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里面是钱，密码是你生日。”
我把那张卡推过去，五年来的执念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看了很久，久到外面的天光都暗了一寸...
1997年的夏天，空气里都是烂泥和牛粪混合的腥臊味。
我爹坐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他的旱烟，烟雾把他的脸熏得像一块老树皮。
我娘在屋里，我听不见她哭，但我知道她在哭，因为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台漏了风的破风箱。
桌子上摊着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红得刺眼。下面的数字更刺眼，四千块的学费。
我哥从外面进来，把手里的砖刀往地上一扔，说：“我不盖新房了，也不娶媳妇了，让陈默去上。”
我爹一烟杆子敲在桌腿上，“浑说！你不娶媳妇，咱家就断了香火了！”
我攥着那张纸，纸的边角被我的汗浸得发软。我说：“我去。”
去省城的火车是绿皮的，车厢里塞满了人，像一罐即将过期的沙丁鱼罐头。
我的铺盖卷是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包着的，放在行李架上，旁边是一个老板油光锃亮的皮箱。
我身上揣着三百块钱，是全村人一家五块、十块凑出来的。我爹说，娃，到了那边省着点花，爹再去镇上扛大包，下个月给你寄。
我嗯了一声，鼻子发酸。我知道，他那腰，早就扛不动了。
我做好了打算，这三百块钱，够我撑到第一次考试。
拿到奖学金，我就留下。拿不到，我就卷铺盖滚蛋，去工地上跟我哥一样，当个小工。
大学校园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亮。水泥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女同学的裙子在风里飘，像彩色的蝴蝶。
我找到了宿舍，把打了补丁的被子铺在床上，对面的兄弟叫孙鹏，他爹妈开着一辆桑塔纳送他来的，后备箱里塞满了零食和新衣服。
他递给我一罐可乐，冰凉的，罐身上冒着白气。
我摇了摇头，说：“不喝，谢谢。”
孙鹏愣了一下，自己拉开拉环，喝了一大口，说：“兄弟，你太客气了。”
我没法不客气。一罐可乐三块钱，够我吃六个馒头。
开学第一天，班会。
辅导员让大家自我介绍。轮到一个叫周子昂的男生，他站起来，晃了晃手里的摩托罗拉传呼机，说：“我叫周子昂，我爸是开厂的，以后大家有事可以呼我。”
下面一片哄笑。
然后是林晚。
她站起来的时候，整个教室都静了。她穿着一条简单的白色连衣裙，头发很长，皮肤在日光灯下白得像瓷器。
“大家好，我叫林晚。”她的声音很干净，像山里的泉水。
她是班长。
从那天起，我认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周子昂和林晚他们光鲜亮丽的世界，另一个是我每天啃着一块钱两个的馒头，就着免费咸菜汤的灰色世界。
我像一只耗子，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上课我坐最后一排，下课我第一个冲出教室，不去食堂，因为食堂最便宜的素菜也要五毛钱。
我所有的活动范围，就是教室、宿舍和图书馆。
林晚作为班长，找过我几次。
第一次是收班费，二十块钱。我低着头，说：“我下周给你。”
她看了我一眼，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第二次是组织秋游，去爬山。她发通知的时候，特意走到我座位旁边，小声说：“陈默，一起去吧，班费里出钱，不用自己掏。”
我还是摇了摇头，“我有点事。”
她没再劝。
我能感觉到周子昂那些人的目光，像看马戏团的猴子一样看着我。有一次，周子昂当着几个人的面，大声说：“哎，那个谁，陈默，你这件衣服穿了有一个礼拜了吧？不换换？”
我没理他，低头看我的书。
林晚的声音响起来：“周子昂，你很闲吗？闲的话去把黑板擦了。”
周子昂碰了个钉子，悻悻地走了。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谢谢。自尊心像一堵墙，把我牢牢地关在里面。
学费催缴的通知贴在了公告栏上，红色的章，像催命符。最后期限是十月底。
十月二十九号，我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五块钱。我一整个晚上没睡着，天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退学。
我走到行政楼的财务处，准备跟老师说我的情况。那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戴着一副眼镜，一脸的不耐烦。
我刚张开嘴，还没说出话。
她瞥了一眼我的学生证，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头也不抬地说：“交过了，下一个。”
我愣住了，“老师，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还没交。”
她抬起头，不耐烦地又看了一眼屏幕，“计算机系，陈默，对不对？学费四千，九月二十八号就缴清了，现金。别在这儿耽误事。”
我脑子嗡的一声，像被炸开了一样。
“谁交的？老师，你能帮我查查是谁交的吗？”
“我怎么知道是谁交的？”她皱着眉头，“当时来的是个中年男人，说是你家远房亲戚，交了钱就走了。行了行了，赶紧走。”
我被后面的人推搡着挤出了队伍。
站在走廊里，秋天的冷风灌进我的脖子。我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冷。
远房亲戚？
我们家祖宗十八代都是刨地的农民，哪来的有钱亲戚？
这笔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心上。
我开始像个侦探一样观察身边所有的人。
这笔钱来得太诡异，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个财务老师说的“中年男人”，是我唯一的线索。
我把所有可能的人都想了一遍，然后一个个划掉。我们辅导员是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系主任是个秃顶老头，看起来不像会做这种事的人。
我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找不到出口。
