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九四年的夏天，一张高考成绩单把我的人生劈成了两半。
我这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她那边，是通往北大的康庄大道。
我以为我俩的故事，就像那年夏天的汽水，气儿一跑完，就只剩下寡淡的糖水。
我收拾好铺盖，准备去南方当个没人认识的苦哈哈。
可就在我滚蛋前夜，她托人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就一句话，像个钩子，把我从深沟里又给拽了出来，也把我拽进了另一个更让我喘不过气的世界...
1994年的七月，我们县城像个巨大的蒸笼。
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发软，能粘掉人半个鞋底。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喊得人心慌。
高考成绩就贴在县一中的大红榜上，红纸黑字，像阎王爷的生死簿。
我叫李响，这是我第二次站在这张榜前。
我从榜尾开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上找。手心里的汗把裤子都溻湿了一块。
没有。还是没有。直到眼睛都看花了，我才认命。我的名字，根本没在这张红纸上。
我第二次落榜了。
回家的路，我走了快一个钟头。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知了的叫声，一遍一遍，跟念经一样。
推开家门，我爸正坐在饭桌边，手里捏着一份《参考消息》，眼皮都没抬。我妈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看我的脸色，什么都明白了。
“又……没考上？”她声音小的像蚊子叫。
我点了下头。
我爸手里的报纸“哗啦”一声拍在桌上。他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
“废物！你就是个废物！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两次！两次！你还想考到什么时候？！”
他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我没躲，也没擦。
我妈赶紧上来拉他，“你小点声，让邻居听见！”
“听见怎么了？我李家的种，就是个考不上大学的废物！我怕人知道？”我爸的吼声在小屋里回荡。
我就那么站着，像个木头桩子。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那声音又脆又响，透着一股子拦不住的喜庆。
我爸的火气像是被这阵鞭炮声给点燃了，他更气了，“听听！听听人家！周家那闺女！全县第一！北大！人家那才叫争气！你呢？你再看看你！”
周晓月。
这个名字像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没理我爸的咆哮，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周晓月家就在我们家斜对面的巷子里。她家门口围满了人，红色的鞭炮碎屑铺了一地，像下了场红色的雪。
我能看见周晓月的爸爸，那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中学教导主任，此刻正咧着嘴，给每一个来道贺的人发烟。
人群里，周晓月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那儿，像一朵不沾尘土的栀子花。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朝我家窗户这边看了一眼。
我赶紧把窗帘放下了。
心口堵得厉害。
我和周晓月，从小学就是同学。高中三年，我们是前后桌。她总是在做题，安安静静的。我呢，爱闹，上课老跟后排的扯淡。
但下晚自习，我们总是一起回家。那条不长的路，在昏黄的路灯下，我们能走很久。她跟我讲数学题的解法，我跟她吹牛，说将来要开个全国最大的工厂。
她总是歪着头听，眼睛亮亮的。
她说：“李响，你一定行的。”
那时候，我觉得天底下没有我李响办不成的事。
可现在，她要去北大了，我却成了我爸嘴里的废物。
我们之间，隔了一条银河。
周晓月的升学宴办得风光热闹，县里的头头脑脑都去了。
我没去。
我托同学给她带了个红包，里面塞了五十块钱，那是我攒了小半年的零花钱。
我开始躲着她。她家门口那条路，我绕着走。我知道，我们完了。
我一个高考都考不上的落榜生，怎么配得上北大的天之骄女？那些路灯下的约定，那些少年心事，都该被这个夏天蒸发干净。
我爸看我一天到晚在家待着，不是躺着就是坐着，跟个活死人一样，气不打一处来。
“你打算就这么烂在家里？滚出去！找个活干！去南边打工！别在我眼前晃悠！”
我想，走就走。离开这个地方，对谁都好。
我联系了一个在广东打工的远房表哥，让他帮我留意个厂子。我妈偷偷给我塞了两百块钱，一边塞一边掉眼泪，“响啊，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我收拾了一个破旧的蛇皮袋，里面就两件换洗的衣服。我没告诉周晓月我要走。我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是我妈。
“响，楼下有个小孩找你，说是周晓月让他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趿拉着拖鞋下楼，一个我不认识的小男孩，递给我一个信封。
信封是白色的，很干净。上面没有写字。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靠在门上，手有点抖。我以为这是告别信，或者，是分手信。虽然我们从没正式说过在一起，但在我心里，早就认定了。
我把信封撕开。
里面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不是信纸。上面是周晓月娟秀的字迹，跟她的人一样，清清爽爽。
卡片上没有我想象中的长篇大论，没有“祝你前程似锦”，也没有“我们不合适”。
只有一句话。
“李响，你愿意来北京陪我四年吗？”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袋。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漏进来的一点月光，那行字在黑暗里，好像在发光。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确定自己没有眼花。
陪她四年？
怎么陪？以什么身份？
我一个废物，去北京，能干什么？
可我心里，那个已经死掉的李响，好像又活了过来。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那张卡片，跟我爸妈摊牌了。
我说：“我不去广东了，我去北京。”
