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墨忆。
菲律宾前国家元首杜特尔特,眼下正被国际刑事法院拘押于荷兰海牙。围绕其涉嫌实施反人类罪的正式庭审,已明确安排在11月30日拉开帷幕。
几乎同步推进的是,他的长女、现任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正因资产申报异常与资金来源存疑,在本国参议院面临弹劾听证程序。
就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现场,特朗普面向百余国代表公开发声,直指国际刑事法院为“非法机构”,敦促各成员国终止与其一切法律关联。
这场表面聚焦个体责任的司法行动,实则暗藏双重张力——既映射菲律宾权力结构的深度重组,也折射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导权博弈的悄然转向。
一场审判,两头夹击杜特尔特家族
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尔特的初步调查,早在他执掌总统府期间便已悄然启动。彼时他立场鲜明,单方面宣布菲律宾退出《罗马规约》,断然否定该法院对其行使司法管辖的正当性,并严禁任何调查人员踏足菲国领土。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强硬姿态足以阻断后续程序,谁料数年后,他竟真的被移送至海牙接受质询。
转折点出现在小马科斯执政时期。新一届政府迅速调整对外司法策略,主动重启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话渠道,最终于2025年3月完成移交程序。外界多将此举解读为法治精神的回归,但实质上,这并非法律逻辑驱动的结果,而是一次高度精密的政治权衡。
小马科斯与杜特尔特曾以选举联盟身份携手入主马拉卡南宫,然而执政后双方分歧日益凸显。尽管杜特尔特已卸下总统职务,但他在国内仍拥有广泛民意基础;其女莎拉不仅身居副总统要职,更已公开表达角逐2028年总统大位的意愿,这对小马科斯阵营谋求长期执政构成实质性挑战。
借由国际刑事法院之手将其调离本土,既能缓解国内对其持续施压带来的治理压力,又可系统性削弱杜特尔特政治遗产的辐射力。整套操作隐而不显——既无需亲自出手,又能将全部问责指向外部司法机制。
国际层面的审理日程甫一敲定,国内针对莎拉的弹劾流程亦同步提速。初期提出的四项指控涵盖公款挪用、官员行贿、威胁总统人身安全乃至策划刺杀等多项重罪,每一项均具备引爆舆论的能量,看似志在必得地将其逐出副总统职位。但进入10月后,检方突然撤回其中三项,仅保留“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大额资产”这一项核心诉求。
此举并非源于证据链断裂或调查受阻,而是菲律宾政坛深层制衡逻辑的自然体现。倘若所有罪名全部成立并导致莎拉被罢免,极可能激化杜特尔特支持群体的情绪反弹,诱发难以预估的社会震荡。
当前节奏恰到好处:海外法庭通过审判消解杜特尔特的政治象征意义,切断其遥控国内政局的能力;本土弹劾则持续消耗莎拉的行政资源与公众信任,打乱其为2028年大选所做的战略部署。双线并进之下,既达成对杜特尔特家族影响力的实质性压缩,又维持了整体政局的基本可控性。
不过此类策略潜藏显著风险。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基层民众中的认可度始终处于高位。当年他主导的禁毒专项行动虽手段凌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却切实遏制了毒品泛滥与街头暴力,不少普通市民至今视其为秩序重建的关键推手。
如今将其交由境外司法机构处置,极易被塑造为西方势力干预内政的典型案例,反而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为其女儿莎拉积累更多草根支持。
这种内外协同施压的效应,最终究竟是瓦解杜特尔特政治根基,还是意外促成其基本盘的再凝聚,尚无定论。菲律宾政坛的角力态势,势必随审判进程持续延展、演化。
特朗普骂ICC流氓,不是替杜特尔特出头
部分观察者误读特朗普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尖锐批评,以为他在声援杜特尔特,批判西方规则体系的虚伪性。这种理解存在根本性偏差。特朗普的表态,与杜特尔特个人命运毫无关联,完全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回应。
自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伊始,美国便拒绝签署《罗马规约》,始终坚持该机构无权对本国公民行使司法管辖。过去多年间,双方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美方不公开挑衅法院权威,法院亦避免触碰涉及美国军事行动的案件。
这一平衡最早于2020年前后被打破。当时法院正式启动对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涉嫌酷刑、虐待等行为的调查,矛头直指美军士兵及中情局人员。美方随即采取强硬反制,对首席检察官及相关官员实施金融制裁与入境禁令。
真正促使特朗普政府彻底转向全面围堵的导火索,是法院于去年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发逮捕令。
