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退休那天，天色是灰的。
单位给我办了个仪式，就在小会议室里。
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用打印体写着“欢送程卫东同志光荣退休”。
领导讲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无非是肯定贡献，祝福晚年。
我站起来，鞠了三个躬，一个给组织，一个给共事多年的战友，最后一个，留给了我那张坐了十几年的办公桌。
没什么可留恋的。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身穿了几十年的军装脱下来，仔仔细细地叠好。
对着穿衣镜，我摘下肩章，那上面已经没有了闪亮的星星，只有两个空洞洞的眼儿。
镜子里的人，头发白了一大半，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眼神也说不上是威严还是疲惫。
这辈子，就这样了。
房子很大，也很空。妻子走了十几年，儿子在国外安了家，一年也难得回来一趟。
平日里工作忙，倒不觉得。
今天一闲下来，整个屋子的空旷就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要把我淹死。
我给自己泡了杯茶，茶叶是下面单位送的，说是顶好的龙井。我喝不出来，只觉得一股苦味。
就在我对着窗外那棵半枯的梧桐树发呆的时候，门铃响了。
叮咚——叮咚——
声音很固执。
我以为是办公室的小张，那小子机灵，估计是揣摩着我一个人冷清，过来陪我喝两杯。
我趿拉着拖鞋去开门，嘴里还念叨着：“你小子来就来，还按什么门铃……”
话没说完，我就僵在了门口。
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姑娘。
那个女人，五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领口甚至有些磨损。
她的脸很憔悴，眼袋浮肿，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夹杂着不少银丝。岁月这把刀子，在她身上刻得太狠了。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那张脸的轮廓，眉眼的间距，还有嘴角那颗小小的痣，都和记忆深处的那张脸重叠在一起。
只是那张脸，曾经是明艳的，是带着光的。
“杨婉妍？”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干得像砂纸。
她浑身一颤，像是被人叫魂一样，眼神怯怯地抬起来，看着我。嘴唇蠕动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
“程……程部长？”
她身边的姑娘，大概三十出头，一直低着头，看不清长相。只是那身形，那安静的气质，隐约有她母亲年轻时的影子。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三十六年了。整整三十六年。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没想到，是在我退休这一天，她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我的门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她们母女俩请进屋的。
客厅里，我给她们倒了两杯水。杨婉妍用两只手捧着玻璃杯，杯子里的热水蒸腾起白雾，模糊了她的脸。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
那个叫思嘉的女儿，也只是沉默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做错事的学生。
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时间仿佛回到了1988年，那个燥热的夏天。
那年我二十五岁，是后勤部仓库的一个小干事。
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一堆堆的单子，清点那些印着“八一”标志的军大衣、解放鞋、搪瓷盆。日子过得像仓库里的灰尘，平淡，且无声无息。
直到杨婉妍的出现。
她是从下面基层单位调上来的，分配在后勤部的办公室当文员。
报到那天，她穿了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一条天蓝色的长裙，辫子又黑又粗，搭在胸前。
她走进我们那个常年弥漫着樟脑丸味道的大办公室，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
她就像一颗被投进死水潭的石子，整个后勤部都因为她而起了波澜。
她太漂亮了，不是那种妖艳的漂亮，是那种干净、明亮的漂亮。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弯弯的月牙，嘴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从那天起，我们仓库那几个光棍，魂都没了。
我也是其中一个。
但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敢围着杨婉妍说笑话，敢在食堂里大声喊她的名字，敢在周末约她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
我不敢。
我自卑。我长得普通，家是农村的，性格又闷，除了埋头干活，嘴笨得像被胶水粘住了。
我看着那些干部子弟、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像苍蝇一样围着她转，我只敢躲在仓库堆积如山的物资后面，偷偷看她一眼。
我的喜欢，是沉默的。
食堂打饭，我看到她来了，就赶紧排到她后面。轮到我的时候，我会跟打饭的师傅小声说：“师傅，后面那个女同志的菜，多给一勺肉。”然后飞快地刷卡走掉，不敢回头看她有没有发现。
大院里的路灯坏了一盏，正好在她回宿舍的路上。
我连夜搬着梯子，借着月光，换上了一个新的灯泡。第二天看着她从明亮的灯下走过，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她的自行车链子掉了，急得满头大汗。我看到了，冲过去，二话不说蹲下来就修。满手的油污，我用破布擦了半天，站起来的时候，她对我说了声“谢谢你啊，程卫东”。
那是她第一次完整地叫我的名字。我一晚上没睡着。
我以为，只要我一直对她好，她总有一天会看到我。
可我忘了，好人是比不过爱情的。
顾振宇出现了。
他是军校的教官，高大，英俊，穿着笔挺的教官服，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他不像我们这些后勤的“傻大兵”，他会说普通话，会聊电影，会弹吉他，甚至还会几句蹩脚的英文。
他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头锃亮。每个傍晚，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后勤部门口，然后杨婉妍会笑着坐上他的后座，裙摆飞扬，像一只彩色的蝴蝶。
我经常在仓库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手里的扳手，被我攥得冰凉。
我知道，我没戏了。
但我还是不甘心。
