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陕西省图书馆“西安事变数据库”所收孙铭九《“西安事变”回忆》、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历任参事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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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 月 8 日凌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停止了呼吸。
他叫孙铭九。
这个岁数走,按老话说算喜丧,家里该摆几桌。可他留下的遗嘱只有几条: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给医学事业。
几家媒体发的讣闻,标题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
“骊山捉蒋”这四个字,说的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那个凌晨。
那一夜,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把半个中国都吵醒了;带兵翻墙进院、又在骊山半山腰的石缝里把蒋介石找出来的人,就是他。
那年他二十七岁。
一个二十七岁就干出这种事的人,往后的路却拐得厉害。
东北军散了,他成了被通缉的人;抗战年月,他走岔过路,在伪政权里做过事;抗战胜利没多久,他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按常理,这么一份履历,够写好几本反面教材。
可新中国成立之后,上级部门把他的案卷翻来覆去地看,看了一年又一年,末了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不是带兵,不是坐牢,也不是发配到哪个农场去种地。
那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一】
1909 年,辽宁新民县,一个男孩出生,家里给他取名孙明久。
后来他去日本念书,把名字改成了“铭久”。
再后来,上海那边给他发聘书,写名字的人把后两个字写成了“铭九”。
他没吭声,也没让人改。这三个字跟着他,走完了后半辈子。
他家里没什么背景。
1927 年,十八岁的他进了东北军。
1928 年,被选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
回来以后在天津张学铭手下当教官——张学铭是张学良的弟弟,跟他还算同学。
这层关系,等于给他开了一扇门。
门是怎么彻底打开的?
1931 年,张学良从南京经天津去北平,张学铭派孙铭九一路护送。
少帅看这小伙子顺眼,临走送了他一块瑞士表,表盘上印着自己的头像。
这块表,孙铭九贴身带了很多年。
往后几年,他的位置一路往上挪: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
说白了,就是那种张学良一抬手,他就知道该递茶还是该递枪的人。
1936 年 7 月,张学良在东北军里搞了个秘密组织,叫“抗日同志会”,他自己领头,应德田管书记,孙铭九当行动部部长。
这帮人有个共同点:年轻,火气旺,对“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早就憋着一肚子气。
后来人们管他们叫“少壮派”。
那几年东北军的处境,也确实憋屈。
这支部队是从东北撤进关内的,老家丢了好几年,官兵嘴上不说,心里都揣着一句“打回老家去”。
1935 年秋天,东北军进攻陕北,连着打了三次败仗,109 师在直罗镇被打光,师长牛元峰阵亡,番号随后被撤,原先答应的补充也没了下文。
这笔账,东北军上下记了很久。
1936 年 10 月,蒋介石到洛阳部署对陕北的新一轮进攻,要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往前线调。
张学良劝过,杨虎城也劝过,话说了不止一遍:枪口该朝外了。
劝不动。
12 月 4 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催战的话说得更硬。
12 月 9 日,北平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万余名学生上街请愿,要往华清池去,口号里有一句“打回老家去”。
宪兵和警察拦不住,还打伤了小学生,队伍一路往临潼大道上涌。
张学良坐车赶到十里铺,把学生拦在路边。
他说的那番话,后来传得很广: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可现在不能再往前走了,再走要流血;请愿书都交给我,我替你们转呈;过几天,我用事实给你们回答。
话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两位将领关起门来商量,末了定下一个法子——兵谏。
把人扣下来,逼他答应抗日。
扣人这活儿,得找个信得过、下得去手、还不至于当场把人打死的人。
张学良想到了孙铭九。
【二】
12 月 11 日白天,张学良照例去华清池见过蒋介石。
晚上,他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各路大员。
席还没散,蒋介石一个电话把他叫走了。
孙铭九当时想跟着去,张学良不让。
晚八点多,张学良从临潼回来,接着做宴会的主人。
十点上下,席散人走,他匆匆回到金家巷公馆,把孙铭九叫了去。
客厅里已经坐了一圈人: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个个脸色绷着。