我爸正喝着稀饭，一听这话，筷子“啪”地就摔碗里了。“你去北京干什么？你有亲戚还是有门路？北京的饭那么好吃？”
我把卡片递过去。
我爸扫了一眼，冷笑一声，“陪她？你怎么陪？你是要去北大当保安，还是去给她提鞋？李响，你能不能要点脸？人家是天上的凤凰，你是什么？你是地上的泥鳅！你去了，就是自取其辱！”
“我乐意！”我梗着脖子吼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跟我爸说话。
“你……”我爸气得脸都紫了，扬手就要打我。
我妈死死抱住他的胳膊，“老李！你让他去吧！孩子心里苦，你就让他去闯一闯，总比在家里烂着强！”
那天，家里吵得天翻地覆。最后，我爸摔门而出，一整天没回来。
我妈背着我爸，又从床底下的小铁盒里，拿了三百块钱给我。加上她之前给的，一共五百。她把钱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塞进我内衣的口袋里，缝了起来。
“到了北京，先找个地方住下。别跟晓月闹别扭，人家是好姑娘。”她眼睛红红的。
我揣着这五百块钱，还有那张写着一句话的卡片，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火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还有厕所的骚味。我被挤在一个角落里，蛇皮袋放在脚下，一动不敢动。
火车“哐当哐大”地响了一天一夜。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既兴奋又害怕。
周晓月，我来了。
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来了。
北京站的人潮，差点把我冲散架。我背着蛇皮袋，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人群里转了半天，才找到出站口。
周晓月就站在出站口的栏杆后面。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T恤，牛仔裤，白球鞋。剪了短发，看起来比在县城里更精神。她在人群里张望，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李响！”她冲我招手。
那一刻，火车上的疲惫和惶恐一扫而空。我三步并作两步挤到她面前。
“我来了。”我咧着嘴傻笑。
“累坏了吧？”她伸手想帮我拿蛇皮袋，被我躲开了。
“不沉。”
我们坐公交车去北大。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这就是北京，周晓月以后要待四年的地方。
北大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气派。那个挂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校门，看得我有点恍惚。我感觉自己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周晓月带我穿过校园，她说她已经找好了房子，就在学校附近。
房子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大杂院里，是院里人家自己盖的二层小楼，隔出来的一间。
小得可怜，就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墙，屋里黑乎乎的，一股子潮湿发霉的味道。
“就这儿？”我有点失望。
“先将就一下，这里便宜。”周晓月说，“我把我省下来的生活费都拿来给你交房租了。”
我心里一酸，“我明天就去找活干。”
现实比我想象的更硬。北京太大了，工作不好找。我没学历，没技术。
一开始，我跟着一个老乡去了个建筑工地，扛水泥，搬砖。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手上磨得全是泡。
干了半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周晓月来看我的时候，我浑身都是水泥灰。
后来，我听说中关村那边卖电脑的缺人，我就跑了过去。
九四年的中关村，还不是后来的高科技园区，就是一条乱糟糟的电子街。到处都是拉客的“倒爷”和摆摊的小老板。
我找了个装电脑的铺子，给老板打杂。扫地，搬货，后来老板看我手脚还算麻利，就让我学着装机。
每天，我在那个充满焊锡味和嘈杂人声的铺子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晚上回到那个发霉的小屋，倒头就睡。
我和周晓月的见面时间越来越少。
她在北大，有上不完的课，参加不完的社团活动，图书馆的灯总是为她亮着。她的世界是崭新的，是充满知识和理想的。
我的世界，只有主板、CPU、内存条，还有老板的吆喝声。
我们开始没有共同语言了。
有时候她来我住的地方，给我带点吃的。她跟我说，今天听了一个关于康德的讲座，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康德是谁。我只能跟她说，今天我装了五台电脑，有一台的点不亮，搞了半天原来是内存条没插紧。
她静静地听着，然后说：“那你也挺厉害的。”
我知道，她在安慰我。
那种感觉，就像我们中间隔了一层毛玻璃。我们能看到彼此的轮廓，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自卑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长。
有一次，我发了工资，去北大找她。想带她去下个馆子。我在她们宿舍楼下等。
看着那些穿着干净、充满自信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地走过，我下意识地把沾着机油和灰尘的手插进了兜里。
她和几个同学一起下来了。其中有个男生，个子很高，穿着一件耐克T恤，看起来特别精神。
“晓月，这是你朋友？”那男生问，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下。
“嗯，这是我老乡，李响。”周晓月介绍道。
“你好，我叫王博，晓月的同学。”他朝我伸出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在他干净的手上握了一下。我感觉自己的手又脏又糙。
王博是北京本地人，说话带着一股天生的优越感。
他和周晓月聊着什么学生会的活动，聊着一个我听不懂的英文名字的教授。我站在旁边，像个傻子。
我突然不想去下馆子了。
“晓月，我铺子里还有点事，我先走了。”我找了个借口。
“哎，李响……”她想留我。
我没回头，几乎是逃跑一样，离开了北大。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笑话。周晓月是白天鹅，而我，就是那只给她看门的癞蛤蟆。
那之后，我更不敢去找她了。
矛盾终于还是爆发了。
