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刘文,卢贵智,孙文深.《难忘索马里——中国军机出口索马里纪实》[J].《航空档案》,《飞进非洲》,《飞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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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的摩加迪沙,风从印度洋上刮过来,带着盐味,也带着一股捂不透的热。
市区一栋租来的小楼里,几间办公室,一台转得有气无力的电扇,桌上摊着一份合同复印件。合同编号CG79/101,总金额3310万美元。
纸的边角已经卷起,翻得太多,摸上去软塌塌的。
据当年常驻那里的人回忆,为了给国家省钱,房子专挑最便宜的租,吃饭基本靠国内带去的罐头,青菜是奢侈品。
天热,蚊子多,水土不服的人一个接一个,身上起成片的疹子,撑不住的回国换人,换上来的人接着干。
那时候的摩加迪沙还不像后来那样出名。
城里几条主干道铺着沥青,路边是低矮的白色房子,清真寺的宣礼塔一天响五次。
港口外面的货轮卸货靠吊杆,慢得像在数日子。
中方的办公室就在这样的城里。
屋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合同和往来函件摞在木桌上,用布盖着防沙。
晚上停电是常事,一停几个钟头,屋里黑着,蚊子围着人转,只能坐在阳台上等风。
人换了,事没换。合同上的数字一分没少:还欠1700万美元。
1700万美元在1988年是什么分量?一架歼-6的出口价是120万美元,1700万差不多是十四架飞机的钱。
飞机八年前就落在摩加迪沙的机场上了,尾款却在海上漂着,一漂就是八年。
为了这笔钱,中方先后派了七拨人上门。答复一次比一次客气,也一次比一次空。
可这笔账真正的转折,不在钱上。
在九年前,摩加迪沙郊外一片荒草地里,有四台被雨淋了不知多久的发动机,正躺在那儿等着生锈。它们身上的东西,后来被证明比这1700万美元值钱得多。
【一】非洲之角,一场打输的仗
索马里在地图上像一只角,戳进印度洋和亚丁湾之间。海岸线三千多公里,非洲大陆最长的一条。
1960年,北部的前英属索马里兰和南部的前意属索马里先后独立,合并成一个国家。
独立那天,五星旗升起来,街上的人以为好日子要来了。
九年之后,1969年10月,军队发动政变,掌权的西亚德·巴雷上台,国家一头转向东方阵营。
那几年索马里的军队几乎是清一色的苏式装备。
苏联给了贷款,派了顾问,米格-17、米格-21一批一批运过来,飞行员在苏联受训,地勤按苏联的规程保养,机场上的加油车、牵引车、修理台,连扳手的规格都是苏联标准。
营里有顾问,团里有顾问,连空军的飞行大纲都是苏联人写的。
这种依附关系平时看不出问题,供应方一翻脸,整套体系就会跟着停摆。
往西看,邻居埃塞俄比亚。
两国之间有一块叫欧加登的地方,边界是殖民时代在地图上画下的,索马里独立后一直不认。
那里住着大量索马里族牧民,人跟水走,国界在他们眼里只是一条线。
1974年前后,欧加登一带传出有油气前景的消息。
对一个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末段、连汽油都要靠进口的国家来说,这句话的分量不用解释。
1977年7月,索马里军队越过边界,欧加登战争开打。
开头几个月打得顺。
索军熟悉地形,装甲和飞机都是苏联新货,推进很快。
前线的飞行员飞的是米格-21,机炮和火箭弹往下砸,地面部队跟着装甲车往前推。
莫斯科那边坐不住了。
非洲之角这架天平上,埃塞俄比亚的分量更重。苏联停掉了对索马里的武器供应,把装备和顾问送进埃塞俄比亚,古巴的部队也上了前线。