我花了一个星期，用我最好看的字，抄了一整本泰戈尔的诗集。在一个她加班的晚上，我借着送文件的名义，把那个硬壳笔记本塞给了她。
我的手心全是汗。
“这是……送给你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愣了一下，接了过去，翻了两页，然后对我笑了笑。“程卫东，你的字写得真好。”
第二天，她在食堂门口堵住了我。
她把那个笔记本还给了我。
“卫东，谢谢你。但是……我不能收。”她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我已经和顾教官在一起了。你是个好人，真的。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姑娘。”
“好人”两个字，像两根针，扎进了我的心脏。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仓库里，把所有的货架都重新加固了一遍，直到两只手都磨出了血泡。
不久，杨婉妍和顾振宇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热闹，整个大院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我没去，托同事带了二十块钱的份子钱。那是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婚礼第二天，我就打了调离报告。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让我欢喜又让我心碎的地方。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考学，我进修，我玩命地钻研业务。
从后勤部，到军区装备处，再到总装备部。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身边的环境越来越新，可心里那个角落，始终是空的。
后来我也结了婚，是领导介绍的，一个文静的女医生。我们相敬如宾，生了儿子，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她身体不好，在我儿子上中学那年，一场流感引发了并发症，人就没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想过个人问题。事业成了我唯一的寄托。
我以为，杨婉妍这个名字，连同1988年的那个夏天，早就被我埋进了记忆的坟墓里，永不见天日。
可现在，她就坐在我的对面。
“说吧，到底怎么了？”我开口，打破了客厅里死一样的寂静。我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杨婉妍的肩膀抖了一下，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口子。
她的故事，断断续续，像一盘被扯断又重新粘合的磁带。
她和顾振宇结婚后，一开始的日子确实像诗一样。顾振宇有学问，有情调，把她捧在手心里。女儿思嘉出生后，更是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无数欢乐。
转折发生在九十年代初。
那股“下海”的浪潮席卷了全国，也吹乱了顾振宇的心。他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总觉得凭自己的才华，不应该一辈子待在军校里教书。他想给杨婉妍和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办理了停薪留职，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头扎进了商海。
“他刚开始那几年，运气是真好。”杨婉妍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遥远的回忆，“倒腾电子元器件，赚了不少钱。我们家是院里第一批买上彩电和冰箱的。那会儿，人人都羡慕我。”
是的，我也曾远远地听说过。听说顾振宇发了财，开上了小汽车。我在心里冷笑，觉得杨婉妍果然没有选错人。
“可是，他那个人……心太大了。”杨婉妍的语调沉了下去，“赚了点钱，就觉得什么都能干成。他认识了一个南方的老板，说是手里有个军民合作的高科技项目，前景不得了。振宇把我们所有的钱，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全都投了进去。”
我心里一沉，大概猜到了结局。
“结果呢？”
“结果……血本无归。”杨婉妍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手背上，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那个老板是个骗子，项目批文是假的，技术也是吹牛。钱一到手，人就跑没影了。我们家不仅一夜回到解放前，还背了一屁股的债。”
客厅里只剩下她压抑的抽泣声。
女儿顾思嘉递过去一张纸巾，轻轻拍着她的背。
“那些年，家里天天有人上门要债。泼油漆，砸玻璃……什么事都干过。”杨婉妍擦了擦眼泪，继续说，“振宇他……他是个读书人，脸皮薄，受不了这个。他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后来，在一个晚上，我跟思嘉睡着了。他留了一封信，说对不起我们娘俩，他要去把钱赚回来，还清了债就回家。”
“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回来过。十几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震惊，有唏嘘，甚至有一丝隐秘的快意，但很快就被同情所取代。当年的天之骄子，竟然落得这样一个结局。而眼前这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女人，也被生活磋磨成了这副模样。
“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还能怎么过。”杨婉妍苦笑了一下，“我出去打工，什么活都干。洗碗，当保姆，去超市理货。思嘉也争气，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找了份工作，我们娘俩一起还债。”
她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我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血泪。
我看着她那双粗糙的手，上面布满了老茧和裂口。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弹钢琴、抄诗文的杨婉妍。
“那……债还得怎么样了？”我问出了我以为的关键问题，“还差多少？要是缺口不大，我……”
我盘算着我的积蓄。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帮她们解决一些燃眉之急，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也算，是了结了年轻时的一桩心事。
杨婉妍却猛地抬起头，泪水夺眶而出，声音嘶哑地说道：
“卫东，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不是为了借钱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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