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来到，青春的轮子依然在空转。我们无书可念的虚耗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对革命和派仗早已厌倦。自从学校有了革委会，班里也有了新的班委会。班委会组织几次劳动，我悉数记录在日记里（楷体为日记原文）。

1月4日。这几天过的都很没意思。今天下午到西单食品商场卖东西，倒很有意思。我们先在卖处理水果的柜台，赵XX称秤，我算账。顾客一多，我就晕头转向，不是多找了钱，就是少找了钱。多亏顾客还好，都很自觉，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个售货员不是很容易的事，既要不使国家受损失，又要让顾客心里满意。卖处理的香蕉角（原文如此）时，有一个人买的一斤中，大多数个头都很小，我们卖给别人的都比他的大，他很不高兴，要求换一下。我要给他换，而XX偏不给，还跟人家吵了起来，我心里很不高兴。那个人没有办法，就到萧森处排队，但已卖光了。

1月9日。思想空虚，浮躁，无所作为。一九六八年的开始难道就让它这样吗？

1月11日，星期四。

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我的多篇日记都以毛主席语录开头。那时，写信开头要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也开始流行，即早起后、晚睡前对着毛主席像或太阳升起的东方，述说当天要做、已做的事，产生了什么“活思想”，哪些属于私字一闪念。笔者注）

今天我们几个人在部队生活了一天。

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坐上了赴南口的火车。下车后，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就逢人打听：4636在哪儿？人们都很熟悉4636，告诉我们方向，不多一会儿就找到了。我们多么想看到文书、四排长等解放军啊！但他们已经走了，而且刚走了一天。（该坦克部队开赴越南战场——笔者注）真不凑巧，我们难过极了。

一分队的解放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我们和他们并不熟悉。一连文书李志业同志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他陪了我们整整一天，还给我们讲了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1967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三支”即：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两军”为：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笔者注）

他们不怕围攻，不怕挨骂，不怕挨打，几夜睡不上一个觉，踏巨浪、顶恶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连一排长说，怎样和工农结合，有些人和工农在一起，但他的思想感情仍然是旧的，是资产阶级的，这说明人的因素主观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比如：在学校里排长天天打扫教室，擦桌子，这就是人民战士的本色，朴素的品质，但是我们同学呢，一听到要劳动就往家跑，就是两种世界观的反映。他还说，斗私斗在大节上怎么理解呢？一个人，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大节，大节就是一个人的根本立场，要从每一件事情上做，如吃饭的时候，你是先吃窝头呢还是先吃馒头？这就有公与私的斗争。只有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抓紧破私立公的斗争，你才能保持革命的大节。

我们在晚上看到了指导员，他还是那样红光满面，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毕业了，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毛主席来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地方去。（指导员所在的团都开拔了，只有他没有上前线，可能年龄大了吧——笔者注）

晚上，我们紧赶慢赶，向车站奔去。路上，大家都高兴地说，今天虽没看到文书他们，但我们同样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接触了战士，他们的思想境界真高哇！

我至今记得，那天我们在军营里吃到一种菜，味道像咸蛋黄，特别沙，一打听才知道是腌的小土豆！大土豆做菜了，小土豆也没糟蹋，腌成了“蛋黄”！

1月19日。今天下午去肉食品加工厂劳动。这里到处是肉。一头杀死的猪经过许多双手，就变成了可口的肉松、香肠等等。我们都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白帽子，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起来。XX像个全聚德的老师傅，XX又矮又胖活像《见习水手回忆录》里的厨子，XXX更可乐了……

干活了！XX她们洗大肠，猪肠子里有屎还有蛔虫，但大家都不嫌脏。我和三个同学负责掐香肠，把肉灌进肠衣里，再结上口。老师傅弄得又好又快，我们老是系不上。用竹棍把弄好的香肠穿成一串，很沉。起初我很不想干，心想，ＸＸＸ为啥不穿，就剩我一人干？我胳膊骨折刚好，又不好使，越发觉得肠子沉极了，简直拿不动！后来，我去洗肠衣，一直洗到回家。

