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步履不停的追问者|中国史|学术|葛剑雄|谭其骧

每年12月15日，弟子与师友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聚在复旦园。这并非正式的学术会议，而是一场温暖的约定——为葛剑雄先生庆贺生日。2025年岁末，同道们笑语盈盈，先生精神矍铄。葛先生风趣地说：“八十，好像只是上海老人寿命的平均值！实在用不着什么祝贺，不过，历史地理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却是一件大事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你们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为国家多干几年！” 言谈间，没有丝毫功成身退的暮气，反倒像一位整理好行装、随时准备再次出发的旅人。此时此刻，他也正在南非跨年旅程中。

2026年1月4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

对先生而言，八十一岁，不过是又一个扎实的起点。

从毫末到合抱

1945年12月，他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少年时迁居上海。高中时代成绩优异的他，却因患肺结核休学一年半，最终与高考失之交臂。在老师的建议下，他于1965年进入上海古田中学，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一教便是十余年。这段经历未曾消磨他的向学之心，反而在扎实的教学实践中沉淀下严谨与耐心。1977年，32岁、仅有高中学历的葛剑雄，凭借出色的教学成绩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并当选市人大代表。也是在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春潮初涌，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他抓住了这扇豁然敞开的时代之门，以初试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

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被他在闲谈中化作激励后学的素材，并没有一丝怨天尤人之态，而是充满了自豪。他内心对那个时代的感激是具体而微的——它让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得以凭借纯粹的学识叩开最高学府的大门，并最终成长为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文科博士之一。在谭其骧先生身边的十余年间，他作为助手参与大量高层学术活动，于耳濡目染中深刻体悟了一代宗师的治学风范与家国情怀。这份早年的滋养，奠定了他学问的底色：既要深扎于“地”的坐标，更须关切创造历史的“人”。

古语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谈的都是基础的重要性。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是中国学术界之重镇。笔者以为，史地所之所以受到众多学者的推重，是因为自史地所的创始人谭其骧院士与众多前辈开始，都甘心为学术界做最基础性的工作，从而为中国学术界的前行搭建了更高、更科学、更稳固的平台。谭先生和他们那一辈学者最大的功绩就是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而这八本图集解决的就是一个“地”的问题。历史书籍中有无数地名，如果不知道其确切的位置，那么，后人的读史，就成为“盲人摸象”与“悬空之虚说”，哪里谈得上什么准确性与科学性？八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世后，从此，历史研究及大众阅读史籍，就有了一个非常坚实而崭新的平台，数以千计的古代地名有图可查，其科学价值、影响及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认可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贡献，其原因正在于此。

而葛先生将自己的学术关怀与研究焦点放在了“人”身上。我们所说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没有“人”，哪有历史？然而研究某个人的历史，其意义肯定是有限的。组成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人，而一定数量的人就是“人口”。研究社会与历史，都离不开人口研究。葛先生很早就有了撰写中国人口历史的长远规划。他认为：“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专业研究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葛先生之所以长期坚持中国人口史研究计划，还曾受到一位国际学者“B教授”的刺激与激励。这位“B教授”声称：他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与证据。其傲慢的态度引起葛先生极大的愤慨。他在《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前言》中写道：“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拿出举世公认的人口史研究成果来，B教授之流就还会有市场。”也许正是这股不甘于服输的骨气，成为葛先生数十年来冲破重重困难，完成一流的人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动力。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拿到多种社科奖项，他个人所撰《中国人口发展史》也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他用自己的成果在学术界维持了一位中国学者的尊严。

师者的温度与豁达

熟语云：“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名成功的教师首先要有过硬的本领。传授的核心应该是研究方法论，而不是所谓客观“知识”）

追随葛先生问学，恰似“如沐春风”。这春风，并非一味和煦，更带着催发新绿的明晰力量。前些年，葛先生曾被复旦学子们评选为“最受学生喜爱的导师”之一。在学生眼中，葛先生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的求真态度与“凡事一分为二”的豁达与明辨精神。

