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文字讨好症”再度冲上热搜，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所谓“文字讨好症”是指人们在线上聊天时，会句句斟酌。多使用一些语气词和标点符号，尽量让自己显得更加谦逊、有礼节。
比如在职场中我们会把“好的”改成“好滴”、把“来了”改成“来啦”。
这样做是为了让对方觉得在社交中更加舒适，从而显得自己有些“讨好”。
“文字讨好症”反映了汉字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变化。
实际上自诞生以来，汉字不断演变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4000年内汉字可谓是历经风霜、命途多舛。
甚至差点被抛弃改用类似英语的拉丁文字，最后却被一人用仅仅96字的奇文反驳才告一段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汉字又经历了哪些变革？
1.汉字运动：汉字差点“消亡”？
曾几何时，中国遭受了巨大的侮辱、陷入民族存亡的多事之秋。
在辛亥革命之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许多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并加强了对西方文化的重视。
在常年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相对比之下，许多学者开始把原因归咎在拥有4000年历史的汉字上。
他们认为旧中国之所以落后、腐朽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而作为载体的汉字则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式的教育，看到中国和西方工业化的显著差距，于是决心改变这一现象。
他们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与否定。
其中以“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最为知名。
“白话文运动”提倡放弃使用文言文，而“国语运动”则更为彻底，提出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两大振聋发聩的口号。
实际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都是针对传统汉语太过复杂、不够普及规范的问题而推出的，但是“国语运动”的影响更为严重。
它差点让我们的汉字被废除，改用拉丁文字，这是怎么一回事？
1918年，钱玄同发布了名为《中国今后之汉字问题》的文章，引发了关于是否要保留汉字的讨论。
钱玄同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现有的汉字难以辨认，且没有什么文法，因此需要尽快废除。
这样的言论如今我们看来必然是谬论，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拥护。
其中鲁迅曾公开发表意见，支持废除汉字，说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同时我国著名的革命家瞿秋白更是挺身而出推行“汉字拉丁化”。
“汉字拉丁化”顾名思义，就是用西方所沿用的拉丁字母来代替现有的汉字。
而这些往圣先贤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多么仇视汉字，而是因为当时的汉字太过复杂，导致了普及程度低、文盲率高。
他们认为汉字“难懂、难认、难学”，十分晦涩。
因此在瞿秋白留学苏联之时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汉字拉丁化”。
经历过苏联的拉丁化文字扫盲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在中国推行类似的工作。
虽然在传统文化中的确有部分内容是封建糟粕，但是“汉字拉丁化”要求完全废除汉字实际上是矫枉过正。
汉字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基石，即便有所欠缺，也不应该一棒子打死、全盘否定。
而激进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严峻的挑战，险些我们如今使用的汉字就会被全盘否定，改为使用舶来的拉丁文字。
如若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将是全民族的灾难。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汉字的复杂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也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阻碍。
那么“汉字拉丁化”真的会如常所愿吗？汉字改革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
2.汉字最大的缺陷——繁琐
当“汉字拉丁化”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终于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这人就是中国的老派学者章太炎。
当人们就是否要废除汉字吵得不可开交时，章太炎出面调停。他说：
汉字是古人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可以适当地改动，使其更为便捷，但是废除确实万万不可的。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众口铄金的反对传统文化浪潮下，章太炎的声音还是太过渺小，一时间陷入孤立无援。
最后终于有人对他伸出援手，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不是留学归来的华侨，二十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他正是在中国旅居一年的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学家罗素。
1922年他发表了《中国问题》，表达了对中国汉字的极尽赞美。
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汉字存在三个严重的问题。
其中最为棘手、最为重要的则是中国汉字太过复杂。
罗素提出，汉字有三大缺陷。
分别是繁琐复杂、没有固定顺序以及难以表达的外来词汇。
其中最棘手的则是汉字的繁琐复杂。