1月20日。下午到19路公共汽车上宣传市革委会的文件，动员外地人回原单位。目前在北京的好多外地人中有不少坏人，地富反坏右、特（务）、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无不乘机捣乱破坏，我们要搞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1月21日。天天如此，在公共汽车上宣传，到底有多大效果？我发生了怀疑。同学们热气不高了，不愿意来了。今天就有几个人没来。上级让我们搞八天，明明没有效果，我们也这样干吗？不！

1月21日。今天造反了，再也不干这种白费力气的事了。

……

4月6日。毛主席语录操，是毛泽东思想战胜一切旧思想的伟大成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占领体操阵地的重大胜利。这几天学习语录操，有些累，因此产生了逃跑一闪念，这不仅是小资产阶级的一贯散漫性，更重要的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无限忠于毛主席就不怕苦不怕累，一定要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极大的革命热情努力学习。学习毛主席语录操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

当我们为不知怎样打发时间而苦恼时，各校新的革委会却在忙碌之中。他们在忙三件事，一是就近招收新生入校。二是对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实行秋后算账，要么进监狱，要么内部处理。三是抓紧处理积压的老三届学生，让他们赶紧离开学校，给后面的孩子倒出地方。现在想来，文革中的中小学校，就像地震后的堰塞湖。

师大女附中无条件地就近划片招收新生，男女通收，这在建校半个世纪以来， 是破天荒第一次。

1月14日，星期日。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个班共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修正主义统治女附中十七年，把女附中完完全全变成了贵族学校，为了考取女附中，人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或用功昼夜，或靠父母的“资格”，或偷偷摸摸地走个“后门”，就这样我们这样的学校越来越修，特权思想，白专思想大泛滥，何曾有人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女附中燃烧，她的丧钟敲响了！现在分片招生，许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够上我们的学校，我们高兴，他们更是高兴啊！过去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子女能上女附中啊！新的女附中一定会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诞生！（这篇日记通篇是文革式语言）

学校为了对新生加强管理，从在校生中选派了很多“辅导员”，去帮助新生班开展入学教育。这些在小学多呆两年的66届高小毕业生，通常就叫“69届”。可怜他们连初中的课本都没见过，转年即被分配到黑龙江各国营农场（当时已改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孩子们平均年龄只有十六岁。比“69届”幸运的是“70届”和“71届”，他们的基础教育虽然只有小学五、四年级水平，可是他们不用上山下乡，全部得以在城市就业。

变成男女合校的北京师大女附中，1972年更名“北京150中学”，隶书于北京市西城区。1978年，在全国教育拨乱反正、重回正轨过程中，“北京150中学”更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实验中学），回归北京师范大学管辖，再次成为重点中学。

同时，在中学里对造反派头头和“联动”分子的秋后算账也在进行。1月23日，星期二。我在西单看到王宇的声明和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大字报。66届高中生王宇是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创始人，该组织是北京的中学里最早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之一，他们反对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反对血统论的阶级歧视，是中学里最早参加“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司令为北京地质学院大学生朱成昭）的中学红卫兵组织。

王宇是中学“四三派”代表人物之一，家庭出身好，本人一直是优秀学生，却因“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关押，与他一起遭受厄运的还有该组织另一个头头侯英。我虽不认识王宇，心里也很难过，在日记里几次鸣不平。男六中红卫兵在1966年八月“破四旧”中，以暴力和残忍臭名昭著，因把“红色恐怖万岁”用红字刷写到墙壁上令人不寒而栗，而成为恐怖的红八月象征。因公开反对血统论和血腥暴力而成立的六中红旗，一直受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是它的头头康典、李峰也被定为反革命坏头头，开除出六中革委会。我在日记里表示了强烈质疑和不满。