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坚定的战略伙伴,其领导人遭国际司法追责,无疑直接冲击美国的地缘政治核心利益。特朗普执政后一贯强化对以支持,因此该逮捕令一经公布,美方立即启动多层次反制措施。
先是于2025年2月签署总统行政命令扩大制裁范围,继而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特朗普当众将该法院定义为“非法组织”,号召各国终止合作;至10月,美方更进一步升级制裁层级,禁止本国实体及第三国主体与法院发生任何资金往来与业务协作,意在从财务端扼杀其运转能力。
特朗普所持理由是:国际刑事法院擅自向非缔约国领导人发出强制措施,侵犯国家主权完整。该主张本身具备法理依据,但由美国提出则显得格外矛盾。
美国常年凭借《反海外腐败法》《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等国内立法实施长臂管辖,频繁制裁他国官员与企业,干涉范围遍及全球。如今却以“主权不可侵”为由指责他人越权,本质上践行的是单边主义逻辑——只允许自身行使超国家权力,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力量对其及其盟友形成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合法性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的结论虽与美国趋同,但立论起点截然不同。
俄罗斯的反应源于2023年法院对普京总统签发逮捕令,此举被俄方视为对其宪政体制与国家尊严的公然挑衅。随后俄方迅速发布对相关法官与检察官的通缉令,并启动刑事立案程序,彻底否认该法院的司法效力。
中国则一贯秉持国家主权至上原则,从未加入《罗马规约》,亦不承认该法院具有普遍管辖权。中方认为,任何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常设司法机构,均违背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缺乏法理正当性与现实可行性。
因此,在联合国大会现场,尽管特朗普斥责法院时中俄代表同样未表认同,但三方绝非协同行动。只是各自立足本国立场与核心关切,偶然得出相似判断而已。
说到底,国际刑事法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未曾真正成为超越政治的中立司法平台。
其运营经费主要依赖西欧国家财政拨款,法官与检察官人选亦高度集中于欧美司法体系背景人士,历年审理对象多为非洲弱小国家政要,以及与西方存在结构性对立的政权领导人。
一旦触及美国、以色列等具备强大反制能力的国家,该法院不仅难有实质作为,反而屡遭精准打击,陷入运转维艰的窘境。
这桩案子,最后会走向什么结局
先看杜特尔特案本身。参照国际刑事法院既往判例规律,凡已被羁押至海牙的被告,最终被判有罪的概率极高。毕竟法院耗费多年开展跨国取证、协调多国司法协助,若最终作出无罪裁决,等于否定自身调查工作的全部价值。
即便判决生效,实际执行效果也极为有限。杜特尔特年事已高,即便获刑亦将在海牙监狱服满余生,不可能重返菲律宾参与公共事务。该判决的核心功能在于定性意义——在国际舆论场为其执政时期的人权记录盖棺论定,至于能否影响菲律宾国内认知,则另当别论。
对菲律宾政局而言,真正决定未来格局走向的变量,并非杜特尔特将面临何种刑期,而是莎拉弹劾案的最终结果。
目前形势显示,莎拉被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裁定有罪并予以罢免的可能性极低。依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弹劾定罪需获得参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而当前支持弹劾阵营尚未凑齐足够票数。检方主动撤回三项指控,也间接印证其对剩余指控的举证信心不足。
但弹劾程序的初衷本就不局限于罢免一人。自7月开庭以来,数月高强度听证已大幅占用莎拉履职精力,其公众形象亦遭受持续性损耗。
即便最终免于去职,她为2028年总统竞选所积蓄的政治势能已然明显减弱。小马科斯阵营的真实目标正在于此——不求毕其功于一役,但求有效压制对手上升曲线,巩固自身执政优势。
更宏观地审视,杜特尔特案对国际刑事法院自身的制度存续,或将产生深远影响。特朗普政府此次采取的全维度打压策略,实质上将其内在局限性赤裸呈现于世界面前。
越来越多国家将意识到,这个标榜“全球正义”的司法机构,根本不具备独立运作的制度韧性。一旦遭遇真正具备反制能力的大国,其权威瞬间崩塌,连基本职能都难以维系。
未来该法院的公信力将持续滑坡,除少数欧洲国家仍维持道义支持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逐步疏远甚至退出合作框架。它所能施加影响的对象,或将愈发局限于那些缺乏外交筹码与反制工具的中小国家。
后记
将此事置于更大历史坐标中观察,正是冷战终结后由西方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加速松动的一个典型切片。
过去几十年,西方掌握规则制定权,全球多数国家被动接受其价值评判标准,“有罪”与否往往由其单方面定义。而今局面已然改观:美国率先撕毁既有契约,中俄坚决拒斥其权威,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也开始依据自身利益与发展阶段,形成独立判断。
没有任何国际机构能够永久占据道德高地指摘他人。当一套规则仅用于规训弱者、却豁免强者之时,其正当性衰减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