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高考,全国1290万人报名,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连续第十六年送考。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再次摆在面前。

为什么有些家庭敢让孩子自由探索,有些家庭却必须紧紧抓住高考这条路?为什么同样是尊重天性,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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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7日,高考正式开始,全国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

这个数字比前两年有所下降,但我认为,人数变化并不能直接说明普通家庭的升学压力已经消失,因为决定一个孩子未来发展空间的,从来不只是参加考试的人有多少,还有他能够获得多少教育资源。

同一天,云南华坪女高再次迎来了自己的高考送考时刻,张桂梅也连续第十六年陪伴学生走向考场。公开信息显示,这所学校自2008年创办以来,已经帮助2000多名山区女孩进入大学,而张桂梅坚持多年的严格管理,也始终是外界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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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教育讨论中,我经常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孩子应该拥有更多自由,另一种则强调纪律、成绩和学习习惯。

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我始终觉得,如果不考虑家庭条件和孩子所处的环境,直接判断哪种教育更先进,讨论很容易失去现实意义。

2008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首届招收了100名女生。学校创办的初衷,是帮助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山区女孩继续接受高中教育,而这也决定了它与普通学校面临的任务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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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张桂梅首先面对的,不是怎样让孩子发展更多兴趣,而是怎样让原本可能中断学业的女孩继续留在课堂。

对于一些家庭而言,孩子读高中、参加高考属于正常的人生安排,但对于另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继续读书意味着必须克服生活成本、家庭观念和教育条件等多方面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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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差异,往往是教育理念争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家庭如果经济条件不错,孩子不喜欢某个专业,可以考虑调整方向,毕业后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也可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可如果一个家庭收入有限,父母承担着较重的生活压力,孩子每一次改变学习路径,都可能涉及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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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家庭都可以鼓励孩子寻找兴趣,但承受失败的能力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我认为教育选择不能只谈理想,还必须考虑家庭能够承担什么,以及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选择带来的后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同把释放天性简单等同于减少要求。一个孩子喜欢什么,当然值得尊重,但他能否把兴趣发展成能力,还需要知识、训练、时间和外部支持。

尤其对于缺少教育资源的孩子来说,如果学校和家庭都不提供有效引导,只让孩子按照眼前的兴趣安排生活,未必能够真正扩大他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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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华坪女高,我认为张桂梅的严格管理,至少体现了一种明确的教育判断:在学生尚未建立稳定的学习能力之前,学校必须尽可能提供可靠的学习环境。

华坪女高长期重视时间管理和学习纪律,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这样的教育方式确实可能带来压力,也不适合不加调整地推广到所有学校,但它在特定环境下发挥的作用,不能因为强调自由而被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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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华坪女高取得的成果,并不是单靠严格管理换来的。免费教育、政府支持、社会帮助、教师投入以及学生自身努力,共同支撑了这条教育道路。

如果只看到紧张的作息,却看不到背后的资源投入,就很容易误解这所学校的真正价值。

所以我认为,张桂梅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快乐教育是错误的,却提醒了普通家庭一个重要道理:教育不能只承诺孩子当下过得轻松,还应该帮助他们为将来的生活积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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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缺少资源托底的孩子,稳定的学习机会本身就值得珍惜。一个人只有掌握足够的知识、具备基本的判断能力,才更有可能在面对人生选择时,不被现实条件轻易限制。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严格管理容易带来压力,为什么不借鉴一些国家更加宽松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拥有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

我认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但国外教育改革的经历恰恰说明,教育不能只看理念是否动听,还要观察实际效果,以及不同家庭能否公平地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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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曾经因为注重教育公平、教师专业自主权和学生成长体验,受到国际教育界广泛关注。

