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北京怀仁堂,陈国生第一次面对毛泽东。她从湖南赶来,同行的还有文运昌、文涧泉。原以为这场见面会十分庄重,没想到毛泽东开口便问:“外甥第一次见舅舅,没带点东西吗?”
陈国生一时没反应过来,连忙回答:“三舅,我什么也没带,您需要什么呢?”毛泽东笑了起来:“我是问家乡的书信和材料。”
这句带着家常味的问话,化开了初见时的拘谨。陈国生随即取出信件,其中有反映家庭情况的材料,也有毛泽建当年留下的亲笔信。对毛泽东而言,这些纸张并不只是汇报,更牵连着一段失去多年的亲情。
毛泽建本名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妹妹。她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毛尉生身体不好,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毛泽东父母将她接到家中抚养,毛泽东则常亲切地称她为“菊妹子”。
1919年至1920年间,毛泽东父母相继去世。那时的毛泽东正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无法长期照料妹妹。毛泽建后来被送作童养媳,吃了不少苦。等毛泽东回到湖南,才把她接出困境,并帮助她进入学校读书。
读书改变了毛泽建的人生方向。她逐渐接触革命思想,后来与陈芬结为夫妻。陈芬早年参加共产党,在湘南从事革命工作。两人并非安稳度日的普通夫妻,而是把家庭与革命道路紧紧连在了一起。
1928年,湘南革命形势恶化。陈芬、毛泽建在转移途中遭遇危险,陈芬被捕后牺牲。毛泽建当时已有身孕,获释后在当地生产,却因孩子啼哭暴露行踪,再次落入敌手。
敌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妹妹,曾对她严刑拷打,也试图以优厚条件诱降。毛泽建没有屈服。1929年8月20日,她在湖南衡山马庙坪英勇就义,年仅24岁。
陈国生的身世,也是在这样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生父梁泽南同样参加过湘南革命,1928年牺牲;母亲陈淑元是陈芬的姐姐。为躲避搜捕,陈淑元把年幼的女儿寄养在外祖母家中,并让她成为陈芬、毛泽建的养女。
短短时间内,父母、舅父、舅母相继牺牲,陈国生六岁便失去了完整的家庭。她后来始终姓陈,从未以毛家后人自居。她曾说,毛泽东待她有恩,但自己不是来“认亲沾光”的,子女和孙辈也都姓陈。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探亲时,听说姑母还有一个养女,便将此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随即托文运昌寻找。陈国生得到消息后写信到北京,说明自己的经历,也提出想求一份工作的请求。
毛泽东回信说,来信收到,十分欣慰,希望她先在湖南设法求职,并把乡里的情况继续写信告知。那封信没有立即答应她来北京,却让这段失散多年的亲属关系有了正式联系。
一年后,陈国生终于接到通知赴京。三天后,她在怀仁堂见到毛泽东。谈话中,她提出希望为毛泽建修墓立碑。毛泽东沉默片刻,说明烈士墓迟早要修,但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政府还没有条件马上为所有烈士修缮墓地。
他说:“泽建的墓要修,陈芬的墓也要修,其他烈士的墓今后都要修。”同时,他还谈到陈国生丈夫的情况,强调对没有血债、民愤不大的旧职人员,应当教育改造,而不是一概处置。
这次谈话持续到很晚。后来,陈国生还曾几次到北京探望毛泽东。她的儿子宋阳正年少时因家庭琐事独自北上,竟设法找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孩子平安后,毛泽东让人安排他返回湖南,并给了一笔旧币作为路费和生活费用。屈指算来,这段特殊的亲属往来,始于一封信,也留在了几次朴素的家常谈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