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故事，听着就让人心里一紧。
前脚大伙儿还为她平反昭雪、走出苦海拍手叫好，后脚就因为她要离婚，唾沫星子差点把她淹死，骂她是“当代陈世美”。
这人就是遇罗锦，她的故事，得从头说起，不然你闹不明白，一个女人想过自己的日子，怎么就捅了那么大的马蜂窝。
遇罗锦的出身挺好，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搁现在也是书香门第。
可那个年代，这种家庭最不结实。
她才十来岁，父母就成了“右派”，好日子一下子就到头了。
这还不算完，她哥哥叫遇罗克，是个有思想的青年，因为写了篇《出身论》，后来把命都搭进去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她能有好果子吃？
就因为日记里写了点小想法，加上哥哥的牵连，二十岁的她，直接被送去劳动教养，在河北的农场里一待就是三年。
出来后，不是回北京，而是被一脚踢到更穷的农村插队，后来又辗转去了北大荒。
你想想，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姑娘，突然扔到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那时候，活下去是最大的事。
为了能有个依靠，能吃上一口饱饭，她跟当地一个农民结了婚，还生了个女儿。
这桩婚事里有多少感情，恐怕她自己都说不清，更多的是为了生存搭个伙。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实在过不下去了，离了。
离了婚，她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可没户口、没工作，跟个“黑人”似的。
为了糊口，她什么活都干，当保姆，给人打零工，甚至还去种地。
一个文化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心里的那份憋屈和对安稳生活的渴望，就像火一样烧着。
转机出现在1978年，有人给她介绍了北京工人蔡钟培。
蔡师傅人老实，是个本分人。
遇罗锦当时的想法很直接，嫁给他，就能把户口从农村迁回北京。
这在当时，是头等大事，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
两人就这么结婚了。
蔡钟培确实帮了她大忙，又是跑户口，又是找关系让她回原来的玩具厂上班。
后来，遇罗锦的冤案平反了，她哥哥的也平反了。
她的生活眼看着就走上了正轨，还调到了杂志社当编辑，端上了文化人的饭碗。
按理说，这下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吧？
可问题就出在这。
日子好了，遇罗锦心里那点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开始冒头了。
她觉得跟蔡钟培过不到一块去，俩人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话说。
一个喜欢谈天说地，聊文学艺术；一个就是个普通工人，关心的是柴米油盐。
这不是谁对谁错，就是俩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980年，她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这一下，炸了锅了。
蔡钟培想不通，他说：“我帮你办户口，帮你找工作，帮你为你哥平反的事跑腿，咱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这还不叫感情？
你现在翅膀硬了，就想把我蹬了？”
这话传出去，社会上的人也都站在蔡钟培这边。
大伙儿的逻辑很简单：人家在你最难的时候帮了你，你现在条件好了就嫌弃人家，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过河拆桥”、“堕落的女人”，各种难听的帽子全扣了上来。
可遇罗锦有自己的理：“我感激他，但我跟他没法过一辈子，精神上太痛苦了。”
这场官司正好撞上了一个节骨眼。
1980年9月，新的《婚姻法》刚颁布，里头有一条全新的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离婚得有“理由”，比如一方犯了大错。
现在，“感情破裂”这四个字，成了法律条文。
遇罗锦的案子，成了检验这条新法规的头一块石头。
法院也头疼。
一审判了离，理由是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
蔡钟培不服，上诉。
中级法院又给发回重审。
最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两人调解离婚。
那份协议写得很有意思，说是“婚后感情本来融洽，后因遇罗锦条件变化和第三者插足导致破裂”。
这说法，既给了男方面子，也算是让遇罗锦达到了目的，但背后那盆脏水，还是泼在了她身上。
这事没完。
遇罗锦不光是打官司，她还写文章。
她把自己家的事，自己的两段婚姻，甚至是一些感情上的纠葛，都写进了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里，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
这下更热闹了，全国上下都在讨论。
有的说她勇敢，敢说真话；有的骂她不知廉耻，把家丑外扬。
北京和上海的几家大杂志，干脆就“婚姻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离婚标准该看理由还是看感情”这两个问题，搞了一年多的大讨论。
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报社和法院，说什么的都有。
就在这风口浪尖上，有个叫黄宗英的著名演员、作家站了出来。
在一个文学奖的座谈会上，她把自己得的奖品——一支钢笔，当众转送给了没获奖但备受争议的遇罗锦。
她对着满屋子的文化人问了一句：“三十年代，大家都能同情和支持上官云珠那样的人，怎么到了八十年代，就容不下一个遇罗锦了？”
这话问得掷地有声，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黄宗英自己也是个感情经历丰富的人，她这一举动，是在替遇罗锦，也是在替所有渴望情感自由的女性说话。
遇罗锦的婚，最终是离了。
她后来又结了一次婚，也没长久。
八十年代中期，她去了德国，嫁给了一个德国人，从此就留在了国外，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回头看，蔡钟培没错，他用他的方式对遇罗锦好，但他理解不了对方要的“精神世界”。
遇罗锦也没错，她只是不想再过那种搭伙过日子的生活，想要一份能聊到一起的感情。
他们俩的悲剧，是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
许许多多的知青，为了回城，为了生存，缔结了太多没有爱情的婚姻。
当时代缓过来一口气，这些婚姻里的问题，就全都暴露了出来。
遇罗锦的官司，把“离婚”这件家务事，第一次摆在了全国人民的桌面上公开讨论。
它让所有人都开始思考，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正是从那以后，法院在判决离婚案时，“感情是否破裂”才真正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准。
后来，遇罗锦在德国定居，很少再回国。
她就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改变了水流的方向，而她自己，则早已漂向了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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