那是个周六，王博弄到了两张很火的香港电影的票，约周晓月去看。周晓月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一起去。
我那天正好不忙，就去了。
电影院里黑乎乎的。王博和周晓月，还有她的另一个女同学，坐在那儿，看得津津有味。我坐在最边上。我一天没吃饭，饿得胃里直烧。电影里演的什么，我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电影散场，灯一亮，王博兴致勃勃地说：“走，我知道附近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味道特正，我请客。”
西餐厅。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皱巴巴的几十块钱，是我下个星期的饭钱。
一想到要坐在那种亮堂堂的地方，用刀叉吃饭，旁边还坐着王博，我就浑身不自在。我的脸一下子就热了。
“那个……我就不去了。”我声音很低，“我晚上还得回铺子加班。”
“别啊李响，一起去呗，难得聚一次。”周晓月拉我的胳膊。
“真有事。”我甩开她的手，话说得有点硬。
我没看他们的表情，转身就走。
外面的冷风一吹，我才感觉自己脸上滚烫。我像个丧家之犬，在长安街上漫无目的地走。高楼的霓虹灯那么亮，却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
我为什么要来北京？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她和她的新朋友们，看我有多落魄，多可笑吗？
心里的那根刺，越扎越深。
我开始胡思乱想。我觉得周晓月叫我来北京，就是一时冲动。
她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需要一个熟悉的人做心理依靠。现在，她适应了，有新同学，新朋友了，我这个老乡，就成了她的包袱。
她对我好，可能只是出于同情和愧疚。
这种想法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理智。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敏感。周晓月再来找我，我也爱答不理。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累。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冬天。我攒了快两个月的钱，狠了狠心，在西单买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三百多块，花了我大半积蓄。我觉得穿上这个，自己看起来能体面一点，不那么像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那个周六，我特意洗了个澡，换上新夹克，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我觉得自己看起来还不错。
我跑到北大，想给周晓月一个惊喜，约她去吃那家我上次没敢进的西餐厅。
我站在她们宿舍楼下那棵熟悉的白杨树下，心里盘算着等下见到她要说什么。
等了大概半个钟头，周晓月下来了。她旁边，还跟着王博。
然后，我看见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到他们面前。在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这东西比什么都显眼。
王博很自然地拉开车门，周晓月对他笑了笑，弯腰坐了进去。车子很快就开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穿着那件崭新的皮夹克，傻愣愣地站在寒风里。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小丑。我花光积蓄买来的“体面”，在那辆桑塔纳面前，被碾得粉碎。
我所有的坚持，所有的辛苦，都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那个阴暗的小屋的。我把那件皮夹克脱下来，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
晚上，周晓月回来了。她给我打了电话，说她今天跟同学去香山了，问我吃饭没有。
我声音冰冷地说：“你来我这儿一趟。”
我们在我住处附近的小树林里见了面。冬天的树林，光秃秃的，跟我的心一样。
她一走近，我就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不属于我的香水味。
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玩得挺开心啊？坐着小轿车，兜着风，是不是觉得特威风？”我开口就是嘲讽。
周晓月愣了一下，“李响，你怎么了？那是王博借他亲戚的车，大家一起去的。”
“大家？我怎么没看见大家？我就看见你俩了！”
我冲她吼道，“周晓月，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笑？一个修电脑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每天累死累活，想着怎么能多挣点钱，能配得上你一点，你呢？你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好，转头就去坐别人的小轿车！”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把积压了几个月的所有委屈、愤怒和不甘，全都吼了出来。
“你当初为什么要叫我来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吗？！是为了在你那些有钱的、有文化的同学面前，炫耀你还有一个对你死心塌地的穷光蛋备胎吗？！你可怜我？还是想耍我？！”
我说完，死死地盯着她。我等着她解释，或者，等着她承认。
周晓月被我的话刺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路灯的光从稀疏的树杈间漏下来，照在她脸上。我看到有眼泪从她眼睛里滚出来，一颗一颗，砸在干枯的落叶上。
她没有哭出声，也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辩解。
只是一把拉开自己书包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封信，信纸被揉得皱皱巴巴，像是被看过无数遍。
她把那封信，猛地一下拍在我胸口，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冲着我哭喊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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