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专访_网易新闻
人物杂志讯 有同行说，朱清时是那种表面热闹实则没人真正关心的人。潜台词是指这个人不抓眼球，杂志做他卖不动。这确实很有可能，单从利益上说，我们没有理由请朱清时先生登上封面，可我们还是做了，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他的身上含有真正重大严肃的公共议题：高等教育改革。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听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这句名言的人很多，在现实中知道如何去实现的人寥寥无几，朱清时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做到了名言的一部分，但是当他打算在一手草创的南方科技大学做到更多时，却发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曾经提出，将南科大建成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大学，他的5年任期最后证明了，这些不过归于空幻的梦想。
有点宿命的是，朱清时的名字出自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说的不是安闲，是郁郁不甘。现在，这位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校长和教育改革者即将卸任，其功过将被载入历史。我们愿为这段历史写下初稿，并期待他的精神同道与后来人。
1.我就是要为中国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
受聘南科大之前，朱清时曾找到深圳市政府，说自己没那么多时间，要求对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参会自由，不受约束。但与此同时，他对崇高话语并不抵制，喜欢用责任感、使命感一类的宏大词汇解释受聘南科大的动因。在采访中，他向《人物》记者重复了曾反复出现在媒体标题栏的说法，我就是要为中国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
一些熟悉朱清时的采访对象倾向于将其退休后再任校长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壮志未酬。朱清时曾经的秘书回忆，朱在中科大时期就流露出南科大改革措施的很多倾向，比如学习哈佛等名校的「书院」制度，让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随时解答问题。这在中科大受到一些老派作风教授的反对，未能建立，如今朱清时将其移植到了南科大。
“现在才是他的真实思想，建南科大就是他的意思，他早就想自己办一个学校了”。这位秘书对《人物》记者说。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教授杨金龙从1997年起就在朱清时的实验室工作，曾长期担任朱清时的助手，他感到，到南科大做，我想（他）还是想挑战一些事情……他就觉得在科大有的事情他做得不是特别，体制内嘛，他动不了的东西嘛，他就想挑战一下。他如果都觉得自己100%都把握了，他可能就没太大兴趣了。
《人物》记者接触的大部分中科大老师都认为，两所科大有诸多相似之处。杨金龙举了一个例子：南科大的火炬形状的校徽—朱清时说它意味着南科大为高等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的使命—跟中科大没有采用的某一版校徽设计非常接近。
现任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执行主任、曾经担任朱清时秘书的闫立峰的说法更加直接：科大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老师都这样认为的，南科大就是（中）科大的小弟弟。
2.中科大10年，可称完满？
在此之前，朱清时已因中国高教批判者的形象而获得盛誉。因为在任期间坚持逆势不扩招，不圈地，原生态迎接教学评估，媒体和民众赞誉其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中科大10年，似乎可称完满。
这只是事实的一面。
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中科大上任不久，朱清时开始推行去行政化改革，从后勤部门开始，所有服务系统逐渐取消行政级别。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被触动了。一位1990年代起就在科大负责物业后勤的工作人员对《人物》记者回忆，虽然行政级别取消了，但是有员工活动个人关系，在后勤设立了总支，后勤设一个总支的话，那其他院系的总支就相当于处级单位了吧，那我这个总支书记也应该是个处级单位，处级处长。这么搞的。因为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他（们）也有很现实的东西。像分房子，你在科大里面，处级干部就拿处级干部的房子，那你没有级别怎么办嘞？
这位工作人员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朱校长呼吁是对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对的。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不配套的……你在小环境里面，要脱离一个大环境，那是不可能的。
在中科大老师们的描述里，朱清时是一个果断并且「有些清高」的领导者。前者的意思是他做决定很干脆，不瞻前顾后，也很少四处征求他人的意见。另一方面，「清高」则指向朱清时在沟通上的短板。
1990年代末，朱清时坚决抵制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浪潮，在中科大坚持延续小而精的办学思路。他本人因此广受赞誉。然而，至今还在中科大内部有所争议的是，朱清时当年因此拒绝了合肥市政府主动提供给学校的廉价地皮。中科大的论坛上至今留存着一张以《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为题目的热帖，很多人认为他没有适时地为学校争取资源，不善于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位中科大老师对记者说，以前那个地多便宜啊，不要钱的。现在要买同样面积的一块地，那贵死了。
在朱清时任职后期，党政关系有些许微妙。有中科大的老师回忆，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小道消息满天飞，比如校长的某项决定又因为一票之差没有通过，再比如，校长在党委常委会上拍了桌子，发火让某位副校长辞职—虽然事实上他并没有人事任免权。
