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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们看车企宣传新车的风阻系数有多低,或者坐飞机时透过舷窗看外面的机翼,我们眼里看到的只有车身的外壳和机翼蒙皮而已,但是擦过它们表面的高速气流是完全透明的。

如果工程师要想把空气阻力降下来,必须摸清紧贴着物体表面流过的那层空气处在一个什么状态。这层空气紧挨着表面,一般都是非常薄的,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要是直接往表面贴个传感器去测一下,传感器自己又可能先把原本的气流搅乱了。那做实验的人究竟是靠什么办法才能测出这层透明空气在表面是怎么流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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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前后,法国巴黎和德国哥廷根两地的风洞实验室就撞上过一桩和它有关的怪事。平时测试平板和机翼等模型时,两家测出来的空气阻力数据一直比较吻合,没什么大的偏差,唯独在测试表面光滑的球体时,哥廷根测出的阻力系数竟然是巴黎的两倍半,这两边的数据是完全对不上了。

巴黎那座风洞是古斯塔夫·埃菲尔建的,就是设计巴黎铁塔的那位工程师,他晚年把不少精力都投在了风洞实验上。为了弄清两家的数据为什么差这么多,埃菲尔找来三颗直径不同的光滑球体放进风洞里,然后逐步提高风速并记录球体在不同风速下受到的阻力情况。

当风速提高到某一个区间时,球体的阻力系数会突然大幅下降。按照我们对空气阻力的常规理解,物体受到的阻力通常与风速的平方成正比,风速越高,阻力就应该越大,但是在这段风速区间内,由于阻力系数下降的非常快,风速在继续往上升时,球体实际受到的总阻力反而是变小了。同时他还发现,测试用的球体直径越大,开始出现阻力骤降的风速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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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埃菲尔的奥特伊风洞

埃菲尔把结果发表出来后,两家原先的数据分歧很快就找到了原因。哥廷根风洞此前的风速较低,每秒只有4到8米,测出的是阻力系数尚未下降时的数值。

埃菲尔的风洞最高风速能达到每秒30米,在高速下测到的是下降之后的数值,而他在低风速下测得的结果与哥廷根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新发现却给当时的空气动力学家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当时人们在风洞里用缩小比例的模型去做实验,再去直接推算大尺寸实物的空气阻力,依赖的前提就是阻力系数基本稳定,并且阻力随风速的平方按比例变化。

如果球体换个尺寸或者提高一点风速,阻力系数就会突然下降一半多,那风洞模型实验的可靠性就成了问题了。哥廷根实验室主任路德维希·普朗特在1914年的论文里回忆,这个结果当时甚至让整个物理学界怀疑,风洞模型实验这套方法的基础是不是都站不住了。

为了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普朗特团队给哥廷根风洞加装了一个收缩喷口,把最高风速提高到每秒23米,并重新测试了几颗不同直径的光滑铜球。这一次,哥廷根风洞里也测出了同样的阻力骤降,但是把风速、球体直径和空气黏性统一折算成雷诺数来对比时,两家的数据还是差着一截,巴黎大约在雷诺数13万时发生阻力骤降,哥廷根却要等到雷诺数26万左右才出现骤降,数值上正好相差一倍。

测试的同样是光滑球体,用的也是同一个换算标准,为什么巴黎风洞里的阻力骤降会提前这么多?

普朗特判断差异应该出在两座风洞吹出来的气流上。埃菲尔风洞的喷口处装有一组由纵横交错的薄金属片拼成的整流格栅,原本是为了引导气流平行流动,但空气擦过这些金属片时,不可避免地会在后方产生许多细小的旋涡,使流向球体的空气带有扰动。

为了验证这个判断,哥廷根团队用直径1毫米的细绳编了一张每个网眼边长5厘米的方格网,然后把它架在风洞喷口前方,故意给气流制造一点扰动。让空气先穿过这张绳网再流过铜球,球体发生阻力骤降的雷诺数立刻大幅提前;在雷诺数19万到26万这个原本阻力还很高的区间里,装上绳网后的球体阻力下降了一半以上,各风速下测出的阻力系数都接近了巴黎的结果。

