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2014年“国考”11月27日举行，在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的152万名考生中，共有111.95万人走进考场，40余万考生弃考，约占报考人数的三成。事实上，从近三年的走势来看，弃考者一年比一年多。即便如此，实际竞争比例仍接近59:1，为近3年最高。

这场被称作“中国第一考”的考试，报名人数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此次的152万人，20年间涨了344倍。竞争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报名人数也从最初的数千，稳定为连续6年突破百万。据统计中国大学生想干公务员的比例高达76.4%、新加坡是2%，美国是3%，法国5.3%，如果众多青年人选择这条道路那么这是全民腐败的前兆。

腐败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支出型的腐败。

1789年的时候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佛，每一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佛。而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5亿里佛。因此法国的负债是比例是900%。在中国，从推出四万亿之后到现在我们的各种负债加在一起是73万亿，政府的收入是11.2万亿，我们的负债比例是652%，我们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数据已经很接近了。而靠负债的支出使得官员就有了贪污的机会。

例如，刘志军在任8年期间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支出3万亿。通过丁书苗使得23个大型国企跟大型央企从铁道部取得了50几个项目，涉案金额1788亿。蒋洁敏的贪污腐败就是在中石油的各部门里面安插亲信，将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交给自己人。而这三块都是肥肉，石油勘探去年是涉及金额是7749个亿，占中石油总收入的1/3，海外投资与收购8年来是涉及金额是2140个亿，设备采购去年大概是1.4万亿。他们透过中间人的腐败以及透过安插亲信式的腐败构筑了中国式的支出式腐败。

第二种是审批式的腐败，代表人物就是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

举例，2003年常德要搞一个电厂，到2012年湖南省长副省长出面他还是不批，最后刘志军到湖南考察，省委书记周强带着省长再去请托他，他终于批了一个条子。拿到路条之后还要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前期工作。同时还要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除了第一关刘铁男给了路条之外这个整个链条加在一起2000万，这些钱给被各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分赃，这就是审批式的腐败。法国大革命前三四十年，法国也出现了所谓的审批式的制度,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批，你建一个乞丐收容所都要批。《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说，当时的法国政府已经取代了上帝，什么都做。

第三种就是卖官鬻爵。

以刘志军为例，1997年他收了82万元的贿赂，提拔了哈尔滨的铁道局局长，从1997年到2004年，他利用他的职位开始卖小官，所得金额1452万。而他提拔的哈尔滨铁路局局长，虽然花了82万买了官，但是几年之内回收1452万，每一年150%的回报率。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等他下台的那个时候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就创造了1500个局级干部。另外，刘志军还卖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官。2002年到2003年期间他收了天津铁路局局长51万贿赂款，然后帮他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他又收了82万替北京铁路局局长坐上了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而广东茂名市的市委书记罗荫国更是直接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等位置，1000万，他自己的位置呢差不多1个亿。在其倒台之后最后查出来303个官员都和他有关，说他贪污了7000万我看远远不止。当时的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法国路易十四一口气把过去92年所卖的贵族全部取消，让他们重新交钱。路易十五也干同样的事，路易十六取消10万个官员职位，然后让他们再交钱。举个例子,在当时的法国一个中型的法庭大概只需要10个法官，卖官之后后有109个法官以及126个传令官,而卖官得来的钱，全部去了法国政府手中。

今天我们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前的腐败传统，如果不加以扼制，会使得这三大腐败现象成为制度化的腐败、系统化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