相比单纯追求考试成绩的教育模式,芬兰教育强调的许多理念确实具有参考价值,我也不认为这些经验应该被简单否定。

不过,近些年芬兰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表现出现下降,引发了当地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讨论。2025年8月,芬兰开始实施增加部分年级母语和数学课时的改革,同时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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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项调整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芬兰否定了宽松教育,而是它再次强调了基础学习能力的重要性。阅读、写作和数学并不是只有考试才用得上的知识,它们直接影响一个人理解信息、处理问题以及继续学习的能力。

当然,不能把芬兰成绩变化全部归结为教育宽松,因为教育结果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学生结构、家庭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

但可以看到,即使长期重视学生自主发展的国家,也没有因此放弃基础课程和必要的学习要求。

日本的教育改革同样具有参考意义。2002年前后,日本逐步实施被称为“宽松教育”的改革,减少部分教学内容和课时,全面推行学校每周五天上课制度,并增加综合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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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希望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思考与发展的空间,但随后围绕学生基础学力的争论不断出现,日本也逐步调整课程要求。

这对于中国家庭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地区发展水平、城乡教育资源和家庭经济条件仍然存在差异,不同孩子获得课外学习支持的机会也不完全相同。

如果简单把某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当成普遍标准,却忽略具体条件,那么再先进的理念,也可能在实践中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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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讨论释放天性,主要围绕作业多少、考试压力和课外活动,那么今天的教育环境,又增加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变量,那就是智能手机和算法推荐。

现在的孩子能够通过互联网接触大量信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无论学习科学知识、了解社会生活,还是发展个人兴趣,网络都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但我认为,这种便利也对未成年人的注意力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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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短视频平台会根据用户观看时长、互动行为等信息推荐内容,让用户更容易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成年人有时候都会不知不觉延长使用时间,更不用说自我控制能力仍在发展的未成年人。

过去孩子放学后想出去玩,可能需要约同学、找场地,还要受到天气和时间限制。现在打开手机就能获得持续不断的娱乐内容,如果缺少合理引导,屏幕很容易占据大量课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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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所有孩子玩手机都会影响学习,也不赞成把手机看成教育问题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一个孩子经常因为刷视频推迟睡觉、拖延作业,甚至对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活动失去兴趣,家长和学校就有必要认真了解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经成为需要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会问题。

2024年1月1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对网络平台、学校和家庭等主体提出了相应要求。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孩子不自觉,也不能把全部管理责任都推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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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今天理解释放天性时必须增加的一层思考:孩子表达出来的即时兴趣,未必完全等同于经过充分判断之后作出的选择。

一个孩子喜欢看某类视频,当然可以理解,但他是否知道怎样安排观看时间、辨别内容质量、保护个人信息,还需要成年人帮助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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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长只强调尊重意愿,却没有帮助孩子建立使用规则,那么所谓自由就可能缺少必要的保护。

不过,我同样反对动不动就没收手机、公开批评孩子,因为简单禁止未必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影响亲子之间的信任。

一些家长有能力在校外补充学习指导,或者投入更多时间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另一些家长由于工作繁忙、知识储备有限,只能更多依靠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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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始终觉得,学校不能在强调尊重学生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必要的教育管理能力。但规则的目的,必须是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让孩子无条件服从。

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另一项教育实践中得到启发。曾经担任调查记者的欧阳艳琴,2018年创办了面向部分打工家庭子女的实务学堂,尝试为常规升学道路之外的年轻人提供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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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探索中,学堂逐步调整课程,强调通过真实生活和工作项目,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责任意识、独立生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我觉得,这与张桂梅的教育实践虽然路径不同,却能够放在一起理解。

张桂梅努力帮助山区女孩通过高中教育争取升学机会,而实务学堂则尝试帮助部分已经离开常规升学体系的年轻人重新建立生活与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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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如果能考上大学,当然值得鼓励;如果不适合传统升学路径,也应该得到其他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但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不能缺少基本知识、自我管理、承担责任以及面对困难的能力。

毕竟,教育不可能替一个人解决未来遇到的所有问题,却应该尽可能帮助他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