球面上多了一圈金属丝,空气阻力反而降了一半多

绳网实验证实了来流中的旋涡会显著改变球体的阻力,可是普朗特还想进一步去确认,那些真正左右整颗球阻力的是不是仅仅紧贴在球体表面的那一层薄空气。他根据边界层理论计算过,对于一颗直径28厘米的球体,在当时实验所用的全部风速范围内,贴在球体表面的空气边界层厚度都不足1毫米。如果阻力骤降真是这层不足1毫米的空气改变流动状态引起的,那就不需要用绳网扰动整个风洞的气流,只要直接扰动球面上的这一薄层空气,应该就能看到同样的效果。

哥廷根团队的卡尔·维塞尔斯贝格博士用直径28厘米的光滑铜球完成了这项实验。如果把球体正对来流的最前端算作0度,往后绕过90度,也就是球体迎风截面最宽的那一圈,被普朗特称为球体的“赤道”。

维塞尔斯贝格在“赤道”朝迎风方向提前15度的位置(即距离最前端75度处),紧贴球面固定了一圈直径1毫米的金属丝。按我们的直觉来设想,光滑的球面上多出一圈凸起的金属丝,只会增加气流的阻碍;可实验结果却刚好相反,和没装金属丝的时候相比,在原本阻力还没有降下来的整段风速区间里,这颗铜球的阻力系数直接少了一半以上。

一圈1毫米粗的金属丝为什么能省掉一半多的阻力?这要看紧贴球面的那层空气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空气流过固体表面时,紧挨着表面的那一层空气分子会因为黏性附着在表面上,相对速度为零,从表面往外离开一小段距离,空气流速才迅速增加到外部气流的正常速度。这层流速从零快速过渡到外部流速的薄层,就是普朗特提出的“边界层”。

边界层内部的流动分为层流和湍流两种形态。无论处在其中哪一种形态,紧贴固体表面处的空气速度始终为零,表面直接受到的摩擦力最终也都是通过分子黏性传递的;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边界层内外不同流速的空气之间如何传递动量。

处在层流状态时,空气呈分层流动,就像一摞叠在一起轻轻推开的扑克牌,内外各层互不混合,外侧较快气流的动量只能靠分子黏性缓慢地向内侧传递。

气流从球体正前方往后绕流时,先加速降压,随后在接近球体中后部的过程中开始减速,沿流动方向的气压随之回升(流体力学上称为逆压梯度)。靠近球面的空气原本流速就慢,动能有限,遇到前方回升的气压阻挡,外侧高速气流的动量又来不及补充进来,它很快就会耗尽前进的势头,从球体表面脱离出去,这种现象叫作“流动分离”。

球体迎风的正面受气流冲击,气压较高,当气流中途脱离球面时,球体背面就会留下一大片充满回流和旋涡的低压尾流区。正面高压向后推,背面低压向后拉,前后的气压差就构成了球体空气阻力的主要来源(即压差阻力)。普朗特团队从铜球后方往这片回流区里通入烟气,观察分离发生的位置。在层流状态下,气流还没有流到球体最宽处的“赤道”,在“赤道”往前5度到8度的地方就已经脱离了球面,球体后方留下的低压尾流区范围非常大。

而当边界层受到扰动并从层流转变为湍流时,内部会产生大量细小而不规则的旋涡。这些旋涡在垂直于球面的方向上剧烈混合,不断把外侧高速气流的动量带到球面附近。靠近球面的空气得到了充足的动量补充,面对后半段回升的气压就能多支撑一段距离,不会那么早脱离球面。

同样从球体后方通入烟气可以看到,此时气流的分离位置大幅后移到了“赤道”往后10度到25度,球体背后的低压尾流区范围也随之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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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球体分离的位置

边界层从层流变成湍流的过程叫“转捩”,气流克服不了逆压梯度而脱离物体表面的现象叫“分离”。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湍流边界层同样会发生分离,只是在相同的逆压梯度下比层流分离得更晚。那圈1毫米金属丝之所以能大幅减阻,正是因为它提前把球面边界层搅成了湍流。

虽然湍流使靠近球面的流速变化更剧烈,从而增加了球面的表面摩擦阻力,但对于球体这种不够流线型的物体来说,总阻力中占大头的是前后的压差阻力,推迟分离让背后尾流区缩小所省下的压差阻力,远远超过了增加的那一点表面摩擦。平时见到的高尔夫球表面布满凹坑,利用的也是类似的道理,靠表面扰动推迟气流分离,从而减小尾流带来的压差阻力。

