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学的时候肯定见过这类场景,班干部一边喊着要抓上课开小差的同学,一边悄咪咪把全班的作业收缴权都收到自己手里。放在1934到1936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身上,这事一点不违和。当时所有人都盯那会民国的省界可比现在麻烦多了,各路地方军阀手里有兵有粮有自己的小算盘。广东的陈济棠守着岭南当土皇帝,湖南的何键把本省地盘攥得死死的,这帮人跟南京根本不是一条心。他们的军费全靠自己省内收税,账本子从来不给中央看,真要让他们出死力拦红军,那想都别想。打赢了自己损兵折将,打输了说不定尾随过来的中央军直接把自己地盘占了,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着国民党追着红军跑,却没注意他们借着跨省去“办差”的由头,干了一堆之前想干没干成的事。贵州那会刚好是各方势力的夹缝,当地掌权的王家烈手里既没足够的兵也没够花的钱。红军一进贵州,南京直接顺理成章派中央军往这边驻,等部队站稳脚跟,南京直接伸手管当地的人事任命。没过半年王家烈就被撸了省主席的职务,红军后来往陕北走了,中央军的势力反倒留在贵州扎根了,等于南京兵不血刃就把之前插不进手的贵州,划进了自己的实际管控范围。
云南四川的地头蛇也不傻,早就把隔壁贵州发生的事看在眼里。四川刘湘经营本地十几年,云南龙云也有自己盘根错节的军政班底,南京别想照着贵州的套路生搬硬套。后来两边扯了好久的皮,核心说来说去就一个事,你南京要我地方出兵出力可以,我自己手里的钱和人事任免权,你不能全给我收走,不然免谈。
转头这边南京忙着往西南扩权的时候,华北那边的日本人已经步步紧逼。1935年春夏,日方借着河北的小事件施压,逼着国民政府撤走当地驻军和相关机构,后来大家熟悉的何梅协定就是那阵子谈出来的。之后日本人又搞所谓华北自治,直接在冀东扶植了伪政权,等于南京在华北的实际管辖权直接被掏空了大半。
这边南京还想着先对日退让,把国内的权力整合完再说,老百姓可不买账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你南京在西南为了个省的人事安排能熬几个通宵扯皮,转头到了华北,自己派过去的官员能不能待得住都要看日本人脸色,这谁能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一下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那阵子南京还在头疼白银外流的事,国际银价蹭蹭往上涨,不少人直接把国内的白银偷运出去赚差价,市面上的银行全缺周转的钱,眼看就要闹出大的金融危机。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直接推了法币改革,以后所有交易结算都用央行等几家大银行出的纸币,之前大家用了多少年的银元,必须按规定去银行兑换成法币。
这改革明面上是救金融危机,暗地里直接把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全收到南京手里了。之前很多省份自己开银行发本地纸币,这下等于直接把最重要的财政自主权交出去了。就说广东那边,前后跟南京扯了好久的皮,直到当地原有政治格局变了,法币才终于能在广东全境顺畅流通。
1935年底北平学生直接上街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全国各个城市很快都跟着声援。之前南京偷偷摸摸瞒着老百姓谈的那些对日妥协的事,一下直接变成所有人都要问个说法的公共事件。学生手里没兵没权,但他们把大家心里憋了好久的疑问直接摆到台面上,你政府有能力调几十万军队在西南来回跑,怎么到了华北面对日本人就只会步步后退?
地方军阀也很快抓住抗日这个最得民心的旗号,1936年夏天陈济棠带着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直接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号跟南京对峙,也就是后来的两广事变。蒋介石那边先出手收买了广东的核心将领余汉谋,陈济棠直接失控下野,广西那边靠着内部团结撑了好久,又赶上全国民众都不想再打内战,最后两边坐下来谈判才把事平了。
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的时候,两年前从于都出发时南京的目标还只是追上剿灭红军。这一路下来贵州的省政换了主,广东的旧势力倒了台,南京在西南的实际控制权翻了好几倍,可华北的民族危机也比两年前重了不知道多少倍,全国老百姓盼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诉求,南京怎么躲都躲不过去。
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桂系与一九三〇年代的西南政局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陕西故事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