张学良当着众人的面下了命令:孙营长,你和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听白师长指挥,他干过“掏老窝”,要谨慎小心。
说完又盯着他,压着声音补了一句:千万不可把蒋打死。
末了还有一句: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了,还是我死,是说不定的。
孙铭九敬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回到家里,他胡乱吃了点东西,悄悄写了一张字条,塞进军服上衣右边的小口袋。
字条是写给妻子刘静坤的:我万一不能回来,请应德田把我兄弟孙明昌设法送到苏联去读书,或者送到陕北去。
写完,他跟妻子说今晚有要紧事,不回来了,让她先睡。
凌晨两点,他和白凤翔、刘桂五、文英奇上了一辆车,沿临潼大道急驶。
两点半到十里铺,卫队营的队伍已经集合好,商亚东、王协一带队等着。
他站在队前讲了几句:今晚去华清池,是要把蒋捉起来,逼他抗日;保护副司令是我们的职责;人一定要捉住,绝对不能打死。
布置是这样的:
王协一带三十人坐第一辆车,先解决大门外岗哨,堵住各门窗,把院里的岗哨一个个缴械,尽量不开枪;
孙铭九带人直奔蒋的住处,请人出来,讲不通就架出来;
商亚东带其余人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警戒四周。
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大约三十人,院外宪兵估计四十人,后来才知道有七十多。
敌众我寡,靠的是夜里突然下手。
卡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岗哨拦车,问口令、要名片,还先开了枪。
车上的人一齐跳下来,班长王德胜一枪把岗哨打倒,人就涌进了大门,冲到二门口,又把闻声冲出来的一个侍卫打倒。
枪声一响,整个院子都炸了。
子弹从各处房子里往外打,喊叫声混成一片。
孙铭九进二门,门额上四个字“华清胜境”,他想从小桥过去,被斜房里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只好改道,顺着飞虹桥下左边的假山小道往上摸。
侍卫手里都是连发手枪,弹雨压得人抬不起头,队伍只能匍匐前进。
有个随从兵伸手拉他,手臂上挨了一枪。
摸到五间厅,一脚踹开门。
屋里没人。
他伸手往被子里一探,褥子还是温的。
人跑出去没多久。
他转身问住在隔壁的侍从室秘书汪日章,对方也说不出人往哪儿去了。
这时王协一跑来报告:贵妃池那边抵抗得凶,枪打得很密,人可能在那儿。
队伍赶过去,先喊话:不要抵抗了,把枪交出来,人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保证安全。
里面不吭声,只顾开枪。
这边火了,喊再不出来就扔手榴弹。
里头这才把枪扔出来。
搜了一遍,还是没有。
孙铭九回到五间厅,天已经蒙蒙亮。
桌上乱摆着帽子、皮包、假牙。
他下令搜全院。
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后山墙里头发现一只鞋。
他一下就明白了:人翻墙上了后山。搜山。
队伍往山上撒开。
半山腰先截住一个人,正是当夜在蒋卧室外值守的蒋孝镇,吓得面无人色。
孙铭九问他人在哪儿,他吞吞吐吐说不知道。
孙铭九把枪顶上去,说你不说实话我马上毙了你。
蒋孝镇不吭声,只往山上瞟了一眼。
顺着那一眼的方向,队伍往上压。
天快亮的时候,跑在前头的班长陈思孝喊了一声:报告营长,人在这里呢!
孙铭九跑上去,只见蒋介石刚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弯着腰,一手扶着大石头。
睡衣单薄,一只鞋跑丢了,翻墙时摔坏了腰,风里抖个不停。
先前发现人的士兵说,先看见石头边像有人影晃了一下,一会儿又没了;摸到石头旁,才看见洞里有个人蜷着,喊了一声“是不是蒋?赶紧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头忙答:我是,你们不要开枪。
蒋介石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孙铭九说:东北军。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你,请你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对方盯着他看了几秒: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
随后蒋介石又说了一句: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答:副司令要你领导我们抗日,没叫我打死你。
蒋介石一屁股斜坐在地上,说腰痛不能走,要马骑。
孙铭九劝了两句,对方不动。
他火气上来了:我们请你下山,还要给你下跪吗?
一挥手,几个卫士一齐上手,连推带架把人往山下弄。
到了山下,蒋还是不肯上车,直到张学良的小汽车开过来,人才被推上去。
车里,孙铭九坐在左边,唐君尧从另一边进来坐在右边,前头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
蒋介石皱着眉说了句“太挤了”,又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车子往西安开,他一路用手抚摸胸口,闭着眼,长一口短一口地呼气。
孙铭九把张学良的大衣给他披上,问: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
蒋低声说:你们的副司令会有办法的。
过了一会儿,蒋自己开口:我也没有不抗日呀。
那你为什么不叫东北军去打日本,倒把我们调来调去,从东北调到华北、华中,又调到西北来打自己人?
这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
孙铭九顶了一句:国策就不能改吗?为什么非要中国人打中国人?
