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位读者,我是小李。
2024年11月30日,菲律宾前国家元首杜特尔特将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出庭应诉。这位已届81岁高龄的政界人物,自2023年5月起便被拘押于异国境内,至今已达一年半之久。
开庭前十日,即11月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中俄美元首三方会谈中,特朗普当众点名批评该法院,直斥其为“失控的全球主义工具”,强调其早已突破法定职权范围,丧失正当性基础。
一边是即将站上被告席的亚洲前领导人,一边是公开否定该机构合法性的现任美国总统——两起重大事件在时间轴上高度重叠。这究竟是偶然的时间交汇?还是一场深层次制度张力的集中爆发?为何一家本应超然中立的国际司法机关,竟同时激起了三个世界主要力量的强烈质疑?
特朗普把话挑明了
先厘清杜特尔特案的核心事实。国际刑事法院对其提出三项反人类罪指控,全部指向其担任达沃市市长及菲律宾总统期间主导的禁毒执法行动。检方认定的具体案件数量为76起致人死亡事件与2起未遂杀人行为。
2026年4月23日,预审分庭裁定全部指控成立,并将案件移交审判分庭;同年10月8日,法院进一步确认其身体与精神状态符合出庭条件,最终敲定庭审日期为11月30日。
若如期开庭,他将成为首位在该院接受正式审判的亚洲前国家元首。
该案的时间脉络还可向前追溯数年:2018年2月,检察官办公室启动对菲律宾禁毒行动的初步评估;2021年6月,上诉分庭批准展开全面调查程序。
2025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于马尼拉国际机场遭本国警方现场拘捕,次日即被专机押解至海牙,自此持续处于荷兰羁押状态。每一次程序推进,都在菲律宾国内引发舆论震荡与宪政辩论。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已于2019年3月正式退出《罗马规约》,杜特尔特辩护团队始终坚称法院对该案完全缺乏管辖依据。
法院则援引两项关键理由予以回应:一是涉案行为发生于菲律宾仍是缔约国期间;二是初步审查早在退约前即已启动,因此整个司法流程依法延续有效。
辩方对此持续提出异议,围绕管辖权的法律攻防贯穿预审全程,也成为本案最具争议性的法理焦点。
11月19日下午,中美俄三国元首齐聚深圳举行高层对话。特朗普在开场致辞中明确指出,三方可就如何捍卫国家主权、防范国际刑事法院这类“越界司法实体”的不当干预展开务实磋商。他直言该机构已严重失序,其权力边界早已脱离《罗马规约》原始授权。
会后联合发布的《深圳和平宣言》第三条清晰载明:三国领导人共同确认“国家同意原则”不可动摇,国家高级官员享有的司法豁免权必须受到充分尊重;一致主张国际刑事法院及其他类似机制不得擅自扩大解释管辖权限。
虽措辞相近,但各自出发点截然不同。普京所面对的是法院于2023年3月签发的针对其本人的逮捕令,俄方始终拒绝承认该机构对其拥有任何司法管辖效力。
美国对该法院的不满由来已久——早在2020年,法院授权调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及中情局人员涉嫌战争罪行时,美方即开始激烈反弹。
2024年法院又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特朗普政府随即于2025年初对涉事法官与检察官实施定向制裁与入境限制;2026年10月9日更进一步,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整家机构所有在职人员及运营账户。
中方表达立场的方式则更具体系性。11月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审议“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议题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该法院亟需警惕管辖权被不当延伸的风险,长期悬而未决的几大难题——包括管辖权适用标准、与非缔约国关系处理、国家元首豁免权保障等——尚未形成共识;部分案件不仅未能促进正义实现,反而加剧地区紧张、干扰国家间正常交往;关于政治化倾向与选择性追责的质疑声亦持续不断。
在小李看来,三国在同一外交场合释放相似信号,并不意味着形成了某种战略同盟或协调机制。
美方核心关切在于保护本国军事人员与外交官免受外部司法追究;俄方聚焦于国家元首个人司法豁免权这一宪政底线;中方着眼点则是整个国际司法生态的公正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三者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形成统一行动纲领,当前仅在“反对管辖权无序扩张”这一狭窄交集上达成暂时呼应。
海牙的庭审尚未启幕,真正剧烈的政治余波却已在菲律宾本土率先掀起。
海牙的法槌
杜特尔特执政时期,其支持率并非单边上升曲线,围绕禁毒政策的社会分歧始终尖锐且深刻。
自其被移送至海牙后,部分选民的政治倾向悄然转变,转而更加倾向支持其女儿、现任副总统莎拉。多项本土权威民调显示,莎拉在2028年总统大选潜在候选人中稳居榜首位置。
这种转向不宜简单归因为对其过往施政的认可,更深层动因,实为民众对外部司法力量介入本国政治事务所产生的本能警觉与集体抵触。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身陷海牙羁押状态,杜特尔特的政治能量并未消散。2025年5月举行的菲律宾中期选举中,他仍以压倒性票数再度当选达沃市市长——所有选票均在其被拘押状态下完成投递与计票。
一名正被国际法庭羁押的前国家领导人,竟能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如此广泛民意授权,这一现象本身即折射出菲律宾社会情绪的复杂光谱。
与此同时,莎拉本人也深陷国内司法程序泥潭。2026年7月,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启动对其弹劾程序,此举创下该国历史上首次对在任副总统发起弹劾审判的纪录;10月13日,检方主动撤回原四项指控中的三项,仅保留一项关于资产来源不明的控诉;11月复庭后,审理工作仍在继续推进。