2月19日，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笔杆子戚本禹倒台。2月27日，听说31中（男校）次日要斗争关雨生和叶XX，我大为吃惊。叶XX，小名黑子，他家与我家住一条胡同，他头脑聪明、举止文雅，人很健谈，我常找他妹妹玩，因而也和黑子比较熟。他的罪名是组织了“地下复仇军”，听上去很可怕，可我压根不信，晚上还去他家了解情况。除了他母亲和老保姆“胖妈”外，我还见了平时很少见到的他父亲和姐姐，她姐文革前由女一中保送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街坊四邻都很羡慕。

我校革委会没有对四三派头头实行整肃，但有两位同学被批判斗争。看上去只是个案，与文革初期学生斗学生不同的是，这次由学校领导机构直接批准，由所在班级具体组织，没有暴力折磨和人格羞辱，但是对学生精神的打击却更沉重。一个关于高一三班反动学生XX的决议，在全校传达。XX是干部子女，参加过“联动”，主要言论是“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以后才能证明”，“有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等等。

4月2日那天，在实验楼的大阶梯教室召开斗争XX大会。我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斗争XX的大会空前好，秩序井然，群情高昂，史无前例。高一三班的一篇稿子，写得很深刻，有科学的分析，有严肃的批判，令人心服口服。对于XX的批判，决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狠批极右的“联动思潮”，批判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提高我们的觉悟。批斗会上，XX奋力抗争，坚决不肯低头。她被同学从身后架起胳膊，不得不弯腰低头，却一再执拗地仰起脸，与按压她的同学争吵。她是一个五官标致的漂亮姑娘，白皙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多年前我看到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的日记还写了初三四班XXX同学，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李洪（今已不知何人）组织的阴谋小集团《红卫兵批判小组》，以批判《欧阳海之歌》为名，恶毒攻击我国十八年来的各项基本政策，猖狂地侮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同学因为佩服小集团的人“有头脑”、“有学问”、“有抱负”、“有苦干精神”而投奔了他们。该同学起初也很“顽固”，不承认错误，据理力争。她出身工人家庭，1968年的工人阶级地位远超“革命干部”，所以她的事没有刻意扩大影响。

当我们即将离开学校，去农村、去边疆扎根革命之际，对学生中的“坏头头”、“反动学生”的清理、拘捕和关押，是文革爆发以来，学生斗学生、工作组整学生、“红五类”斗争“黑五类”、造反派斗争“联动”等一系列自相残杀的最后一幕。上述几位本校、外校学生的遭遇，是文革中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缩影。受害者与加害者既可以互换，也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回想文革初起到现在的两年时间里，每一派造反组织都认为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每一个青少年都以能当毛主席的红卫兵而自豪。结果却是，每一波革命中站在风口浪尖上的青少年，最后都被整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几年后，我们天天敬祝身体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出事，被定为“反党集团”，在全民大批判中下发过一个机密文件，即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据说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厚厚的一本，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绞肉机”，事实证明这个比喻精准到位。

1968年4月27日，就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学校给66届学生办了学习班，要求大家端正态度，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少数人留城进工厂，多数人上山下乡）。5月6日，我按要求写完“本人鉴定”，5月7日报名去北大荒国营农场。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我十七年的培养，决心做一名光荣的北大荒人。

