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会|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2011年恢复重建后的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于2013年8月16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1名社员代表参会，会议组织介绍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历史和重建现状，全体社员代表对章程进行了审议，并对重建后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宗旨、定位、发展目标、工作模式、社员管理办法等进行了讨论。中华教育改进社致力于建设成为民主、公开、责权利一致的教育专业性现代社团，会议由全体与会代表无记名差额选举产生了15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为理事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宪法协会副会长张千帆先生，公众教育研究院和公众考试研究院院长张勇先生，传记文学作家、北京市陈鹤琴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柯小卫先生，映山红资本总经理储小星先生为副理事长。现场到会的10名理事会成员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讨论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的工作分工，确定了现阶段工作重点，任命秘书长、副秘书长等。

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12月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设立，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等9名学者为理事，孟禄与杜威为名誉理事，陶行知为总干事，宗旨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1927年后因战事中断活动。

2011年12月23日，一批教育专业人士发起恢复重建中华教育改进社，继承教育先辈的教育精神，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现该社有注册社员45人，他们有教育专家，有一线教师，还有有志于教育改进的企业、传媒、社会工作等各届人士。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女士到会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陶行知曾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两届总干事，朱小蔓女士说：“你们成为历史上由一批先行者所创立的光荣组织在当代复建后的第一批社员是很光荣的，希望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当年成立教育改进社可以看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教育科学化的开端”，“前辈们追求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之理想显然远未实现”，勉励“复建后的教育改进社首先是要继承传统，认真了解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历史、工作宗旨，根本上说是要得其精神灵魂。如果这个组织有那么一种风范，我觉得就有希望。”“这个组织完全是自下而上草根性质的，是自愿且志同道合的结盟在一起的，大家主要靠信仰，靠热情，靠有相同的理念走到一起，有个平台可以追求理想，做些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是在这里谋个人什么好处，捞什么个人名声。因此我希望各位能团结一心，找到工作着力点，关注现场、付出行动。相信这支队伍经过若干年，可以发展壮大，可以有所作为。”

储朝晖理事长先后作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教育改进》、《我们如何开展教育改进》的发言，认为“教育改进是当下社会的一种强烈需求”，“‘改进’与‘改革’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中国教育的全面改进需要所有中国人参与。是做播种者、试验者、引领者，把教育改进的理念、方式和方法的种子播出去。”

附：储朝晖简介

储朝晖：1981年入徽州师专物理系，同年冬开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产生兴趣，1985年从徽州师专毕业由安徽省教育厅发专文分配到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1983年开始社会调查，是依据陶行知教育思想倡导农科教结合观点的最早提出者之一，任《陶行知全集》（川教版）1-12卷专职编辑和编委。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2004年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后，先后在教育部人事司、办公厅、发展规划司从事调查与专题研究工作，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成就展教育专题文字组长。

在内容上已形成四个比较深入的研究方向：一是关于中国大学精神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依据对中国大学发展问题的判断，立意为中国大学“立心”，建设理想大学，集中研究中国大学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演进。二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从80年代初以来以复兴、激活中国教育为目标，以教育管理为主线，提出中西兼容地再造中国教育的再造论。三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研究，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其中对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入，已发表研究文章30余篇，覆盖了陶行知研究的各领域。四是心灵教育，著有《生活教育与心灵教育》，主编《小学心灵教育教师用书》、《中学心灵教育教师用书》，致力于培养心灵健全的人。已经形成文理渗透，在大量田野调查和亲身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体悟进行研究的独特研究方法，运用集成人学的视野分析教育问题。2010年被《时代周报》组织的两岸四地媒体人评选为“2010年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中的十大教育工作者，2012被网易评选为年度教育意见领袖。

专著：《中国教育再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教育改革行知录》、《中国幼儿教育忧思与行动》、《多维视野中的生活教育》、《陶行知画传》、《理想大学》、《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上下册）、《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

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10卷本，入选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小学心灵教育教师用书》、《中学心灵教育教师用书》。

翻译：《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原著，入选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丛书）、《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原著，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朱小蔓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储朝晖谈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教育改进

储朝晖谈我们如何开展教育改进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朱小蔓

各位社员：大家好

我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代表在这里发言。首先祝贺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祝贺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你们成为历史上由一批先行者所创立的光荣组织在当代复建后的第一批社员是很光荣的，希望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1921年12月23日由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合并组成。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等为董事，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在那之后每年开一届年会。

