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战争总有那些被遗忘的角落，1944年的湖南耒阳就是一个例子。那年，日军第39师团推进到这一带，属于他们樱花小分队的士兵进入一个偏僻小山村，原本是为了临时驻扎。村子之前已经经历过多次扫荡，大多数居民都逃走了，只剩下五个妇女。她们的年龄从十五岁到四十岁不等，留下来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照顾家产或者无法及时撤离。日军进村后，发现了这些人，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把她们集中起来处理。这件事后来通过一个叫久保田哲二的日军士兵的日记曝光出来，他的记录叫《阵中日志》，里面详细写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丝感情色彩，就像是日常工作汇报。
久保田哲二是广岛人，出生于1919年，家里是农民，他排行老二。从小家境贫困，他去了吴市的海军工厂学徒，学军舰电路设计。那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很盛行，他被洗脑，认为天皇是神圣的，长官的话就是命令。1940年，他随军到汉口，编入第39师团231联队机枪中队，先是做警卫员。宜昌会战时，他看到日军烧杀中国军民，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战场暴行。1941年5月，他上前线，亲手参与屠杀，包括一些平民。升为上士后，他因为身体强壮、会武术，被选入樱花小分队。这个小队是1944年3月下旬成立的，成员68人全是日军，外加一些伪军做向导，任务是情报收集、暗杀和破坏。他们接受过特殊训练，能在野外生存12天，徒手对付多人。
樱花小分队的行动背景是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那是为打通东亚大陆交通线，豫湘桂战役投入50万兵力，中国方面损失五六十万人，丢了146座城市和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日军虽然物资短缺，但靠情报优势推进。久保田在队里是关键成员，带队的是藤田中队长。他们经常伪装成国军，穿国民党军服，混入敌后。1944年7月，他们行军几小时后抵达耒阳小山村，距离县城十多里。村里安静，没有炊烟。日军查地图确认安全后扎营。
村里只剩五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她们看到日军穿的军服上有青天白日徽，以为是中央军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搬凳子、烧水、沏茶，还拿出藏的粮食煮饭。日军不会说流利的湖南话，就傻笑应付，伪军帮忙圆场，说他们是东北人。妇女们热情地把院子让出来，自己挤到旁边小屋。日军安排夜间监视，提心吊胆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藤田觉得妇女眼神不对，可能识破了身份，下令灭口，以防泄密。
久保田带八名士兵执行，五名妇女被拖到井边，一个接一个扔进直径1.5米、深10多米的井里，然后用大石块压住井口，盖上柴草遮掩。没有留下痕迹，日军撤离时村子彻底空了。久保田在日记里写了这个过程，注明井盖要严实，避免气味扩散。他把这当成任务的一部分，没有愧疚感。那时他觉得中国人不可理喻，该杀，是为天皇效忠。
但日记里还有其他版本的记录。在另一个叙述中，日军没有伪装，直接进村，把五个十五到四十岁的妇女关在村东旧祠堂。四小时内，她们被轮流带出处理，每人平均45分钟，属于性暴力行为。久保田作为小组长，监督轮值，记录纪律完整。次日，三具尸体留在祠堂，两名试图逃跑的在村头被枪杀。久保田下令焚烧尸体和衣物，祠堂被点燃，骨灰散尽，痕迹归零。村井因血迹被弃用，从此无居民。
这些记录显示，久保田参与类似行动至少六次，覆盖湖南、河南、荆门、郧阳等地。他的笔记用“临时清理”描述，每次都强调效率和无抵抗。他在赵家店事件中，1941年9月9日，报复黄家店伏击，抓村长彭亚全等，妇女被处理，房屋焚烧。他因此升职。1945年5月，在郧阳，他击毙八路军联络员郑某和其母，断开情报链。
久保田的日志是报告式，冷静干净，没有情绪。他把杀人当成工作，写“无敌抵抗，效率优良”，没提受害者名字。这反映了军国主义制度下士兵的麻木，整个日本军队在华积累血债，不只是个体野蛮，而是系统性冰冷。
1945年，日本投降，樱花小队大部被歼，久保田逃脱，在东北被苏军俘。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因级别低免诉回国。回国后，他反思罪行，加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致力于反省和和平。他的日记早年记“丰功伟绩”，后来整理成《阵中日志》，由出版社发表。书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罪行，告诫后代不忘历史、远离战争。
这个事件是抗日战争中无数暴行的缩影，日军在华犯下无数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三光政策。耒阳小村只是其中一例，五个女人的命运提醒人们，战争不只战场厮杀，还有平民的苦难。久保田的忏悔虽晚，但提供了证据，让历史不被遗忘。中国人民在抗日中付出巨大牺牲，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抵抗，保卫家园。
从赵家店到耒阳，再到郧阳，久保田的路径显示日军扫荡的系统性。他们针对村庄节点，摧毁组织结构，焚烧房屋，污染水源，目的是断绝后路。耒阳村在地图上无名，只标临时营，但对当地是永久创伤。妇女们无辜受害，因为留守或误信伪装，成了牺牲品。
久保田晚年自述，承认郑某嘴硬，未供词。他没求宽恕，只求记录。这份日志成为历史资料，收录在战犯交代材料中。类似事件在湖南多地发生，日军推进时，村庄空荡，留守者遭殃。豫湘桂战役中，日军损失也重，但对中国平民的伤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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