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蛀虫人人喊打，美国为了鼓励普通民众举报骗取联邦政府资金的行为,于1863年颁布令众多骗取联邦公款者胆战心惊的《虚假申报法案》。任何民众发现此类行为，都可以向司法部举报。一旦举报成功，违法一方需要向联邦支付最高三倍的罚金，举报者则可从中分得30%的奖励。但是该法案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术造假问题，近些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都能靠《虚假申报法案》收缴35亿美金的罚金，单在2015年，举报者就凭借近700起此类案件获得了5.97亿美元的奖金。

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学术蛀虫并没有被严惩，法律并没有能够让承担学术造假带来的严重后果......

2006年，癌症研究专家安尼·波蒂就因虚假报告称能利用基因预测病人对化疗的反应而遭到质疑。整整8年后，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才为这一事件作出定论：波蒂在至少9篇研究论文中使用了虚假的研究数据。另外，他还更改病人不良反应的数据，使指标看上去更加精确。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诸多参与波蒂试验的临床病患起诉了杜克大学，更要命的是，因为波蒂的研究在生物标记指导癌症治疗领域是基础性的，丑闻直接导致大量相关项目遭到了影响。

美国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安妮·杜汗是少数“够得上”牢狱之灾的代表。经她手化验的刑事案件多达4万例，据调查，其中一半以上压根儿没做检测，杜汗随便编个数字就被当作呈堂证据用了。经其数据被错误定罪或被无罪释放的人不下数千。她检测的案子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审查。3年过去，花了数百万美元，审查进程还不到十分之一。即使如此，她也仅仅被判处了5年监禁。而在更多没有造成“直接”危害的情况下，“学术蛀虫”面临的最残酷惩罚，无非就是辞退。

2011年，欧洲新版《心脏病指南》推荐大多数手术病人在术前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没人敢想，这个指南是基于一组数据造假的临床研究做出的。研究带头人、荷兰著名心血管专家珀德曼宣称手术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其他研究者的超大样本分析却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β受体阻滞剂不但毫无作用，反而会提高27%的手术死亡率。更可怕的是，造成差错的主要原因，竟是珀德曼主动修改了实验数据。

鉴于这份指南几乎是欧洲医学界的“金标准”，可以说，该地区每年手术后死亡的76万余名病患中，可能足足有16万是因使用了珀德曼故意编造的方法而去世，以至于揭露这一丑闻的医生愤怒地说，“独裁者的屠杀都比不上这种恶行！”可最终，珀德曼仅仅被解雇，甚至重新找到了一份临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