陶行知在当日晚宴席间发表讲话说“参与教育革新须具有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人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

当年成立教育改进社可以看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教育科学化的开端。陶行知等一批人是肇始者、是先驱。陶行知说，过去把教育看得太浮泛、太普通了，对教育要做专门的研究。为此，他在南高师鼓励开出教育统计学，开设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他们提倡效仿自然科学重实证研究、重分析而不仅仅是思辨；他们发起成立教育调查组，进行一个个专题调查，比如曾调查江苏学务委员的工作情况等；他们主张用试验的方法，不是短时间，而是沉潜下去。比如：当时曾研究过科学教育的改善、研究教学中的问答法，这似乎是很小的问题，但体现他们追求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想法。陶行知说，教育要做的事太多，不可能都实现理想，能看准一件具体的事，聚精会神地干它一下。至于工作方针，陶行知提出要积极联络，即知即传即联，要互助，要合作。由于教育要做的事太多，不可能一下子都实现理想，当看准一件具体的事，聚精会神地干它一下。根据史料看，改进社的人数是一年年增加的，注册人数逐年增多。

前辈们追求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之理想显然远未实现。陶行知等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希望把美国及欧洲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科学带到中国。陶行知没赶上新中国建立，但陈鹤琴先生1950年就有提案，建议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以适应教育科学化的需要。他们想的就是教育要提高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不仅健全全国到地方的教育科研机构，大学的教育学科越来越多，各级教研员队伍长期以来发挥独特作用；重视群众性教育科研的情况，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还很少见。但渐渐地还是有把现代化、科学化走偏的情况。教育研究存在跟风现象，有的研究故作高深，缺乏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离开真正的教育现场太远；基层存在的问题、真正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得不到研究上（道义上、政策上、经费上）的支持，还有，过分地追求规制和格式同一、堆砌无意义的数据、过分形式化地包装的科学化等等，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教育现代化、科学化的本质是鼓励思想解放、敢于发现新知识、新道理，是努力建设学术争鸣与建设的民主制度以及平等、信任的人文氛围，是踏踏实实，不虚张声势、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和作风，当然，科学化也是专门化、专业化，是指受过一定训练的人做学术上、研究上的带领。我觉得教育研究上现在主要不是缺少知识的问题，而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少踏实的态度，缺少深刻的思想见解。

现在教育学术组织比较多，活跃程度、发挥作用参差不齐。复建后的教育改进社首先是要继承传统，认真了解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历史、工作宗旨，根本上说是要得其精神灵魂。如果这个组织有那么一种风范，我觉得就有希望。我们学习陶行知等先辈，不能离开对时代背景的认识，离开对这些人物的思想、生活史的了解和正确认识，否则不可能得其精神。你们的组织完全是自下而上草本性质的，是自愿且志同道合的结盟在一起的，好处是它主要靠信仰，靠热情，靠有相同的理念走到一起，是希望有个平台可以追求理想，做些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是在这里谋个人什么好处，捞什么个人名声。因此我希望各位能团结一心，找到工作着力点，关注现场、付出行动。相信这只队伍经过若干年，可以发展壮大，可以有所作为。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教育改进

储朝晖

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一年多来，志愿参与本社活动并注册成为社员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对眼下的教育还不满意，于是想寻求把教育办得更好的方法和路径。然而，要从理性上回答我们为何要组织和参加这个社团，即便对于不少已经加入的人人来说，也不甚明了。以后还会有更多即将加入的人，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谈点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提倡的教育改进是当下社会的一种强烈需求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改进”与时下说得较多的“改革”一词的差异：改革本身就是改变的含义，没有说向哪个方向变，依据什么改变，为谁改变，改变了谁。而事实上一些所谓的改革若干年后看不是改进，反倒是名副其实的“改退”。

1985年前后，教育改革的方向最为明确，简而言之就是“放权、给钱”，就是要改教育体制。1990年后由于社会的变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偏离了1985年确定的建立新体制的大方向，而成为不合理的教育权利瓜分，一些教育政策一面虚化为抽象的概念，一面为利益集团所绑架。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改革的共识破裂，动力在丧失或变异，进而由于事实上的多轨制学校出现引发社会群体分裂，政府教育政策进退失据。这就导致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教育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直至消失了，甚至一些人怕改革，尤其是普通平民怕改革。教育改革似乎导致普通人受教育越来越难了，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教育改革与医疗、住房改革并列成为受到抨击最多的改革之一。

