雄首先是旧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早年的身份和行动很难被轻易抹去。

抗日战争期间,莫雄又表现出另一面。他曾率部抗击日军,身边还有中共党员担任副职,双方在共同抗战中建立过联系。抗战结束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矛盾,他受到排挤,后来避居香港。

广州解放后,莫雄返回广东。对他而言,这既是回到故乡,也可能意味着面对多年积累的疑问。就在一些人准备追究旧事时,毛泽东专门向叶剑英交代:莫雄曾为党和红军提供重要情报,不许借机寻仇。

叶剑英明白,这句话既是对莫雄的保护,也是对处理历史问题尺度的提醒。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早年身份,就把他后来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一笔抹掉。

据有关回忆,叶剑英接见莫雄时,态度十分明确:“过去的事,按历史事实处理。广东的建设,你也要出力。”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莫雄没有多作辩解。对一个在军政系统里沉浮多年的老人来说,这种安排已经说明了中央的判断。

事情并非到此就完全平静。广州解放初期,社会情况复杂,人员审查也很严格,莫雄一度被列入需要重点处理的名单。李克农得知后,立即说明他曾提供对红军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要求重新核查,相关处理随之改变。

此后,莫雄在广东任职,先后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职位不算显赫,却体现出对其历史贡献的确认,也让他能够在新政权中继续参与地方事务。

1980年,莫雄病逝,享年89岁。有关文字对他的评价较为克制,提到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抗日时期的经历,也提到晚年在广东任职。至于那份改变红军命运的情报,往往只被放在很短的篇幅里。

但历史中的关键转折,未必都发生在公开会场。庐山会议后的一次连夜赶路,几张藏在身上的密件,以及一个人冒险作出的决定,最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正因为这段往事,叶剑英赴粤任职时,毛泽东才会特别交代,不能让旧日恩怨遮住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