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鲍里斯·季托夫近日在接受该社采访时表示，印度有望在2026年向俄罗斯输送超过4万名劳动力，以缓解俄罗斯当前面临的劳动力资源紧张问题。
季托夫指出，印度在国际劳务输出方面经验丰富，具备较强的人员组织能力。他以阿联酋迪拜为例称，该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大量依赖印度工人、建筑师及开发商。尽管最终来俄工作的印度劳工人数仍有待确认，但预计规模不会低于4万人。
此前，俄右翼媒体“沙皇格勒”媒体创始人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也曾就移民政策问题发表看法。他表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之一，其劳工广泛分布于波斯湾国家。相关国家在外来劳工管理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例如在卡塔尔，外籍劳工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马洛费耶夫认为，解决俄罗斯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有组织、可控的劳动力引进机制，并对现行的“工作许可（专利）制度”进行全面调整甚至取消。他强调，这种集中管理、严格规范的用工模式，应成为俄罗斯未来对外劳务合作的重要方向，而印度劳工对此类制度也较为熟悉。
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力资源匮乏是个老问题了，从印度引进劳工，是普京近年访印期间达成的合作意向之一。然而，从地理距离、运输成本和现实便利性看，与印度相比，中国及中亚国家显然是更“近水楼台”的选择。俄罗斯为何反其道而行之？这一决策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劳工政策调整，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与安全考量。
中亚劳工成高风险变量
长期以来，中亚国家一直是俄罗斯外来劳工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国内安全压力上升，劳工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议题，而被纳入俄国家安全框架加以审视。
近年多起涉及恐怖活动、极端思想渗透和跨境犯罪的案件，使俄罗斯安全部门对中亚移民群体的风险评估显著上调。中亚劳工与俄罗斯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的“相容性”，反而加剧了隐蔽渗透的可能性。在当前高安全敏感期，俄方显然倾向于压缩中亚劳工的大规模、无序流入。
对中国劳工的回避，源于“结构性依赖焦虑”
相比中亚，中国劳工在纪律性、技能水平和组织能力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但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格外谨慎。
其核心并非“不欢迎中国”，而是担忧形成单向、长期的结构性依赖。当前俄经济在能源出口、贸易通道和金融结算等多个层面已明显“向东倾斜”，若在基础建设和劳动力层面再度高度依赖中国，可能进一步削弱俄方在对外关系中的议价能力。
换言之，在俄方战略认知中，中国是“必须合作、但需要保持距离”的关键伙伴，而非可以在社会基层和劳工层面深度嵌入的对象。
此外，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居于上游，俄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很难开出高薪吸引来自中国的技术工人。
印度劳工的“可控性”，契合俄方用工逻辑
相较之下，印度劳工在俄罗斯眼中具备三重优势。
首先，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相关人员习惯于在制度严格、身份清晰的短期合同框架下工作，回流率高，长期定居意愿相对较低。
其次，印度与俄罗斯不存在现实地缘政治摩擦，其劳工群体缺乏在俄境内形成政治诉求或社会影响力的基础。
第三，印度劳工与俄罗斯社会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差异显著，反而降低了“社会融合失败后产生结构性冲突”的风险，更符合“用工而不移民”的政策目标。
借鉴海湾模式：从“移民国家”向“用工国家”转变
俄方多次提及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用工经验，显示其政策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事实上的“移民吸纳”，转向严格意义上的“劳务引进”。
在这一模式下，劳工被视为临时性生产要素，而非潜在公民；严格的入境、居留和遣返制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印度劳工长期适应这一体系，而中亚劳工因历史、语言与身份因素，更容易产生定居预期与权利诉求，这正是俄方希望避免的。
表面看，俄罗斯是在“舍近求远”引进印度劳工；但从安全、政治和长期战略平衡角度看，这一选择具有高度的理性计算。
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俄罗斯既不希望在安全层面承压，也不愿在对外关系中形成新的依附结构。劳工政策，正在成为其地缘政治调控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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