这些也就是我们提倡教育改进的动因，教育改进有一个明确的参照，就是每个人的教育现状和历史，这也是我们为何下那么大的决心和力量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这两套书就是要为人们树一面进行教育改进的镜子，就是为了让当下的教育工作者少犯低级错误，少走不必要的弯路。与这个参照相比，不好的就要进行改进。由此，教育改进的方向也有了，就是要依据民众的意愿改得比过去更好，就是要防止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改退”。谁来做这样的判断呢，当然是教育当事人、受教育者和独立的专业社团，这样才能保证所进行的是教育改进而非教育“改退”。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恢复重建就是适应这一需要的选择。

说教育改进是当下强烈的社会需求，最为根本性的理由在于当下的教育管理体制依然是计划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经过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没有大的变化，它提供给不同人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少数人还能从中获得超乎想象的特权和暴利，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则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同时，由于评价上长期使用行政性较强的过于单一的标准，它所能提供的教育是不专业的，包含着有害和错误的因素，甚至一些教育本身就是杀人不见血的萘毒，毁损人的悟性和志性，让一个原本智慧的人变得不会思想了。从宏观上说，保持教育可持续改进的制度和有效运作的基本秩序尚未建立起来。

这种强烈的需求还表现为数千年来作为教育重要支撑的道德底线的失守，勇气丢失，信仰虚伪，人际信用的消解，尤为可怕的是师生互信的基础也正在被近来发生的校园暴力、性侵、有偿家教等事件逐渐消解；由于不受约束的行政冲力作用，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教育秩序完全被冲垮了；由于非专业的多种力量过度介入，儿童的天性不断被践踏摧残，他们学习的自主权不断被侵犯。

简言之，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找不着北的十字路口，“改革”是一个有诸多歧义和误解的词，需要通过改进来明确其新的方向、方式和路径。这不只是一词之变，而是一个整体话语体系的变换，改进意味只能改好不能改坏，立足于公平正义，沿着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方向，止于人民的幸福。

其次，我们提倡的教育改进是有其历史源流的

改进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国存在大约有两千多年了，依据《大学》所载，商汤在浴具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以激励自己不断创新；《康诰》有“作新民”的记载，《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到现在也有92年，当时这个组织有明确的理念和目标，就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倡导“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黄炎培、张伯苓、陶行知等人成为该社的骨干，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陶行知应约专门写了“教育改进”这一词条，这个词条中的一些论述现在看仍有意义：“吾人不但须教育，而且须好教育。改进之意即在使坏者变好，好者变为更好。”“教育改进包含两个方面：有关与教育方针之改进，亦有关与教育方法之改进。”进而提出六条教育改进之道：一是办教育者必须承认所办教育尚未尽善尽美，确有改进之可能。应持虚心的态度，破除一切成见、武断、知足。二是改进者必须明白自己之问题，又必须明白他人解决同类问题之方法。提倡以调查、参观为入手的方法。三是教育界共同之问题应同心协力共谋解决与改进。于是会议、社团就必不可少。四是不能发现新知新理，决不能在源头上谋改进。改进教育之原动力即发现新理之泉源，乃属试验学校之功能。改进教育最有力之方法无过于以学校化学校。五是调查必须有工具，方能明白问题之所在；试验亦必须有工具，方能考核方法为实效。这个工具就是测验，并据此精益求精，使之渐达尽善尽美之境地。六是教育之学术，非可独立存在。彼立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各种学术基础之上。所以不能专在教育上谋改进，而是需要谋求与教育相关的各门学术以及教育之外的社会、政治、风俗等方面的同时改进。我本人便是受到这些理念的启发提出集成人学的教育观。

简言之，九十年前的那次教育改进潮流可归纳为“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今天在这里说这些是要表明，我们开展的教育改进是在那些为中国教育改进而开辟和创造的先驱激励下的继续推进，我们是传承先辈的责任，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