1977年11月,索马里宣布废除与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驱逐苏联顾问。
这一刀砍下去,砍断的是自己的补给线:没有零件,米格机的发动机大修做不了;没有弹药,机炮成了摆设。
1978年3月,索军从欧加登撤出,一路退回国境。空军在这一仗里折了大半家底,能飞的飞机剩不下几架。
撤下来的飞机,有的机翼上还带着弹片打出的洞,有的发动机叶片被打弯,停在机库里没人修。
苏联顾问走了,技术资料也带走了,剩下的地勤只能照着旧手册摸索。
零件箱越翻越空,能飞的飞机一个月比一个月少。
巴雷政府转身去找西方。
美国那边态度冷淡,欧洲的报价单看一眼就够呛:新飞机按美元计价,培训、备件、地面设备另算,一笔钱能把国库掏空。
还有一层绕不过去:索马里空军的整套体系是苏式的。换一家的飞机,等于把飞行员、地勤、机库、工具全部推倒重来。
一个连零件都要省着用的国家,折腾不起第二次。
那几年,飞机便宜、体系相通、还愿意卖的卖家不多。
前两条筛掉了欧美,第三条筛掉了苏联。
这时候,中国的歼-6进入了视野。
歼-6是米格-19的中国版本,1960年代开始批量装备,皮实、结构简单、维护门槛低,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口碑不错。
对索马里来说,最要命的一条是:它跟索马里人熟悉的那套苏式操作逻辑同出一个源头,飞行员上手快,地勤翻一遍手册就能干活。
1979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成立。同年,中航技拿下埃及五十架歼-6订单,收款顺利,是早期标志性军贸订单,卖飞机这件事,从“无偿援助”变成“按合同收钱”,门是在这一年推开的。
1979年,索马里方面向中国提出了购买战斗机的意向。
而对中方来说,这笔生意里还藏着另一个目标——索马里机库里,有四台苏-22战斗轰炸机用的备份发动机。
一场买卖,两边各有所图。
【二】摩加迪沙的十二轮
1979年9月8日下午,一架飞机落在摩加迪沙。
机上下来八个人,带队的叫刘文,来自刚刚成立的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
北京没有直飞摩加迪沙的航班,一行人中途在卡拉奇和亚的斯亚贝巴各转了一次。
出发之前,代表团做足了功课:索方现役飞机的型号、状态,苏-22发动机的型号,机库的位置,能查到的一样一样抄在本子上。
刘文手里还有一份出售飞机的全权证书。
他们带的行李里,除了换洗衣服,还有几份技术说明书。
纸不厚,封面也谈不上精致,可这几张纸的分量,后来决定了整场谈判的走向。
接待方安排住进了当地规格不低的宾馆。
房间有空调,有热水,车接车送,吃饭按当地最高标准。
这种周到有它的道理——客人是带着飞机来的。
第三天上午,会谈在索方空军的办公楼里开始。
屋里一张长桌,两边坐定,中方这边配了英语翻译白高云,还有从使馆借来的阿拉伯语翻译许林根。
第一轮谈的是“维修”。
索方说,手里有一批用不上的旧飞机,想请中国专家看看还能不能修。
中方的人去看了。
那些飞机停在机场上,蒙皮晒得发白,有的座舱盖都合不严。
修,能修,可修好了也飞不了多久。
会谈快结束的时候,中方把话头往前推了一步:除了修,中国也可以卖新飞机。
索方的反应很快。
技术说明书一摊开,屋里的人凑了过来,一页一页翻,翻完了直接开口要。
要什么?要全套资料。
中方没给。
生意还没谈,资料先给出去,这买卖就没法做了。
给出去的只是几页简要说明,关键的参数一栏是空的。
接下来的几轮,气氛开始变味。
索方绝口不提价格,翻来覆去讲两国的交情:中国是大国,大国帮小国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两国制度相近,朋友之间不该算这些小账。
这话听着热乎,意思很直白:能不能白送。
