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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与李先念的生死之交

来源:“新县党校”公众号

1990年11月6日,超美洲豹直升机载着徐向前元帅的骨灰,在河西走廊上空缓缓西行。蜿蜒起伏的群山,浩瀚无垠的大漠,肃立含悲, 一阵秋风乍起, 卷起片片霜叶,仿佛平地上站立起千万个英灵,迎接他们的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回到了他的浴血征战地。

时隔1年零4个月,超美洲豹直升机又载着李先念主席的骨灰来到这里,与徐向前元帅同行,与西路军的烈士们相聚。

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又回归到一个战壕里去,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不离不弃,这就是徐向前和李先念的战友情谊。

1990年6月29日,徐向前元帅病情危重,李先念闻讯,急忙赶到医院探望。徐向前听说李先念来了,示意把他请到床前,郑重地讲了三条遗言:“我的遗嘱有三条: 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李先念望着行将离去的老战友,心情十分难过,情不自禁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这成了他们最后的诀别,成了他们最后的约定。

01

徐向前和李先念相识于1929年。徐向前由中央派到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接替吴光浩任红三十一师师长,主持军事工作,时年28岁。木匠出身的李先念先在红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后到他的家乡红安县高桥区任区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年仅20岁。黄埔军校出身的徐向前,又经过广州起义、海陆丰的斗争,军事上日臻成熟。他率领这支300余人的队伍,避强击弱,声东击西,

与敌周旋,连续粉碎了敌人对鄂东北的三次“会剿”,即“罗(霖)李(克邦) 会剩”、“徐(源泉)夏(斗寅)会剿”和“鄂豫会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李 先念先参加反敌“会剿”,又在家乡建立农会,处决反动地主,神出鬼没,闹得很红火。1931年10月,李先念率领陂安南县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任红十一 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从此后,他们共同高擎起武装斗争的红旗,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为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作出了巨大贡献。

02

徐向前器重李先念,赏识他的才华,不仅在紧急关头委以重任,危难之时也常同他商量。李先念很快从团政委升任师政委、军政委。李先念尊重、拥护徐向前总指挥,把他视为红四方面军的一面光辉旗帜。他所率领的红三十军, 成为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他们共同分享过胜利的喜悦,也承受过失败的痛苦。经过战争的锤炼,他们的友谊炉火纯青,最突出的表现在西征川陕途中。

红四方面军的西征,是一次无后方依托、无群众基础的艰苦长征。方面军主力遭敌前堵后追,屡历险境,迭遭危难。在枣阳新集之战中,我军受敌三面包围,方面军总指挥部被突进之敌逼近。徐向前身边只有机关人员和警卫、通信部队共三百来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先念率部驰援,将敌击退,使方面军总部化险为夷。在西安以南的子午镇,担负方面军后卫任务的红十一师被敌人截断。李先念指挥部队顽强奋战,身上两处负伤。徐向前来到红十一师,对李先念说:“你先跟部队走吧,后面我来指挥。”

1933年9月,在川陕根据地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中,在选择反攻突破口、追击方向、深迂回还是浅迂回问题上,徐向前与张国焘发生了三次争论,李先念坚决支持徐总指挥的意见。开始,徐向前在东线,李先念在西线协助王树声指挥作战。东线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在追击方向上固执己见,干扰指挥,因而未能大量歼灭敌人。徐向前又来到西线,决定搞大纵深迂回,吃掉敌人主力。张国焘却坚持浅迂回。这一次徐总指挥横下一 条心,不听张国焘的瞎指挥,并说:“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这回就是犯 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李先念坚决支持徐总指挥的正确决断,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我 们听总指挥的。”徐总指挥当即命令红三十军等部队从巴中轻装疾进,日夜兼程,终于先敌一步抢占黄猫垭要隘,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李先念指挥部队与敌 反复冲杀,白刃格斗,经一昼夜激战,敌全部就歼。此役共歼敌一万余人。徐向前和李先念顶了张国焘,在张国焘家长式的统治下,担了很大风险。因为打了大胜仗,张国焘才无话可说。

03

1935年3月至5月,徐向前、李先念在率领红三十军强渡嘉陵江,到达岷江地区后,积极做好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徐向前和李先念满怀喜悦心情,深夜交谈,详细分析了川西北的敌情,建议中央实行川陕甘计划。徐向前又派人给李先念送去两幅地图转交中央。中央听取李先念汇报后,提出的作战方针,基本上与川陕甘计划一致,深受毛泽东的赞扬。

为支援兄弟部队,经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批准,从红三十军抽调了1600余名指战员补充到红一军团,并派人送给红一方面军许多衣帽、鞋袜、被褥、食品等物资,进一步增强了两军的团结。特别是在包座战役中,在李先念的亲自指挥下打了两军会师以来第一个漂亮仗。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对实现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李先念坚决支持徐向前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他们支持朱德、刘伯承,并尽己所能,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在红四方面军从草地南下的路上,两位老战友坐在一个小土堆上休息。徐向前说:“我就是不明白,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做法极为不满。李先念也有同感。他说:“这怎么行?一国不能有二主,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这样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李先念还对部属郑维山说:“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教育。”

04

1936年10月开始执行的宁夏战役计划,对徐向前和李先念来说,更是在他们的戎马生涯中经历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历史。在西渡黄河时,红三十军又一次承担了造船、先行渡河的任务。那一天黄昏,徐向前总指挥把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李先念接受任务后,制造木筏,在虎豹口抢渡成功,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由于河东形势的变化,中央和军委决定中止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先念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血战河西走廊,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吸引了十万敌军西向,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随着河东形势的变化,西路军的任务也多变。他们时而奉命西进,时而奉命东返,时而又奉命就地建立根据地。他们在马家军腹地,与敌反复拼杀,子弹打完了用大刀砍,大刀砍弯了用石头砸,赤手空拳与敌肉搏,最后, 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在康龙寺石窝召开的最后一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上, 决定徐、陈离开部队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徐向前舍不得离开自己心爱的部 队,李先念也不想让徐总指挥离开。最后,陈昌浩强行作出决定:西路军成立 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工作,李卓然负责政治工作;部队分三路分散游击。李先念所带的部队一路忍饥熬寒,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终于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到达新疆,受到了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的迎接。毛泽东高度赞扬李先念在西路军的建树和功绩,说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也说:“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 斗骨干,是很了不起的。”

05

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任一二九师副师长来到太行山区,李先念则受命回 到中原,任鄂豫边区党委军事部部长。直到解放战争,他们驰骋在南北战场上, 为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携手战斗。

岁月的流逝,没有冲淡两位革命家的诚挚友谊。几十年来,不管在何时,他们都坚定信念,肝胆相照,情同手足。无论地位怎么变化,李先念始终把徐向前视为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他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仍经常来看望徐向前,每逢党和国家遇到重大问题时,常常是李先念受中央委托来征求徐向前的意见。他们彼此信任,视为知己,无话不谈。1983年,李先念受邓小平的委托,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 明》,需要征求徐向前的意见,但李先念腰坏了,起不了床,徐向前对前来汇报的李先念的秘书说:“我和先念几十年了,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也没关系。” 徐向前去了,李先念坚持起床迎接他。一见面,李先念诙谐地说:“你看,你拄了拐棍,我也拄了拐棍。”两位老人笑了,笑得那么亲切,笑得那么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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