再者，我要说说我们倡导什么样的教育改进。

陶行知曾断言：“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开辟与试验也是教育改进的两种主要方式。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就是尽量将教育定位为一项专业工作，将教育定位为基本民生，同时也是基本民权，它是可以通过理性反思、完善管理、规范评价、优化方式方法加以改进的。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就是要让人的天性，尤其是儿童的天性不被世俗的利益所湮没或扭曲。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择校热”便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教育改革措施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最终失利的必然是手长袖短的平民。建立和完善每个人权利平等的保障机制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就是要逐步提高教育的底线，通过有效的手段保障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受教育基本权利，提高他们的所受教育的质量。我们所做的年度教育改进报告就是着眼于教育底线的提高，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向科学、理性、自主、平等、人性化方向完善。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实现全民参与的改进，民众对于教育改进的参与是保障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改进的必要条件，也是巨大的动力。抛弃或脱离民众的教育改进总有一天会成为教育“改退”，最终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社员村，还要与民众紧密结合，共同推进教育改进，而不是单打独奏。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中国教育自觉自主自为地逐渐汇入世界教育主流，不要自绝于人类文明而被自己的国民用脚投票所抛弃。因此我们以开放的视野与心态去推动教育改进，而非闭门造车。这就是我们为何重视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教育专家的联络，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学院副教授姚渝生先生还明确提出要加入本社。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它是一种自然的累进，而非大起大落、一刀切、运动式突变，因为历史上历次诸如此类的教育突变对教育的伤害往往大于获益。同时要反对站着不动的错失时机。许多改进若错过了合适的时机就要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若再要拖延，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主张不急不息推进教育改进，即便退一步进两步，也要为进一步深化改进创造条件。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让那些希望教育更好的社会力量凝聚起来，不要散漫，不要溃败，不要放弃，不要死心，不要停留于碎片化的抱怨。而是要行动起来，联合起来，从自己做起，能改进一点就改进一点，每个人都可以为教育改进做出自己可做的事。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获得儿童终身的良性发展，希望教育可持续改进，既不对眼前的问题麻木，也不能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获得眼前的绩效而忽视或损害长远的发展。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身心健全的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有健全的知性、德性、悟性和志性，能依据事实自主地进行判断，以探求真理和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以合格公民作为自己的底线，向着人类新文明迈进。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中小学心灵教育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我们需要共同行动起来参与教育改进。

我们如何开展教育改进

储朝晖

经过这次社员代表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健全了。能否实现把教育办得更好的目标，就成为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项任务。在短短的一天多的相会中，我们感受到不少新的东西，有了一些新的共识，也发现更多值得探讨而一时还难以明晰的问题。结合本人过去长期的思考，我谈一谈如何开展教育改进的问题。

首先，要凝聚可以促进教育改进的思想和专业资源

当下教育最缺的是什么？经过过去几十年的调查，我所得出的结论是思想和专业性。由于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后，就认为只能有一种思想，后来的思想改造、反右、文革加以强化，于是全体国民不能思想，不敢思想，以致不会思想，这仍是现今教育各种病态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将教育当成行政的下属，在教育领域行政指令高于一切，使得教育本身缺乏专业性，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受到远远超出行政有效性范围的行政权力的制约，使得教育的专业性长期以来极为肤浅。可以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教育改进主要是要运用思想和专业资源对教育加以改进。

为此，我们就要解放思想，积聚丰富和深厚的专业资源，让不同的教育改进者能依据这些资源发现身边的教育改进机会并加以改进。我们在改进社的网站上设了教育资料库，以后若能扩大就应该叫教育资源库。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教育著述简介放在里面了，希望项教授、李老师、张勇教授，还有袁教授以及各位改进社的同仁也能把自己的专著、资源和发现的新理介绍进来。把教育改进社办成兼容并包，各种教育思想争鸣的园地，无论怎样的思想，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供大家讨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通过实验检验，以实证为依据。

思想和专业资源是教育改进的引领，如果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了、贫乏了、空虚了，就无法进行教育改进，只能沦落为教育“改退”，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社员中的各位专家多出力。当然我们还要将境外社员和世界各地的教育思想和专业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在这方面各位社员都可借助互联网拓宽视野，但专业性的问题解决还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方式。以专业的方式推动教育改进则是我们今后长期要进行的工作。

其次，要以社员为主体寻找一切机会推动教育改进

中华教育改进社要建成现代社团，现在中国已经有三百多万个各种社团，但大多不属于现代社团。现代社团的主体要特征是社员成为社团的真正主人，有责有权，有通畅的表达与沟通，所以这次我们的选举是完全凭票的真选举，以后也将坚持这一原则，有人选你你就能当理事，没人选你你就当不了理事。理事就是干事的，不干事就不能当理事。