在杨金龙看来，这更多是人的问题。他对《人物》记者说，虽然党委和校长的矛盾天然存在，但是「一个党委书记，一个校长，个人关系挺好，他们可以用协商的方法就把它做起来，对吧。如果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情没法交流的情况下……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体制怎么怎么的问题，当时实际上它是有沟通的渠道，但是如果人和人之间做不到这一点，那可就麻烦了」。
作为好友，书法家刘正成曾不止一次听朱清时讲起他的痛苦：他说我虽然是中科大校长，管着各个系的工作，但是我无法任免任何一个系主任，人事问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我才知道谁的工作好水平高但我提拔不了他，我也知道谁的工作差水平低但我罢免不了他，你说我怎么去带兵打仗搞好教学？
朱清时一直希望大学能够免于行政化的干扰
3.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仙人
受聘南科大之后，朱清时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科大物业中心负责人唐伟（化名）将此前的朱清时描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仙人，他没有这个生活的琐事这些概念。
唐伟与朱清时都喜欢文物古玩，朱清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还曾兼任过该校科技考古系主任。大约10年前的农历新年前，朱请唐伟牵线，希望给扬州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宝做科技考古数据采集。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博物馆工作人员早已放假，又被唐伟请了回来。朱清时没说清楚几点到，一屋子人就那么等着。晚上博物馆方面宴请，开一大坛黄酒，朱清时高兴，喝醉了，坐在那里总是笑，吃完一抹嘴走了。
他现在恐怕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事儿，你二十八跑去看东西，人家一屋子人等着。」唐伟说，「就是他没有这些俗礼啊，说是人情，普通人之间那种互相的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这种利益交换，他没这些东西，没这些想法。
近两年再见，唐伟注意到朱清时的变化，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原来在科大当校长，现在我回过头来，我真要感谢大家，学校的所有的其他的各个部门的人。他说那我在学校里头就是甩手掌柜的，现在连屋顶漏个雨都得我来关心来搞。
毫无疑问，一个革新建设者必须比一个单纯的批判者承担更多。2009年，在朱清时受聘南科大后不久，教育部再次拒绝了南科大的筹建申请，理由是广东省已有很多高校，应先着力将现有学校做好。此时教育部刚刚完成人事更替，新部长袁贵仁上任。朱清时得知袁贵仁将出席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启动仪式，特意准备好学校的筹办材料，装在一个文件袋里，厚厚的，然后趁袁贵仁作完报告走下台时堵了过去，将文件袋塞入袁的手中。
我就很想跟袁部长沟通，取得教育部的理解和支持。建南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是要试验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朱清时说。
当时，根据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来说极其困难。但与袁贵仁见面后的几个月，教育部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据称与会专家全票通过为南科大发放准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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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能，大环境如斯，谁也无能为力
不在乎
起止时间：2014-08-19 至 2014-09-02
http://edu.163.com/14/0819/09/A40JM4TN00294MP6_2.html
4. 当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一群知识分子
朱清时和他领导的南科大一直谨慎而缓慢地在困局中穿行。事实上，2012年6月起，南科大放弃完全的自主招生，采用「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考试占30%，平日成绩占10%」的半传统模式；除第一届「教改班」外，学校招生纳入计划内集中录取，学生将获得教育部承认的文凭，很多人据此认为南科大由此被体制收编；2014年1月21日起，朱清时不再兼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该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任。
长期关注南科大的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公开表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3个最大的口号基本上都没有实现。朱清时的卸任，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彻底失败。
尽管学校被派驻了新的党委书记，但在一些南科大教授看来，校长和教授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于学术和科研的决策权。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程春说，李铭和深圳市政府的沟通之间起到一些非常好的桥梁的作用。
更确切的现实是，朱清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改革的空间。刚到南科大时，他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竭尽所能邀请各领域的顶尖华人专家，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张景中等。据媒体报道，朱刚刚上任时，便接到港科大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的电话，他也是文革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甚至早在1986年，李泽湘与同学一起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中国教育部。而多年后，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告诉朱清时自己愿意回国做义工。
但后来被许多媒体频繁报道过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曾与朱清时共同垦荒的学者，已因各种原因风流云散。