随后,维塞尔斯贝格又做了一组对照实验。他把那圈1毫米金属丝往后移了15度,正好固定在球体最宽处的“赤道”上。

风速较低的时候,层流边界层在到达“赤道”前5度到8度就已经脱离了球面,固定在“赤道”上的金属丝正好落在分离后的低速回流区里,接触不到外侧的主流,所以完全不起作用,铜球的阻力系数和没装金属丝时一样高。

接着把风速逐步往上调,球体的阻力一直停在高位,直到雷诺数升到20万左右才突然大幅下降。当球体进入低阻力状态,气流已经贴附在金属丝上以后,如果反过来把风速慢慢调低,金属丝产生的旋涡扰动会让气流继续贴着球面,不会在雷诺数回到20万时立刻分离,而是能把低阻力状态一直维持到雷诺数16万左右;再继续降低风速,气流重新在“赤道”前方脱离球面,阻力才跳回高位。所以在雷诺数16万到20万这个区间里,同一个风速下能测出一高一低两个不同的阻力值,从低速往上加风速时测到的是高阻力,从高速往下降风速时测到的却是低阻力。

在机翼表面贴上皮托管,从压力变化里辨认层流和湍流

在球体上,边界层从层流变成湍流会让总阻力减少一半以上,看一眼风洞天平测出的阻力变化,或者往球体后方通入烟气观察分离位置,就能分辨出来。但是如果把研究对象从球体换成流线型的飞机机翼,工程师追求的目标就正好相反了。

机翼的外形修长平缓,正常飞行时,气流基本能贴着机翼表面一直流到后缘附近,不会像球体那样在后方留下一大片低压尾流区。少了尾流带来的巨大压差阻力,空气擦过机翼表面产生的摩擦阻力就占了总阻力的大头。由于层流状态下的表面摩擦阻力比湍流小得多,航空工程师在机翼上总是想方设法让前段的层流区域尽量往后延伸得更远一些,把转捩发生的位置往后移。

1937年12月,剑桥大学航空学教授梅尔维尔·琼斯受邀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了第一届莱特兄弟讲座,台下三百多位听众里就坐着奥维尔·莱特本人。琼斯在讲座里集中展示了剑桥大学与位于法恩伯勒的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合作开展的飞行实验,拿出了大量在双翼机和单翼试验机上实际试飞测出来的数据。

在航空工程上,机翼迎风的最前端叫前缘,从前缘到后缘的宽度叫弦长。这批试飞数据表明,在机翼雷诺数处于500万到1000万的飞行条件下,只要能把光滑机翼上的转捩位置推迟到距离前缘0.3倍弦长以后,机翼的翼型阻力就能比表面全是湍流时降低30%到35%。即便雷诺数提高到800万,经过仔细打磨抛光的机翼,依然能在至少三分之一的表面上保持层流。

不过,机翼上的层流边界层非常薄,对表面细微的不平整也十分敏感。在当时的常规飞行速度下,光滑机翼表面在转捩之前的层流边界层厚度通常不超过1.3毫米。

剑桥大学有一次试飞,机翼雷诺数大约为1000万,研究人员在光滑的机翼表面贴了一小片厚度只有0.05毫米(差不多相当于一根细头发丝直径)的锡箔纸,飞上天一测,转捩位置就明显受到了影响。另一次在法恩伯勒试飞时,试验机穿过一片云层后,测得的光滑机翼阻力明显升高,推测是云里的细微水滴沾在机翼表面上,把转捩位置往前推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测量难题,飞行中的机翼表面贴着这样一层完全透明而且厚度还不到1.3毫米的空气,研究人员在天上怎么才能辨认出,它究竟在机翼表面的哪个位置从层流变成了湍流?

在风洞里做实验时,研究人员通常用通电加热的细金属丝来感知气流速度的瞬时脉动,也就是实验室里常见的热线风速仪;但在1930年代,这套仪器还不便于直接装到飞机上做试飞测量。剑桥团队因此改用了口径很小的皮托管。皮托管的管口正对着来流,用来测量气流的总压,管口所处位置的气流速度越高,测得的总压就越大。

边界层从层流变成湍流时,如果把皮托管放在距离机翼表面不同的高度上,沿着气流方向穿过转捩区,测出来的总压变化方向正好相反。

要是让皮托管紧贴着机翼表面,进入湍流区以后,旋涡的剧烈混合把外侧高速空气带到表面附近,贴近机翼的平均流速明显加快,皮托管测得的总压就会往上升。反过来,要是把皮托管稍微垫高一点,让管口在转捩前刚好露在层流边界层外面,直接迎着外部的高速气流,这时测得的总压比较高;等向后移进转捩区以后,旋涡不断把外部空气卷进来,边界层沿机翼向后增厚的斜率比层流段增大了十到二十倍,迅速增厚的湍流边界层就会把原本露在外面的管口包进去。当管口从外部高速气流进入流速较慢的边界层内部后,迎面的风速降低,测得的总压反而会降下来。