有了这样的机制，我们就不必担心没人去推动教育改进。我们就是要以教育改进实践活动为纽带，用教育改进社串起有志于把教育办得更好的各方力量，将经过理论论证、试验检验的有益于教育改进的实践活动推广出去。

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发展有志于教育改进的新社员，建设好社员的活动平台，现在已经有了社员村、微博、QQ群，以后还可以发展其他形式，谁来做？社员做，理事做，每个人都是这个社团的主人，做的都是自己份内的事。

有人或许要问，现在各种教育改革模式几百种，改进社推行哪一种教育改革模式？当下，我们确实在推进中小学心灵教育、教育家精神下乡、校园文化设计和建设、思维训练等一些有利于教育改进的项目，还在做年度教育改进报告。

但是坦白的说，我们不只想推动单一的教改模式，还想在此基础上，向整体、系统化的方向努力。因为任何单一的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虽然这在中国比较流行，而这正是我们从原理上认识到行不通的，我们所寻求的是由社员依据各自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改进社提供的思想和专业资源，找到自己改进的需要，自主确定自己的改进模式和目标，自己在各自现状基础上谋求改进，我们可帮助联络专家团队为各种改进提供专业咨询、评价和改善服务。这样，教育改进才可能出现各取所需，一本多末，百花争艳、繁荣滋长的良好态势。

再者，要不断发明和运用教育改进的工具。

我们倡导各自依据自己的状况开展百花争艳的教育改进，是否就不需要相对一致的评量尺度呢？当然需要。因为我们把教育办得更好的价值取向是一定的，立足于公平正义，沿着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方向，止于人民的幸福。同时，剔除偏见，依据求真、专业的标准，不同的人最终都会得到相对一致的看法。为此，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我们的工具，比如地方教育改进量表、学校教育改进量表，能让多样性的改进有个可以衡量的尺度。然后再对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家庭或其他教育组织的教育提出改进的建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写了两年的《中国年度教育改进报告》就是运用这种量表的雏形，以后要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细化。

当然我们的工具还可以有其他形式的，如办试验学校，组织观摩，举办教育改进论坛，对确定的问题开展专业研究，进行学校文化建设，通过地方与学校教育史志的编修找到当地和该校教育发展的密码和进一步改进的参照。这两年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一本《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史》，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资料，还不完整。这样一本社史对我们今天参与教育改进的人都是很好的学习读本。

我们讲教育改进工具，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孤零零地、分散地去做些教育改进的事，而是要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形成大家共同参与、可操作、可持续、易推广的教育改进机制。比如某个试验学校进行了某种教育改进，那么你把文字和图片的改进过程和方案发到改进社的网站上，看看别人是否可以由此受到启发开展他的教育改进，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形成教育改进的链式结构；若不能做到这点说明自身还需要改进。由此不断筛选，就会形成教育改进的内在推力，不改进的必将被淘汰。

最后，我们的定位是播种者

我们十分明白，中国教育的全面改进需要所有中国人参与。我们社团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的定位是做播种者、试验者、引领着，把教育改进的理念、方式和方法的种子播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自己去自觉自主地选择良种、播种、耕耘、收获。中华教育改进社要有为而不有的度量，要有开放的心态，尤其不能以某个具体结论对千姿百态的人及其教育生活实践下判断。

我们要努力探求教育改进新知，既不做行政类型的教育改进领导，也不做不做经济类型的教育改进老板，前者有旧有的社会基础，后者有新产生的条件。每位教育的主体就是教育改进的主体，我们永远是服务者，我们自己的责任在于带头探索教育改进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宣传适合实际的教育改进理念，推广适合实际的教育改进方法，让它们成为每位教育当事人能够从中获益的资源。

为此，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我们要成为什么，简单地说是教育专业性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这个名词在中国内地还比较少见：有人给它下了个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社会组织。在这方面上午小星已经就改进社的运作模式作了比较清晰的说明，改进社本身主要做的工作是发明教育改进新理和新的工具，然后获得运用这些新理的经营者的基金支持，改进社自身尽可能不参与商业活动。说得更明确些，我们不是纯公益机构，也不是纯商业机构，我们的活动的前提是保证自身的经费能够运转得开，所以我们以后亲兄弟，明算账。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手法运作，获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更重视社会价值。改进社的财务状况要向社员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要办成公开的、透明的社团，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算失败了，就没有信誉、力量和资格去改进教育。

当然，真正如何开展教育改进是要开我们大家今后去不断探索的，我今天所说的算是开头。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