直到有一天中午，我揣着两个馒头，准备去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里解决午饭。路过教职工停车场时，我看到林晚从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下来。
开车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在阳光下很晃眼。
林晚跟他说了几句话，男人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我鬼使神差地躲在一棵树后面。我没看清那个男人的正脸，但他转身回驾驶室的那个背影，那个侧影，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很像。
和我去财务处那天，从窗口匆匆一瞥看到的那个模糊身影，很像。
一个荒唐的念头，像藤蔓一样从我心里疯长出来。
会是她吗？
从那天起，我的目光开始不受控制地追随林晚。
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去食堂打饭，只打免费汤的时候，她总会“恰好”也在。她会打一份红烧肉，一份青菜，一份米饭，然后坐到离我不远的桌子。
她吃得很少，那份红烧肉几乎不怎么动。吃完后，她会端着餐盘，路过我旁边的垃圾桶，“不小心”把整份红烧肉都倒掉。
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呢？
有一次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在她走后，我看着垃圾桶里那几块裹着酱汁，油光发亮的肉，犹豫了很久。最后，我还是把头转开了。
我可以穷，但不能没有骨气。
还有一次，上公共课，我和她分到了一个小组。
讨论的时候，她的笔记本摊在桌上。我无意中瞟到一页，上面写着几个标题：“关于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几点说明”、“本年度校级奖学金评定标准”。
在这些字的旁边，用铅笔写着我的名字，“陈默”，然后又被重重地划掉了。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了一拍。
我几乎可以肯定了。
是她。是林晚。
是这个看起来活在云端的班花，用一种笨拙又小心翼翼的方式，维护着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偷偷地帮我填平了我和这个世界之间的鸿沟。
我没有去问她，也没有去戳穿。我问不出口。
说“谢谢”？太轻了。说“我还你”？我现在拿什么还？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份恩情死死地压在心底，把它变成一把锥子，每天刺着我，让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我开始像疯了一样学习。
每天早上五点半，我准时出现在教学楼门口，等开门的大爷。晚上十一点半，图书馆关门，我最后一个走。
我不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我开始啃那些全英文的原版专业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字典，一页一页地看。
我不去想那四千块钱，也不去想林晚。我脑子里只有代码，只有算法，只有那些复杂的电路图。
我拿遍了学校所有的奖学金，从国家级的到企业赞助的。钱不多，但足够我不用再吃馒头咸菜。
我开始做兼职，给外面的公司写小程序，去电脑城帮人装机。大三的时候，我已经不用再向家里要一分钱，甚至还能每个月给家里寄回去两百块。
我哥用我寄回去的钱，给他自己盖新房娶媳妇。
大学四年，我和林晚的交集，除了偶尔在课堂上、在路上碰到点个头，几乎为零。
她依旧是那个众星捧月的班花，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周子昂像只苍蝇一样围着她转了四年，给她送花，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据说还买了一辆车，专门等她下课。
林晚从没答应过他。
毕业答辩那天，我是全系第一个完成的，拿了优秀。辅导员找我谈话，说系里有一个保研的名额，想推荐我。
我拒绝了。
深圳一家刚成立不久的互联网公司给我发了offer，职位是程序员，月薪八千。
在2001年，这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数字。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孙鹏进了电信局，周子昂靠他爸的关系进了银行。他们都有了铁饭碗，安稳，体面。
而我，要去一个前途未卜的南方小城，进一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倒闭的小公司。
毕业散伙饭，在学校旁边的一家大排档。大家都在喝酒，说着豪言壮语，哭着，笑着。
我喝了很多酒，胃里火烧火燎的。
我端着酒杯，第一次主动走到了林晚那一桌。
周子昂也在，他斜着眼看我，眼神里还是那种熟悉的轻蔑。
我没看他，我只看着林晚。
她也看着我，眼睛在夜色里很亮。
我把杯子里的啤酒一口喝干，说：“林晚，谢谢你。”
她愣了一下。
我又说：“多保重。”
她举起杯子，里面是橙汁，轻轻抿了一口，对我笑了笑，“你也是。”
我们谁也没有说破。但我知道，她懂。我也知道，我懂。
我转过身，走出大排档，没有回头。
深圳的夜，比学校的亮多了。
五年。
在深圳这个地方，五年可以发生很多事。
我从一个底层程序员，干到了项目经理，然后是技术总监。我跟着公司拿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又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最惨的时候，公司账上只剩下几万块钱，发不出工资。创始人一夜白头，准备解散公司。
我把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钱，二十万，全都拿了出来，投了进去。我对他说，我们不做软件了，我们做网站，做外贸B2B。
当时没人看好。所有人都觉得我是把钱往水里扔。
一年后，我们拿到了来自欧洲的第一笔大订单。
又过了两年，我的公司在深圳科技园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大，三层楼。员工从最初的几个人，变成了两百多人。