其实，66届初、高中生的毕业分配，早在1967年冬天就开始了，零星的、数额极少的分配，既有北京的保密工厂、首钢公司、纺织厂、服装厂，也有西北的三线工厂。我们班45人，大约有四分之一留在北京进了工厂和服务行业。去北大荒农场的名单是5月29日公布的，我班有15人“上榜”，其中一位同学坚决不去，反复的结果又增加了5人，变成19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妈让我姐去学校找老师说情，我身体不好，一直免修体育，我胳膊骨折，正在恢复。其实我留城的理由挺正当的，老师立即同意我姐的意见。6月3日是我18岁生日，我在日记里说：“今天我已经18岁了！上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老师忽然又通知我不去北大荒了，气得我眼泪都掉了下来。经过一番奋斗，又到医院开了介绍信（诊断书），才算解决了。这事太气人了！”别人去医院开诊断书是为躲避去农村，而我却是为去遥远的大东北！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留下，最好的结果是去大集体所有制的“西城区红卫服装厂”，稍好一点的国营工厂，一准没有我的份儿。一想到天天趴在缝纫机上，和一群只知道东家长西家短的老娘们儿做同事，我就受不了。如果我不去北大荒，耗到后来一定是去山西、内蒙插队，我挣不上工分养活不了自己怎么办？继父在房管所当壮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母亲为了和他多要几块钱都要吵架，我好意思让他继续供养我吗？去北大荒国营农场，有工资保障，起码可以养活自己。

出发日期定于6月13日。剩下的时间就是迁移户口，收拾行李，与亲朋好友告别。没有什么特别的欣喜，因为就要离开家人到遥远、严寒的边疆，未来一片迷蒙。也没有特别的悲壮，因为是自己选择了北大荒。

1968年6月13日早上，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奔赴遥远的北大荒。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留恋。

早上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一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步，送到大门口，大我13岁的姐姐却执意要陪我一起去学校。

“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教员不像教员，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经常地唠叨，不停地抱怨，我都认为她是嫌我吃了闲饭。这下您不用抱怨了，我不会吃闲饭了，以后您也看不见我了。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不到6岁就没了父亲。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对我的疼爱和呵护近乎专制，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再听她的唠叨和事无巨细的管制。我连头都没回，就大步走了。

9点钟我们准时在学校集合，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是66届初、高中毕业生120名，我们班就占了19名！ 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乘坐专列去黑龙江。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

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有点像蜻蜓的大眼睛。同学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

汽车在西长安街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口，我的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忽然，我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一向腰板挺直的母亲怎么佝偻了？她在那里枯坐多久了？我的眼泪突然涌上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吞咽着眼泪，不让它流下来，不让同学们看见。

姐姐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等大家到了北京站，我发现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半年前我曾在这里送走同学小胡萝卜她们，现在更多的亲朋来送更多的我们。火车缓缓移动，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亲人叮咛中，离开了北京站，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几千里，艰辛的人生从此拉开大幕。

记忆里，那时的六月远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更凉快了。一日三餐，是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的，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车厢里有了骚动，学生领队带领大家向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6月14日，专列到达哈尔滨站，我一眼就看见站台上一大片穿褪色军装的年轻人，不过，他们不是十个月前我见到的耀武扬威的“哈三中红后代”红卫兵，而是带着我们串联的哈军工大学生们，有狗熊、斗批改等14人，我在日记里悉数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短暂的会面令人激动，我们从首都来到边疆“屯垦戍边”，他们不久后即将被分配到艰苦的三线军工厂。

6月15日。阴，小雨。自进入东北以后，天气一直阴沉沉的，小雨连绵不断。下午到达迎春车站，人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雨下个不停。汽车把我们拉向四队驻地，黄土公路颠得厉害，我的脑袋不时地和老表的相撞，我们像被摇的煤球一样，晃来晃去很好玩。总场欢迎我们的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心，上面写着“忠”字，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晚上很困就睡了，我们住的是新盖的泥房，没有电灯。

第二天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欢迎我们，演了很多节目。值得一提的是，欢迎会一开始，首先授予我们三十几名北京知青“忠字牌”，用纸板做的，裱着红电光纸，形状是碗大的心，上面用黄色写着一个忠字。北京不曾见过的忠字牌，居然让边疆的人民发明了！

晚会结束，同学们回到宿舍，把忠字牌从脖子上解下来，扔到一边。我心里对那个心形纸板充满了冷笑和反感，我的同学们也没有谁第二次戴过那个忠字牌。

对于我们来说，文革已经远离。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生活，即将开始！

作者：冯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