李晓原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2010年5月，根据港科大和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与李泽湘、厉建书两位教授一同前来协助南科大筹备。李晓原回复了《人物》的邮件采访。他写道，来南科大之前他与朱清时并不相识，对朱清时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报道，而且对他的印象十分正面。
仅仅一年之后，这3位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公开批评朱清时，以一种无可转圜的姿态退出南科大。公开信称，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
在朱清时看来，他和港科大教授之间不过是理念之争。港科大教授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先制定好课程和实验室的规划，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引进人才。而朱清时则认为，内地必须遵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得先网罗优秀人才再规划学科，一边开车，一边铺轨。
他们公开性地写，我都会想，这种分歧有必要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吗？3年之后提起，朱清时依旧有些激动，你们用那种方式，不是想置我们南科大于死地吗？在第二天的采访中，朱清时又主动重新提起此事，说他想了一晚，想到了对港科大教授最好的比喻。
他加快了语速，感觉就是，他们总是站在高地上，觉得你们都不行，来指挥你的……使我想到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就像军官学校里头的那些高材生，他们去打仗都要这个条例，那个条例，先编好条例再去打仗。他们都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出身的将军，但是他这些条例啊，不是教育的根本，不是这个。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像我说南科大刚建立的时候就几个教授这样的，所以土包子吧，只要是从实践中间总结的经验，反而能够打败这些人。
另一位与其发生剧烈冲突的科学家则是陈应天。他对《人物》记者回忆，办学初期他与南科大理事会成员、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曾提出，南科大的南方如果译为southern会比现在使用的south更准确。陈回忆，朱清时当时未置可否，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一样。预备印名片时，陈应天自然而然改成southern，结果名片印好后的最终版本还是south。印名片的人回复：这是朱校长改的。
但二人的最大矛盾集中于实验室建设。陈应天在回复《人物》的邮件里写道，清时校长于2011年初对我运去南科大的专业实验室设备故意设置重重妨碍，根本无法安装，以各种『行政化』的方法使我不得不决定搬出这批实验设备。几千万元的设备在南科大搁置了将近半年又重新装车运出深圳，种种场景，使我的南科大的梦完全破碎。
当《人物》记者就此事求证朱清时时，他认为自己被极大地误解了。他解释陈要办的研究中心产权并非归学校所有，而是陈应天的私人公司控股，学校是不可能办这样的公司的，所以只好放弃了。
5.让我安静地卸任
5月14日，《人物》第一次见到朱清时的早上，采访开始之前，一位老师来找他讨论2015年的招生规模，深圳市的要求和学校的规划又一次产生了分歧。
这是一个老问题。南科大希望小而精，而深圳市则希望大规模招生，为城市发展大量储备人才。2012年，南科大获得教育部准生证之后第一次招生，深圳市原本报的计划是2000人—这个数字是学校计划的10倍还要多。是校长顶了下来。有内部人士说，南科大那年最终的招生数是188人。
然而那一天，朱清时对那位一大早就来找他的老师说，告诉书记此事由书记来决定。
临近卸任，朱清时只希望一切重归平静，（初期）我需要人才来，需要学生来，需要社会支持，那你如果不说话，不让大家知道你有什么改革……你不告诉大家，人家怎么会来呢？」但如今，「跟当初不一样了，现在不是我要宣传，要做这个，不是让大家接受我，而是让大家让我安静地卸任。
即使是认定改革已经完败的熊丙奇，也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南科大改革的积极作用：朱校长在推进南科大这样的改革的过程中，双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进行了高校改革的雏形。我认为，因为正是借助南科大这个平台，我们就是在说，什么是去官化，什么是去行政化，什么是自主招生，什么是自授学位，这个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东西，把它具体化了。所以说本身就是他进入南科大，（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一个思路上的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他并不认为谁有义务成为教育改革的烈士，那是把他放在火山上烤，是道德绑架。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教育家，成为更好的教育改革者。
如今，5年任期将满，当公众讨论朱清时的成败时，他重复了2009年对美国《科学》杂志的回答：我已准备好做尝试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但也许成功的第一人要属于后来者。
两年前，在录制一档电视节目时，主持人问朱清时是否觉得大家对南科大过于苛责，朱清时复述了一篇评论文章中的句子，一字不差：南科大终于引爆了舆论。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终于要求我们宽容改革和改革者。这种要求很悲凉。他对着静默无声的观众席叹了口气，轻轻摇头，我看到这句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把那篇评论打印出来，装订好，放在案头。
6月16日，有媒体用《遗憾朱清时》为大标题发表了一组封面报道。朱清时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他对此很有意见，很失望。遗憾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却用了这样的标题，给读者一个很坏的印象。他极力表达自己更多的是欣慰愉」，说南科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当初的预期。
而一位昔日挚友用了惨胜这个词来形容朱清时这5年，他付出了49.9，得到了50.1。他说，这个评价他永远不会说给朱清时本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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