刘文的回答也直白: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中国可以按成本价给,可以不赚钱,但不能亏本。
索方的脸冷了下来。
原定的一场会见被取消,气氛僵在那儿。
据当事人回忆,取消之后,对方通过使馆递了话,意思很冲:这个代表团不懂政治,飞机的价格不能动,发动机出多少钱也不表态,不够朋友。
这话传到代表团耳朵里,屋里的几个人笑了笑。
做买卖的被说不懂政治,这评价放在哪个年代都算新鲜。
中方没有急着往下谈。
代表团订了10月18日的回程票,把话递过去:走之前,一定给个答复。
跟着,人就不见了。
据当事人回忆,那几天代表团天天出门转,看港口,看市场。
索方负责作战的那位军官却天天往宾馆跑,来了就问:什么时候能谈。
答复是:等你们想好了再谈。
原因不复杂——边境上还打着,机库里的飞机一天比一天少,能卖飞机的没几家,能按这个价卖飞机的只有一家。
晾了几天,索方先开了口,要求谈合同细节。
这一谈,谈到了第十二轮。
前五轮,索方由负责空军的阿布提出面,副手是巴萨利,作战部门的威赫利也在场。
后七轮阿布提出访,换成了管技术条法的阿旦。
桌上摆开的东西,一份一份往下减:飞机的型号、数量、备件、培训、运费、保险。
中方给的条件不算苛刻:20架歼-6,4架歼教-6,2架歼教-5,连同备件和地面保障,总价3310万美元。歼-6单价120万美元,歼教-6是138万,歼教-5是100万。运费和保险费,中方自己承担。
这26架的搭配有讲究:歼-6是单座战斗机,歼教-6是双座教练型,歼教-5是更早一代的教练机。
战斗机、教练机、再带几套备件发动机,凑成一个能自己转起来的机队。
交付期写在合同里:签约之后八到十二个月交货。
培训、手册、地面设备,一项一项列在后面。
付款方式也留了余地:签约先付两成,交货再付四成,剩下的四成,试飞合格之后18个月内付清。
价格一分没让。
索方几次想压单价,中方把机体、发动机、机载设备、运费、保险、培训一项一项摆开,对方改提付款期限。
1979年10月17日,第十二轮会谈,合同签了,合同号CG79/101。
签字那天,屋里的气氛是热的。
索方一位代表笑着说,今晚可以开一瓶茅台了。
没人知道,这瓶酒要等很多年才能喝出味道。
【三】露天堆场里的四台"废铁"
飞机的事谈定了,另一笔买卖才刚上桌。
中方真正惦记的,是索马里手里的四台苏-22备份发动机。苏-22是苏联七十年代的战斗轰炸机,用的AL-21F系列涡喷发动机,带加力燃烧室,推力量级差不多是当时国产同代涡喷发动机的两倍,结构和工艺上也有不少门道。
那几年,国内的航空发动机是短板。
歼-6装的涡喷-6、歼-7装的涡喷-7,都是苏式血统的老底子,推力有限,寿命也有限。
一台发动机从设计到定型,靠的是成百上千小时的台架试验、飞行试验,靠的是一炉一炉的合金、一道一道的工艺。
这些东西急不来,可要是手里有一台别人的成品,能拆、能测、能对比,路就能短一截。
索方也清楚这四台东西的分量。
报价开始往上蹿。
头一天200万美元一台,第二天300万,第三天500万。
中方问:为什么涨?
答:你们看发动机的时候把油封破坏了,这东西卖不了别人,你们必须买。
这话不讲理,也不是全无来由。
代表团去看货的时候,四台发动机装在木箱里,箱子没进库房,摆在露天的一块空地上,上面盖着一层破帆布。
打开箱盖,机体上有一层薄锈,包装纸吸了潮,黏在附件上。
当地没有试车台,也没有重新油封的条件,油封一破,这几台东西在索马里就真的只能当废铁。
中方的人看过,确认状态基本完好,只有涡轮叶片上渗了雨水。
这一看,反倒让索方抓住了把柄。
中方换了打法:把你们跟苏联人签的原始合同拿出来,合同上写多少钱,我们照付,一分不少。
这一招把球踢回去了。
索方拖了几轮,到底还是把合同原件摆上了桌。
合同上写着,一台132万卢布。
刘文把合同翻到末页,指着角落里一行小字,问身边的卢贵智:这行写的什么?