我买了车，一辆黑色的宝马。我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了房，一百八十平。
我不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衣服的穷小子陈默了。我现在是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把父母从老家接了过来，我哥我嫂也在我的公司里上班。
我做完了所有该做的事。
只剩下一件。
找林晚。
毕业之后，我就和大部分同学断了联系。我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
我打通了孙鹏的电话。他还在电信局，已经是科长了。
电话那头，他很惊讶，“陈默？我靠，你还记得我啊？听说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我跟他客套了几句，然后问：“孙鹏，你有林晚的消息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陈默，你找她干嘛？”
“有点事。”
“哎，”孙鹏叹了口气，“她家……出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孙鹏告诉我，大概是三年前，林晚的父亲生意上做期货，亏得血本无归，不但把家底全赔进去了，还欠了银行和外面一屁股的债。
她爸受不了这个打击，中风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他们家以前的大房子被法院查封了，她妈受不了这个落差，跟她爸离了婚，回了娘家。
现在就剩林晚一个人，守着她爸。
“她现在在哪？”我问，声音有点发干。
“在一家小贸易公司做文员，一个月千把块钱。住在城西那边的老居民区。我前年同学聚会见过她一次，瘦了很多。”
“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孙鹏在电话那头嘟囔，“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你……悠着点，别刺激到人家。”
我挂了电话，没回公司，直接开车去了城西。
那是一片老旧的筒子楼，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饭菜混合的复杂气味。
我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走了过去。
我怕我的车，会刺痛她的眼睛。
孙鹏给我的地址是五楼。楼梯很窄，声控灯坏了，我用手机照着亮，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我站在一扇掉漆的木门前，门上贴着一张倒着的“福”字，已经褪色了。
我抬起手，又放下。
我在脑子里演练了无数遍的场景，此刻却觉得无比陌生。我甚至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我整理了一下我的西装领带，深吸了一口那浑浊的空气，敲了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打开。
开门的是林晚。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她还是那么漂亮，但那种漂亮，像是蒙上了一层灰尘的珠宝，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她的眉眼间，刻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她看到我，完全愣住了。眼神里先是茫然，然后是巨大的惊讶。
“陈默？”
“是我。”我说。
她把我让进屋。
客厅很小，小到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一张旧沙发，一张小饭桌，一个还在播放着劣质电视剧的十四寸小电视。
阳台上晾着衣服，有她的，还有男人的。应该是她父亲的。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用的是一个印着卡通图案的搪瓷杯。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她有些局促地问。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那张油腻腻的饭桌上，推到她面前。
“林晚。”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找了你很久。”
“大学四年的学费，我知道是你帮我交的。”
“这里面是一张卡。钱不多，二十万。是当年的本金，加上这五年的利息，还有我的感谢。”
“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说完了。
这几句话，我对着镜子说过，在开车的路上默念过，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咀嚼过。今天，我终于说了出来。
像一个欠了巨债的赌徒，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钱。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以为她会拒绝，会推辞，会哭。
我想好了各种说辞。我会告诉她，这不是施舍，这是一个男人对自己承诺的兑现。我会告诉她，我需要她收下，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可她什么都没做。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桌上那个信封，眼神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全然的困惑和茫然。
她没有去碰那张卡。
她抬起头，重新看向我。她的目光很清澈，清澈到让我心里莫名地发慌。她用一种极其认真的语气，清晰地说道：
“陈默，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从来没有给你交过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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