在实际试飞中,把皮托管放在层流边界层外侧,靠总压下降来寻找转捩位置用起来最方便。剑桥团队最早做试飞时,只是拿胶带把一根外径约1.3毫米的皮托管直接粘在机翼表面上,再把皮托管前端的管口微微向上翘起一点,让管口刚好露在预估的层流边界层外面,飞上天就能测出转捩的大致位置。后来为了测出转捩区更详细的变化过程,他们又把几根皮托管和一根静压管组合在一起,有时用小电机推着它们沿机翼表面前后移动,有时把紧贴机翼表面和离开表面不同高度的几根皮托管同时接到装有酒精的多联U形管压力计上,并将U形管里酒精液柱顶端的阴影投射到感光纸上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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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飞数据中还可以看到,层流向湍流的转变不会在机翼某处瞬间完成,中间会经历一段宽约10厘米的转捩区;而在风洞里用热线风速仪测量时,这个转捩区的位置还在不停地前后快速摆动。

说到这里,正好可以解开很多人翻看流体力学教材时的一个疑问。如果把距离物体表面不同高度处的气流速度连成一条曲线,就得到了边界层的“速度剖面”。

教材上常常把层流和湍流的速度剖面图画在一起做对比,既然湍流里的气流速度每时每刻都在杂乱无章地波动,为什么图上画出来的湍流速度曲线,看起来却和层流一样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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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平板两侧的瞬时差异

原来,教材上画的湍流速度曲线,展示的是气流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瞬间的快慢波动在取平均时已经被抹平了;当年飞机上的皮托管和酒精压力计响应比较慢,实际测到的也是这种平均后的结果。

所以,单凭速度剖面曲线看起来平不平滑,并不能分辨出层流和湍流;要区分它们,还得看平均流速随高度变化的快慢。气流的速度分布固然会受到边界层厚度和沿途气压变化的影响,但在流动条件相近且没有发生分离时,层流由于缺乏内外混合,从表面往外走,流速增加得比较平缓;湍流则把外侧的高速空气带到了表面附近,刚离开表面很短一段距离,平均流速就迅速升高,靠近表面这一段曲线要陡得多,整条速度剖面也显得更加饱满。

不接触机翼表面,靠表面温差和红外相机在远处辨认

把皮托管贴在机翼表面做测量,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局限,为了知道边界层在哪里转捩,必须先往机翼表面装测量装置。可机翼前段的层流连0.05毫米厚的锡箔纸都会受影响;到了现代,即便不再往机翼外侧贴皮托管,改成在蒙皮上钻一排微小的测压孔,或者贴上一层印有微型金属发热元件的传感薄膜,这些附加在表面的结构依然可能干扰边界层。德国宇航中心展示过一组风洞实验对比图,哪怕把那层传感薄膜贴得尽量顺应机翼曲面,薄膜边缘微小的高度差和通电后的局部发热,还是会让贴膜区域的气流提前变成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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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热膜传感膜附近的转 捩偏移

要想完全不接触机翼表面,从远处看清层流和湍流的分界,研究人员想到了从热量的变化入手。如果让机翼表面比流过的空气稍微热一点,在层流区域,内外各层空气互不混合,表面的热量只能靠空气分子一层层往外传导,散得比较慢,表面温度就偏高;进入湍流区域以后,边界层里大大小小的旋涡把贴近表面的热空气不断带走,同时把外侧较冷的空气卷进来,对流散热明显加快,机翼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下来。

2015年,克劳福德和萨里奇等人做后掠翼转捩实验时,为了给机翼研究模型提供均匀可控的热量,干脆买来平时铺电地暖用的电热丝,直接装在模型蒙皮的内侧。通电把模型表面微微加热以后,只要在远处架一台红外相机对着机翼拍照,不用触碰气流,就能从红外图像的冷暖色调里看出差别,温度偏高的一片对应着散热慢的层流区,温度明显降下来的区域则已经进入了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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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SWIFTEST后掠翼模型在飞行中