实际上也很好理解，作为一个英国人，罗素习惯了间接的英文之后，学习汉语当然会觉得汉字复杂。
汉字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的语言系统之一。
繁体字书写复杂，许多生僻字并不常用，写起来费时费力，增加了底层人民学习的负担。
比如孔乙己就曾经吹嘘自己懂得“茴”字的四种写法，来彰显自己的“文人风骨”。但是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那么多种写法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故事也侧面反映了繁体汉字的繁琐与弊漏。
此外，汉字的字体也比较复杂，分为楷书、篆书甚至是草书、行书等等，许多书法作品难以辨别，也对普通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比如位于济南的山东省博物馆，其题字是由郭沫若先生所写。
由于其书法太过潦草，导致看起来像是“山东情妇馆”，闹出了许多笑话。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宾至如归”被误读为“妇女之宝”；“勤能补拙”被误读为“杜甫能动”。
这都是因为传统书法的字体、作者的个人风格以及从右往左的阅读习惯，导致闹出了一些啼笑皆非的闹剧。
而繁体字的问题不仅于此。
当年的罗素言语犀利，一语中的地指出了汉字繁琐的症结所在。
但是它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时至今日，事实证明繁琐的汉字也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所在。
4000年前，仓颉造字，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通过图画记事取代了远古时期的绳结记事。
经过不断地历史演变，中国汉字逐渐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实用功能。
更是逐步演化出行书、隶书、篆体等不同字体。
正因为汉字的博大精深，拥有拉丁语系文字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因此坚持保留汉字的学者们坚决反对武断地废除汉字。
但是汉字的繁琐也真真切切地影响了全国的普及。
有调查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民众的文盲率竟然高达80%。
因此，改良汉字、普及汉字的浪潮逐渐席卷了中华大地。
3.力挽狂澜，改良汉字
1935年12月，由鲁迅、郭沫若以及陶知行等共688名知识分子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以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
汉字拉丁化被推向高潮。
尽管有吴宓、辜鸿铭、梅光迪等学者持论反对汉字（字）拉丁化，但是在“汉字拉丁化”的狂热浪潮中终究是杯水车薪。
一时间文化界和政界都在声讨汉字，汉字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人人都在支持“废除旧文化、支持新文化”的运动，汉字危在旦夕。
1922年8月，蔡元培在《国语月刊》中提及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
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协作下，颁布了《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同年10月将其最终定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
面对瞿秋白等人激进的直接废弃汉字的做法，有一人挺身而出直接反对。
这人就是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之父的赵元任。
他直接用一篇文章来辩驳瞿秋白等人的激进做法，体现出汉字的不可替代性。
这篇文章名叫《施氏食狮史》，全文仅96字、只使用一个读音，将汉字的独特与美妙展现的淋漓尽致。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
上述文字是节选的该文章的一部分，汉字的精美与奇妙可见一斑。
而这篇文章确实影响深远，狠狠地打了那些一门心思想要废除汉字的学者的脸。
如火如荼的“废除汉字”运动也就此逐渐偃旗息鼓。
虽然“汉字拉丁化”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建国之后，人们将拉丁文字饮用改为汉语拼音，并将繁体汉字简化，于是产生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简体字。
新中国使用简体字辅助汉语拼音，解决了困扰中国半个世纪的汉字太过繁琐的问题。
成为了新中国扫盲、普及汉字的“大杀器”，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会抱怨汉字的复杂和难以理解。
当然这也有赖于瞿秋白等人的功绩。
瞿秋白就曾经将罗马字母引用，编排了声母和韵母表，为后来的汉语拼音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仅仅用了15年，就将全国15岁以上的文盲率从80%下降至52%，到了2000年，中国的13亿人口中文盲率已经跌至6.72%。
其中汉语拼音功不可没。
实际上，“文字讨好症”和当初的“汉字拉丁化”都是中国汉字随着历史发展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冲击影响下的产物。
汉字拥有超过4000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不断发展着，以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点不断地更新迭代、焕发新机。
在过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甚至产生了新的成语如“喜大普奔”、“火钳刘明”等等，在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对旧文字赋予新意义的案例。
例如出口、抽象、人气、广场等词汇，实际上是日本在接触西方文化之后从中国的古籍中借来的词汇，后来又被中国继续沿用至今。
以上都表明中国的汉字并非一成不变、因循守旧的。
而是不断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这既是中国汉字的特点，也是中国汉字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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