国际层面的刑事追诉与国内针对副总统的政治问责同步展开,使得菲律宾政坛局势愈发错综难解。
小李认为,马尼拉部分政客试图借海牙司法程序一举清除政治对手,低估了此类“外力借用”可能引发的强烈反噬效应。
将一位曾执掌国家实权的前总统交由远在欧洲的法庭审判,在相当一部分菲律宾民众眼中,无异于对国家司法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一次公开贬损。
此种情绪迅速覆盖并弱化了原本围绕禁毒政策本身的理性讨论,也将身处风暴中心的莎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位——既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政治施压,又要承受内部权力结构的挤压。
那些本欲借此终结对手政治生命的操盘手,极有可能无意中为其铺设了一条通往下届总统宝座的民意阶梯。
这场跨国庭审之所以能在菲律宾激起如此巨大波澜,根源在于它精准刺中了后殖民国家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本土家族政治格局本就盘根错节,任何来自海牙的进展,都会被各派势力迅速转化为国内政治博弈的新筹码。
杜特尔特健康状况持续承压,但法院并未因此调整庭审节奏。后续每一份程序性公告、每一项证据披露、每一次听证安排,都将被菲律宾不同政治阵营赋予多重解读,这场跨越国界的司法审判将持续搅动菲政坛格局,并在未来数年内深刻影响该国新一轮权力重组进程。
再往深处剖析,真正持续放大争议的症结,恰恰在于法院自身运行逻辑的内在矛盾。
被武器化的国际法
国际刑事法院不具备独立执法能力,既无警察部队,亦无常备武装,所有取证、资产冻结、嫌疑人抓捕与移交工作,全赖各主权国家自愿配合。其全部权威,本质上建立在缔约国合作意愿的基础之上。
问题在于,其实际执法记录长期饱受“选择性正义”诟病:对于西方盟友海外军事行动中暴露出的人权疑云,往往反应迟滞、措辞谨慎、行动乏力;而对不依附于西方主导秩序的主权国家及区域强权,则频频亮剑、火力集中、节奏紧凑。
这种鲜明反差,正是其国际公信力逐年下滑的根本原因。
美国自身的做法同样充满张力。它自始至终未加入《罗马规约》,却频繁运用经济制裁、签证禁令与外交施压等手段,深度干预该法院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方向的设定乃至起诉决定的作出。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2026年7月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明确提出要对该法院实施“系统性拆解”,并于同年10月9日正式宣布对整个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全面制裁。
此类表态虽体现鲜明美式立场,却难获国际普遍认同。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个严峻现实:法律规则正日益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战术工具。
中方一贯主张清晰而坚定: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不能取代各国自主司法职能;《罗马规约》确立的“补充性管辖”与“国际合作”两大基本原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守;任何国际司法机制都应排除政治干预,杜绝成为单边施压的渠道。
孙磊在联大发言中特别指出,今年以来已有多个缔约国相继宣布退出《罗马规约》,这要求法院与国际社会共同反思:如何改进运作方式,重建广泛信任?
1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立场:中方始终支持国际司法机构在推动全球法治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任何国际司法平台都须恪守“国家同意”这一基本前提,不得滥用管辖权,更应坚决抵制政治化操作与双重标准。
缔约国接连退出《罗马规约》的现象值得深入审视。一国签署该公约,意味着让渡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的是对灭绝种族、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最严重国际罪行进行共同追诉的庄严承诺。
一旦该国感知到这份承诺被单方面曲解、被用于针对性打击自身政治精英,退出便成为最直接、最有力的主权宣示。
退约潮本身并不否定追责价值,它反映的是执行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同一套法律文本,在不同国家身上呈现出迥异的适用强度与解释尺度,长此以往,规则本身的道义根基必将被持续侵蚀。
在小李看来,杜特尔特案与特朗普峰会发言应当被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观察,二者共同暴露了一个深层逻辑:当国际法失去中立底色而沦为政治武器,真正受损的并非某个具体国家,而是规则体系自身的合法性与可信度。
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系统性质疑,实为所有多边治理机构敲响警钟:任何国际组织一旦脱离主权国家集体意志,走上单边扩权之路,终将动摇其存在的根本基础。
11月30日的庭审,不仅是一场个体命运的法律裁决,更是对这家法院管辖权边界的终极检验,亦是对它能否完整、严谨、公正履行全部程序义务的关键考验。
结语
海牙的庭审终有落幕之时,判决结果亦将尘埃落定,但围绕国家主权与外部司法干预的深层思辨,绝不会随一纸文书戛然而止。菲律宾未来的选举叙事,将持续嵌入这场跨国审判的符号与话语;大国之间关于国际司法边界的角力,亦将长期延续。
国际秩序离不开规则支撑,但规则的生命力,源于其被普遍接受与敬畏,而非被少数力量随意诠释、用作压制他国的杠杆。
杜特尔特案与三国元首会晤在同一时段密集浮现,向全世界发出明确信号:国际司法体系的系统性改革已刻不容缓。如何在严肃追责与尊重主权之间构建稳固平衡,是摆在所有多边机构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