当然,红外相机直接记录的是机翼固体表面的温度,看不见透明的空气。如果模型内部不同位置的导热快慢不一,或者表面涂层差异与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反射混在一起,红外图像上也会出现深浅不一的颜色变化;所以实验时必须先把加热和表面条件控制稳定,排除这些干扰之后,才能从温度变化里找准转捩区,不能看到红外图像上有颜色分界就一律当成层流和湍流的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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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SWIFTEST飞行试验的红外测图

由于这种方法不需要在表面安装任何传感器,拍一张画面就能看清整片区域的分布,现如今在全尺寸飞机的试飞和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检测中用的是越来越多了。即便站在距离风力机几十上百米的地面上,对着运转中的叶片拍摄红外图像,也能辨认出叶片前缘磨损后引发的湍流区。

拿球体当标尺,反过来比较不同风洞的气流扰动

无论用皮托管还是用红外相机,只要回到风洞里做实验,还会遇到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不同风洞吹出来的气流平稳程度并不一样。气流在风洞内部流动和穿过格栅时,多多少少会带上一些细小的旋涡,这些来流扰动会让模型表面的边界层提前转捩。

那么,怎么衡量一座风洞吹出来的气流到底有多平稳?早在1914年那篇解开巴黎与哥廷根分歧的论文里,普朗特就在脚注中提出过一个反向利用的思路,既然光滑球体的阻力对来流里的微小旋涡非常敏感,喷口前加一张细绳方格网就能让阻力骤降大幅提前,那干脆拿一颗打磨光滑的标准铜球放进不同实验室的风洞里去测阻力曲线,反过来用球体的表现比较各座风洞的气流里有多少旋涡扰动。

到了193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把这个设想落到了实处。1936年,研究人员普拉特用不同直径的光滑球体先后测试了八座风洞,根据各座风洞里球体发生阻力骤降时的临界雷诺数,换算出一个“湍流因子”,把它当作对比各座风洞来流扰动影响的相对标尺。一年后,空气动力学家德莱顿等人把直接测量流速脉动的热线风速仪和球体实验放在一起对比,结果发现,促使球体边界层提前转捩的,除了来流的湍流强度之外,还和湍流尺度(也就是来流中旋涡的空间大小)有关。所以靠球体实验算出来的这个指标,反映的是来流扰动作用在球体上的综合影响;拿它给不同风洞做横向对比很管用,但它并不能代替热线风速仪去直接测出气流自身的湍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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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要辨认物体表面那层透明的空气到底是层流还是湍流,没法只靠计算某一个固定的雷诺数。来流里有没有微小旋涡,表面有没有0.05毫米的凸起,甚至像球体“赤道”装上金属丝那样,风速刚才是升上来还是降下来,都会在同一个雷诺数下改变气流的分离和阻力状态。虽然肉眼看不见这层透明的空气,但当它从分层流动的层流变成内外剧烈混合的湍流时,动量和热量的传递都会加快,气流的分离位置、贴近表面的总压分布以及受热表面的散热快慢也会跟着改变,顺着这些可测量的变化就能把它辨认出来。把它们分辨清楚以后,工程师究竟是想办法留住层流,还是主动把边界层变成湍流,就看眼前的物体主要需要减小表面的摩擦阻力,还是需要减小背后尾流带来的压差阻力了。

说实话,今天花了这么大篇幅聊怎么区分层流边界层和湍流边界层,这些知识我们绝大多数人平时大概率都用不上,生活中谁也不会往车的壳上去粘根皮托管,或者架台红外相机去专门拍。平时在书上或者科普里看到“层流”和“湍流”,往往也就是一页纸和两张示意图就带过去了,我们很容易把它们当成现成的结论记下来,很少会停下来想一想,空气明明是透明的,转捩前贴在球面和机翼上的那一层又薄的只有一毫米上下,稍微碰一下还可能改变状态,当初做实验的人到底是怎么把它测出来的。

但我们真把这一百多年里的实验顺下来看一遍就会发现,书本上一句简单的结论背后藏着的是一整套非常实在的工程办法。面对一个肉眼看不见,伸手去测又怕干扰它的物理现象,一代代研究者顺着动量和热量传递的规律,从1毫米的金属丝、用胶带粘住的皮托管,再到不接触表面的红外热成像,一步步把透明空气里的流动变化变成了可以读出来的实验数据。

哪怕我们平时根本用不上这些测量手艺,偶尔挑这么一个看着有点冷门,平时也不太好分辨的问题,顺着前人的思路把里面的门道弄明白,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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