传统时代，对于史家要求有“三长”说法，即史才、史学与史识。其中，史识最为可贵。作为一位学者，葛先生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既接地气，又具世界眼光。如中国人口庞大的基数，曾引发不少国际人士的担忧。对此，葛先生并没有丝毫回避与迟疑，而是坚持从学术立场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从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也不是开拓疆土的动力。”历史时期“虽然中国的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了19世纪中期的4亿多，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此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这种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不仅是葛先生深思熟虑的学术成果，更体现出他关心世事，回应关切的高度智慧。这无疑也是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完美体现。

如果说葛先生主编《中国人口史》就是解决一个“历史上中国人口到底有多少”的问题，那么他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就是解决“中国人口从哪里来”的问题。关于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葛先生郑重指出：“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人口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移民对于中国的伟大贡献，只有认真地加以研究与总结，我们与我们的后人才能了解先民们的光辉业绩，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是何等炽热的治学情怀，这又是对历史何等负责任的态度！也许只有这样的情怀、态度与责任感，才能解释数十年来葛先生为中国移民史研究付出的艰苦努力。

除了治学态度与学术方法之外，追随恩师感受最深的地方，是他对学生的宽容与鼓励。而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则正是教育者的“至高境界”。葛先生特别鼓励学生勇于提问，他乐于见到学生提出独立见解，甚至挑战权威。我曾因对前辈大师的某个观点产生疑问而忐忑，葛先生认真听后的一句“你的想法有道理”，如同点燃火种的引信，让我瞬间化忐忑为信心。他在为学生著作作序时，能毫无保留地写下“我们的学生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我们”，这份喜悦与豁达，源自一位真正教育者的深厚底气与早年身为教师的朴素信念。他厌恶教条与空谈，崇尚“实事求是”到了近乎执着的程度。这或许与他早年的教学经历有关——站在中学讲台上，必须把复杂的道理讲得清晰透彻。他总强调，历史地理学绝非地名仓库，而是一套理解人地关系的方法论；掌握观察世界的框架，远比死记知识更重要。

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

2023年，时年七十九岁的葛先生从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任上荣退，然而未歇多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又交到手中。他欣然接受，开启了沪深双城奔波的“新常态”。即便年过八旬，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执行主编，并在复旦大学与港中大（深圳）两地指导着多名博士生。2025年，他出版了《何以中国》《也是读书》等多部著作，并完成了《谭其骧学术传记》。他在第十八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联合国“大河对话”等多个重要场合发表主题报告，从历史地理角度阐释中华文明。正如他所说，这一年他“至少完成了两份正常工作量”。对他而言，学术生产已是生命自然流淌的一部分，无所谓“退休”的界限。在他的办公室，写字桌上来自南极的石头都是他“行万里路”的无声注脚。他的学术世界，始终与脚下的大地和时代的呼吸紧密相连。他研究人口史、移民史，不仅是为回答学术问题，更深藏着理解中国何以形成的钥匙。

2022年，他登上B站讲授《中国史》；他甚至担任热门游戏《王者荣耀》的学术顾问，以严谨又鲜活的方式，把历史讲给更多年轻人听。他的普及著作《大地上的中国史》在港出版，旧著《四海之内》发行近三万册，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学术走出象牙塔。

他的行程表揭示着一种令人惊叹的活力。沪深两地馆长职责、学术会议、各地讲座，他独自安排一切，不带助理。一只行李箱便是他出差的标准行头。有人建议他带个助手，他摆摆手，满满“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从容与独立。为了与同事沟通更便捷，他近几年学会使用微信。2025年，他乘坐120次飞机，足迹遍及3大洲26城，飞行超20万公里。对比2019年的飞行数据，他笑言“毕竟老了6岁！”这是一种充满自律与热情的生活状态，既有与家人同游海岛的闲暇，更有为学术与责任奔走世界的勤勉。

面对未来，他清晰地调整着目标：“原来确定……轻松工作到85岁。现在……需要调整为正常工作到85岁或更久。” 驱动这份“正常”的，是具体的责任——例如，为了却先师谭其骧先生的遗愿，参与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新一轮修订。他知道“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但正因如此，八十一岁这个“新起点后面会是一个较长的时段”。

原标题：《封面人物 | 葛剑雄：步履不停的追问者》

栏目编辑：华心怡文字编辑：吴南瑶王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