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陆续辟出整版版面，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为题，刊登各界代表的发言。195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茅以升1500字的发言，茅以升指出：“全国一届人大通过的新中国宪法中规定，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和帮助公民进行科学研究等条文，对于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将有无穷的推动力量。”他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普工作、科学工作如何助力生产建设，提出了4条重要建议。
△2006年5月13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四）》纪念邮票，1套4枚，其中一枚是茅以升纪念邮票。
面对实际有的放矢
茅以升在发言中分析道：“在五年计划里，科技工作者负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责任，我们要同工人们一道，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改造为新的先进的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特别要在全国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中，贡献出更大的力量。然而，我们过去的工作是落后于这些要求的。最明显的是对工人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未能做好科学总结，在理论上对他们的帮助不多。这是由于我们对现场缺乏了解，同工人们的团结不够密切，而自己的集体力量也未能充分发挥。同时，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还不能很好掌握，因而在结合实际时，有时感到无从下手。我们必须改正这些缺点，这是我们今后主观努力的方向。”
进而，茅以升指出：“五年来，我们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祖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然而我们科学地位，虽在一日千里的经济建设推动下，却仍然远远跟不上。正当国家实施总任务时，而科学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是个严重问题。现在各地高等学校都在蓬勃发展。几年以后。科学技术人才当然大大增多，然而一定还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我们要建设一个六万万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是极其艰难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一切潜在力量，来加强科学工作，来提高技术基础。”
其核心意思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想解决当时面临的那些紧迫问题和现实困难，还得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在发言中，茅以升具体提出了四条建议。
茅以升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技术人员的培养，不能专靠正规学校，特别在最近几年的青黄不接时期。我们应当在各种生产企业内推行多种多样的技术补习教育，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普遍提高职工们的科学和技术的水平。在这里，我愿特别提出函授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资和教材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分布在全国技术系统的，从实践到理论的函授教育方法，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函授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尝试，经过茅以升的大力提倡，在新中国前17年，各行各业的函授教育蔚然成风，对于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至2000年前后，传统的函授教育一直持续发展。茅以升在铁道科学研究院时，成立了红专大学，以80岁的高龄亲自为科技学院和继续教育中心（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提出的第二条建议是：“在生产建设中，技术问题非常之多，因而各种科学研究试验机构，陆续成立，当然是很好的现象。然而由于缺乏整体的计划和组织，就已经出现了重复浪费的现象；而某些急切需要的科学工作，反而无人负责。在目前人才建设倍感缺乏的时候。如何改善这种情况，是值得考虑的。近年来，各种科学的专门学会，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对于科学研究，起了相当作用。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感到困难：一是各学会会员的学术活动，虽然都同业务有关，而在活动所需的时间上还不免要受到工作机关的限制；二是会员在交流经验、讨论学术时，联系到实际，就不免要遇到保密问题，因而不知如何措手。这两点都希望政府予以具体规定。”
在这里，茅以升看得很准，只有搞好对科研机构整体的计划和组织，才能避免研究项目的重复与有限人才和技术资源的浪费，全国一盘棋，应急补缺，这才是科学的系统化思维和优选的科学工作方法。对于当时面临的两个具体实际困难和问题，他也直言不讳地提了出来。
统筹科研、科普和技术改革
茅以升提出的第三条建议是：“作为人民团体的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发展。但普及教育要有实物表演的帮助，希望中央各企业部门，在国内国外举行各种展览以后，能将技术展览品移交科学普及协会整理保管。充分利用，以便逐步建立经常展览的科学技术馆。”
这一条建议，茅以升以其远见卓识提出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当时各种宣传资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能够细心地想到，把各类科普展品收集起来集中交给科普协会继续宣传利用，体现了他高度的责任心与事业感。
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馆，就是茅以升当时这条建议的结果。
茅以升提出的第四条建议是：“全国科学工作，从科学研究到科学普及，要有周密计划，把生产、教育和研究三方面的科学力量组织起来，联系交流，分工合作，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我们科学工作中的医药卫生事业，因同在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之下，再加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就能日有进步。工矿企业的科学工作，也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联系各方的科学工作网，来组织技术力量，推广技术成果。来配合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我们才能保障并促进技术的健康，如同保障和促进人体健康一样。”
茅以升站在科技战略家的高度，来统筹科研、科普和企业技术改革等几大板块，把这些领域和要素粘合在一起，以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科技聚变作用。他所建议的科技协作网络，后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个层级遍地开花，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工人群众的技术革新成果有了宽阔的舞台和交流平台。尤其是他的那句“保障并促进技术的健康，如同保障和促进人体健康一样。”可谓是神来的点睛之笔，自然而有机地把他前面提及的医疗卫生事业和爱国卫生运动，与科学技术的健康进行了拟人化的贴切比喻。
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茅以升的上述四条建议，对于我们今天的科研工作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依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可借鉴之处。
茅以升提出以上观点时已经58岁，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对新旧社会的对比深有感触：“在解放前的黑暗混乱中，科技工作者脱离群众，经常转业，为反动统治装饰门面。但是中国一解放，在新事物的面前，我们的政治觉悟，就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理解到科学属于人民，科学技术应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逐步深入群众，认识到不同工人结合，就一事无成。同时在技术上接触到苏联的先进科学，得到莫大启示，也提高了科学水平。”
可以说，这些建议基本奠定了新中国科研工作要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基础，也大体理清了科学技术工作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才能与生产建设相适应的重大课题。
（本文作者系中国新闻史学会资深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作者：彭援军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石伟强
新媒体审核：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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