卢贵智懂俄文。
他看了一眼,说:这份苏联和索马里的供货合同,苏方只收取合同标价金额的百分之五十。
屋里安静了几秒。
索方那位谈判代表的脸色变了。
他显然也没仔细看过这一页。
合同上标的价是名义价,实际付出去的只有一半。
价格的地基塌了,剩下的就是谈条件。
中方的方案很干脆:四台发动机,换四架歼-6。货对货,不走外汇。
账面上,一台发动机按索方的名义价折成美元约180万,四架歼-6按合同价是480万。
四台换四架,中方在这一笔上是“多付”的。
换回来的是不动用外汇,是四台能拆能测的实物。
对索方来说,四台自己用不上的发动机换四架能飞的飞机,账面上不亏,没怎么犹豫。
另一份合同,也是在这一天签的字。
签完字,屋里的气氛松了下来。
发动机运回国走的是海运。
木箱重新加固,附件单独打包,报关单上写的是航空器材。
等它们进了厂房,技术人员拆开包装,一台一台过:涡轮叶片上有雨水渗进去的痕迹,其他部位基本完好。
后来的事,当事人回忆得很克制:这几台发动机被送到有关的厂所,拆解、测绘、做材料分析,从结构到工艺,一项一项过。
没有人大张旗鼓。
那个年代,能拿到一台外国先进发动机的实物,本身就是件要低调的事。
四台铁疙瘩,安安静静进了库房。
而在摩加迪沙,另一件事正慢慢发酵:飞机交付了,钱没到。
【四】
1980年,第一批歼-6飞抵摩加迪沙。
涂装是新的,机身上的编号漆得整整齐齐。
索方办了接机仪式,飞行员坐进座舱,地勤围着飞机转,机场上难得热闹了几天。
中方按合同派了人,做试飞、做培训、做地勤指导。
手册翻成了当地能看懂的文字,扳手和备件一箱一箱跟着飞机走。
试飞合格,验收签字。
按合同,该付第三笔了。
钱没来。
第一年的说法是:刚打完仗,财政吃紧,宽限些日子。
中方同意了。
第二年,说法换了:外汇管制,审批走不完。
第三年,是旱灾,粮食要先保。
往后,说法越来越熟练:经手的人调走了,账目在核,正在向别的国家借钱,借到就还。
1981年,中航技在摩加迪沙设了常驻机构。名义上是服务客户,实际上一半的活是盯着那笔账。
同一年春天,索马里北部边境又紧了起来,机库里的飞机缺弹缺件,索方找上门,要得很急。
中方的几个人连夜凑货,从工厂订货、从库存里翻件,赶最早的一班飞机送过去。
货卸在机场的时候是深夜。
索方的人在现场指挥卸货,四名中方人员站在跑道边,等末了一箱落地,才松了口气。
一边是按时交货、随叫随到,一边是欠着钱不还。
这两件事放在一张桌子上,怎么看都不像同一个客户干的。
催款的记录,一年一年往下记。
1985年,第六拨人上门。谈了好几天,对方一直在绕。谈到末了,索方有人不耐烦了,反问了一句:中国是个大国,怎么老揪着这一两千万美元不放?
欠钱的坐在主位上,要账的站在门口,话说得理直气壮。
1987年,第七拨人再去。答复还是那一套。
到1988年,账面上的窟窿是1700万美元上下。
八年间,七拨人,飞机票、住宿、翻译、礼品,一样不少,带回来的只有新的理由。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翻脸?
那几年,中国的军贸刚刚开门。
1979年,埃及那一单是第一个大客户,五十架歼-6,钱付得痛快。
索马里这一单紧跟在后,金额不大,可它是中国航空产品走向市场的头几单之一。
头几单就闹到撕破脸,后面谁还敢签?
账要要,脸不能撕。
这中间的尺度,靠的是一趟一趟跑。
公司那边的口径也一直没松:账要记着,人要派着,不能为了一笔钱把关系做死。
那几年,两国之间还有别的合作在谈,一笔账处理得怎么样,后面的合同都看着。
而1988年那个下午,当索方终于松口,说可以拿“别的东西”来抵这笔账时,屋里的人谁也没有想到,真正把这笔烂账填上的,不是他们嘴里说的那些东西,
而是九年前从摩加迪沙郊外一片荒草里抬出来的四台发动机——它们早就在万里之外的厂房里被拆成了一地零件,而它们身上拆出来的东西,比这1700万美元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