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均衡上,相关部门再次重提教师流动,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就是教育的均贫富,即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大同。
其实这个想法作为政策提出并非今天才有,而是至少应有10年历史了,一些地方也都曾做过尝试,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困难,不了了之。
能否实现薄弱校的逆袭?答案可能不乐观
教师流动的核心是希望把名校的教师流动起来,向薄弱校流动。这一教育治理思想的一个默认前提是:一所好学校的形成,无非就是两点,其中关键一点是“软件”,即师资;另一点是“硬件”,即基础建设。硬件上各地政府在快马加鞭推进标准化,去差异化,如果投入完全到位,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在师资上,就成了一个难题,也是关键,学校差异的核心,仍是老师素质、名师多少。目前各地已经投入建设了一些硬件一流的学校,但仍然处于二三流的位置,比较急切把这些学校扶持起来,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均衡,诞生更多的名校。
基于这一认知,教师的流动很早就被西方教育学家提了出来,并不新鲜。
但遗憾的是,这一默认前提本身可能就存在认知错误。
一所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决定性的并非这两个因素,更多的是生源。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优秀生源对一所学校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学区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学区房是从美国引入的一个名词,也是就近入学制度下派生出来的。美国的学校,硬件上标准化很好,软件上,老师的工资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学区房?好学校为什么用房子衡量?背后就是父母的区别、家教的区别,也是生源的区别。
名校之所以培养出大量优秀学生,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因为一开始,优秀学生就选择了优秀的学校,于是才有这样的结果。若不信,我们把学校的生源都换了试试看?
这不仅是逻辑上的道理,在教育实践中,更是如此。某著名中学校长就曾公开称: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20余名同学不用老师教,就能考上清华北大。因此,对于很多校长、学校,核心还是争取好生源。衡水周边为争抢优秀初中生源,某些地方政府不惜违规,甚至大打出手。在高考中,清华北大浙大也不例外。
当然,生源有决定性影响,不宜颠倒,但也不能否认优秀的师资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
因此,想靠师资的流动让薄弱校逆袭,都成为名校,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教育均衡是政府的责任,但教师的流动还有很多困难与挑战
虽然不能指望通过教师的流动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名校,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一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为政府,给公众尽可能提供公平的教育资源、教育服务,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与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府在穷尽各种办法与思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
遗憾的是,教师的流动涉及整个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教育问题。这一理想做起来困难很大,放眼全世界,做得比较好的,目前也只有日本。
和我们相比,日本的成功,从社会环境看,取决于两点:第一,非差异化的教师待遇;第二,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很小,尤其是城乡之间。
先说好的一面。此次再次提出教师流动,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差距缩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相比10年前,这次强调教师流动,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理想化,搞大范围的流动,而是一定范围的流动,甚至是一个学区之内的流动,为落实流动,提供了可能。
但显然,第一点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做到。在甲学校与乙学校,收入是不一样的,虽然地方政府给的是一样的,但学校私下的补贴给的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名师带给个人的光环。怎么办?凭什么让一些老师流动出去?我们不怀疑一部分有觉悟的名师的积极性,但作为一个制度性流动,还是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其次,不仅仅是待遇,我们还有更为复杂的管理挑战。大量的优质学校是中央或省属高校附属学校,地方无权管理,如果这些著名的高校无法纳入地方整体的流动,对于一部分学校与老师,则是显失公平的。
第三,教师与校长之间也是一个复杂的管理问题。我们很重视与谁共事,所以招聘领域的新锐叫BOSS直聘,核心就是突出领导者的价值。几乎每一所优秀的学校,都可以找出其成长中关键的校长,往往是这位校长带领大家经过长期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一名优秀的校长,不仅仅是有教育理念,而是尽可能给教师提供发挥的空间与舞台,容易吸引到优秀的教师,反之亦然。如果过度强化这种流动,实际上在否定优秀校长价值的同时,也会引起个人的反弹,优秀的老师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消极工作,流失,不再优秀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四,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教育生态的问题。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其特殊的传承,这种传承也包含一种归属感,频繁的流动,必然会破坏这一点,更多强化了老师的职业属性,让老师更多定位自己只是一个职业属性:仅仅是一个教师。常年下来,这种个人定位对于教育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最后,频繁的流动,也必然导致差异较大的学校的老师需要频繁地适应,尤其是第一年,第一个班,这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所好学校的老师,不自觉地会把其成功的经验搬到新学校、新学生,但是面对一个基本学习习惯都没有的学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反之,亦然。
因此,教师的流动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对于教育均衡有积极的意义,但全世界成功案例不多,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谨慎思考并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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