蒋介石火了,说了一串,大意是你年轻,不懂,不要再跟我谈这个。
孙铭九也来了气,说东北军无家可归,到处受排挤,待遇不公。
蒋介石打断他: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说完把大衣扔下来,闭上眼,再也不开口。
车到西安城门,岗哨问是哪里的队伍;进了城,一直开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
人下车,进了一间预备好的客房,由十七路军的部队守着。
孙铭九把人引到椅子上坐下,自己站在右后侧。
蒋介石闭着眼,手抚胸口,半天才开口,几次让他坐,还重复了一句:你是一个好青年。
约莫半小时,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微微欠身,开口就是一句:受惊了。
蒋介石回了一句: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
孙铭九退出去,刚出门就听见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点,他从新城大楼出来,沿着空荡荡的大街走回东城门楼上的营部。
学生队列在坡道两旁欢迎他,他简单讲了几句捉蒋的经过。
忙了一夜,到这时候,他才觉得腿有点软。
【三】
12 月 25 日下午,于文俊跑来报告:副司令和蒋一起坐车去机场了。
孙铭九急了,跑到中共代表团住的地方去问,对方也吃了一惊,说不知道。
两个人坐车往机场赶,到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
这一送,人就没回来。
飞机落地南京,少帅被扣下,接着是审判、是十年刑期,再往后是半个多世纪的幽禁。
西安这边炸了。
东北军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分成两拨人吵。
一拨是带兵多年的老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这些人,主张先按南京的规矩来,撤兵,再慢慢想办法把人要回来;
另一拨是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坚持要求先把张学良救回来,不同意直接撤兵。
吵到 1937 年 1 月底,火气越来越大。
前线将领在渭南开会,多数前线高级将领主张和平撤兵,避免开战;
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又在王家开了一次会,定下撤兵方案。
两边的想法顶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
少壮派在街上贴“除奸”的标语,说要“拼一死战”。
在他们眼里,主张撤兵的人就是出卖了张学良。
2 月 1 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几个人在张公馆密议。
第二天上午,二十多个主战军官聚到孙铭九家里开会,把门一关,宣布了一个计划: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
当天,于文俊带着一排人闯进王家。
王以哲正卧病在床。
于文俊提着驳壳枪进了卧室,说了句“军长,对不起你了”,接着连发九枪。
王以哲死在床上。
同一天被杀死的,还有宋学礼、徐方、蒋斌几个人。
何柱国事先躲进了杨虎城的公馆,捡回一条命。
这一下捅了天大的娄子。
王以哲在东北军里威望极高,消息传到前线,驻在渭南的部队立刻掉转枪口往西安开,前锋到了临潼,提的条件只有一条:孙铭九这些人必须离开西安。
东北军要自己打自己了。
孙铭九这才慌了。
他和应德田、苗剑秋关起门商量了一整夜,拿出三个办法:
一是三个人一起自尽;
二是自首投案,听凭处置;
三是把他们送到红军那边去。
走的是第三条。
2 月 4 日,经人安排,他们被送进云阳的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
少壮派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没了目标,一场更大的内讧才算压下去。
东北军这支部队,从此也就散了架子。
一个建制一个建制地被拆开、被调离西北,再没能抱成团。
孙铭九在苏区待了一阵。
那地方苦,他吃不了那份苦,也觉得自己身份尴尬,悄悄离开,跑到天津、上海,在租界里躲了起来。
抗战爆发后,他的日子越过越窄。
那几年,他走了最不该走的一步——投了汪精卫那边,在伪政权里做事,还挂过山东保安司令的名。
一个在骊山石缝里把蒋介石揪出来的人,几年之后站到了另一边的队伍里。
这条路是怎么走岔的,说法不少;能确定的是,他后来在交代材料里,没替自己抵赖。
1945 年冬天,抗战刚结束,他跟着国民党的一支先遣队伍回到东北,没多久就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四】
人抓到以后,办案的人翻了案卷,犯了难。
第一页,是他抗战那几年的材料,白纸黑字,跑不掉。
第二页,夹着一张1936 年的旧报纸,上面印着西安事变的消息,还有“活捉蒋介石”的字样。
功和过,就这么叠在一个人身上,哪一面都翻不过去。
杀,说不过去——当年那一夜终归是他动的手。
放,也说不过去——他确实在伪政权里做过事。
案子往上一层层报,看了一遍又一遍,谁也不敢随手一批了事。
审了很久。
末了的结论是功过分开算:那一夜的事记在账上,走错的路也记在账上,两条都不抹。
1960 年 2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名册上,添了一个名字:孙铭九。
聘书送到他手上。
纸上的三个字,跟他本名其实对不上——他本叫孙明久,去日本后改叫孙铭久,写聘书的人把后两个字写成了“铭九”。
他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也没让人改。
从那天起,骊山上那个捉蒋的孙营长,就从报纸上消失了;上海,多了一个按时上下班的老头。
可这份差事,究竟是怎么落到他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