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我在夏威夷大学教历史|博士|夏威夷大学|研究生|美国|陈其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一、外国助教的难题

1990年，我以593分的托福成绩和及格的GRE分数，被夏威夷大学录取，并获得助教奖学金（TA Scholarship ） ,去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1] 。当年 8月中旬，经过复杂辗转，我终于到达美丽的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

本以为到了伟大而富足的美利坚，享享“洋福”是自然的。殊不知，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经受的是比“土罪”残酷数倍的“洋罪”。这洋罪，主要体现在“助教”工作中。

负笈美利坚，攻读博士学位是首要目的。但由于当时中国贫穷，中国留学生一般得申请助教/助研奖学金，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计，并获得学费的豁免。每周40小时算全职工作，助教工作则是“勤工俭学”式的非全职工作(Part Time Job)，每周需在助教工作上花20多小时，即每天4小时或更多。在这4个小时中，助教要去大讲堂听教授讲课，记笔记，在小班（LAB）[2]上与同学讨论教授的讲课内容，每周要给学生出题进行测验,然后判卷子，读课程参考书并与同学讨论。因此，这是一个比单纯的教学还要复杂的工作，目的是帮助教授教学、通过讨论帮助学生理解，最终帮他们通过考试拿到法定学分的工作。须知，学生们须付费获得这些学分，可见其责任之重大。

教师，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高的职业。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我在中国曾当过农村中学英语教师，结果是差强人意。那么，我又凭什么资质，在美国的大学里，胆敢用我的洋泾浜英语教美国大学生学习世界文明史呢，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挑战，更是“无知者无畏”的冒险。别无它法，为了学位，为了生存，只有赶着鸭子上架，硬着头皮闯关。但是，要基本完成这项工作，必须克服几大障碍。

（一）最挠头的是英语

对外国留学生来说，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生而言，对英语的娴熟驾驭是必备条件。托福成绩不错的我，来美前自信满满，坚信自己的英语能基本应付。熟料，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便遭受当头一棒，发现自己的听力和口语根本不过关。

我是半路出家的英语自学者，比较熟悉正规的学术语言。但美国北方的、南方的、东部的、西部的、教授的、工人的、农夫的、黑人的、白人的、印度的、东南亚风格的各类英语，还有数不胜数的典故、笑话、俚语夹杂其间，不自小生在这里，便很难把握。另外，在夏威夷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本地英语。它是一种混合了英语、夏威夷语、日语、菲律宾语等元素的“夏威夷克里奥尔英语”（Hawai’ i Creole English，在当地称为Pidgin English )。

在自己的助教办公室里（1992）

对我这个外国助教来说，第一关就是课前点名。我的首要目的是树立东方的 “师道尊严”，保持学生的到课率。这一招果然有效，学生旷课者甚少。但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给自己出了难题，因为我压根而无法正确念出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果真，我点名时，马上听到学生们的讪笑声，刚刚树立的“尊严”，立即土崩瓦解。美国是多族群的移民国家，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名字还算好读，可斯拉夫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日本的、韩国的、阿拉伯的、东南亚的、夏威夷的名字真是不知如何开口。虽然尴尬至极，还得“不耻下问”，厚着脸皮求助美国助教和学生，让他们教我发音，自己再反复念，反复背。

过了点名关，必须把下面的讨论课组织好。我的英语，毕竟是半路出家，有些词总是发不好音。在讨论日本文化时，《菊与剑》中的“菊花”(chrysanthemum)一词特别拗口，怎么练都不灵。班里的一个白人小伙儿趁机挑事儿，在班上煽动：“我们为这个LAB付钱了，用这么差的助教教我们，是我们的耻辱！" 这些恶语给我以极大的心理伤害。

走出大学校园，市井语言的运用就更加令人沮丧。一次，我开车去檀香山中国城。当时，没看清one way（单行线，根本不是“一条路”的意思！）标识，故逆行进入城内。突然，一身着蓝警服、荷枪实弹、膀大腰圆的白人警察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至，违威风凛凛地把我别住，对我大声呵道：“Pull over ！Hands up！Do not move，stay where you are ！ " 我的听力当时根本不过关，更因过于紧张，一头雾水。这时，刚来夏威夷不久的十岁女儿反应机敏，立刻大声给我翻译：“靠边停车！举起双手！不许乱动！原处呆着！”。只见警察走过来，对着我嘀里嘟嚕一大串儿。我对警察解释说：“我不明白‘pull over’什么意思”。警察顿感不耐烦，扭头问女儿：“Do you speak English？”（你说英语吗）女儿点头，他便向女儿解释，女儿再给我翻译。其实我没听懂的就是短语pull over。我脑子里的中式英语特别固执，停车不是stop或park吗？什么时候冒出个pull over？实际上这是最常用的英语，意即“靠边停车”。警察满意我们的态度，也能接受女儿的解释，才就此作罢。这一场景终生难忘，至今特别感激女儿。如果当时她不在场，或者她也不懂英语，我肯定会乱说乱动，特别是举起双手，而且带有可疑的动作，警察是完全有权利开枪射击的。当时的最大感受是：这么简单的用语都不懂，还竟敢在美国大学里教书？此后，最受刺激的是，我的蹩脚英语让女儿深感尴尬，她一直拒绝我参加她学校的家长会，生怕我的洋泾浜给她丢脸。

（二）文化之间的隔膜

我特地注意观察美国的助教们。虽然不一定是历史出生，为什么他们在组织学生讨论历史问题时，却如鱼得水、收放自如、游刃有余？这就是师生双方的文化契合度。在一个长期共享的文化中，他们之间的沟通已经达到天衣无缝、心照不宣的程度。特别是那些能说会道的美国助教中的“侃爷”，最是轻松而自信。学生们听课时，兴高采烈，击节叫好，他们满脸得意。对于我这个老外而言，真是“羡慕嫉妒”，当然没有恨。

幸而，绝大多数美国孩子比较宽容。他们大部分心地善良，经常对我表示同情和鼓励。美国海军大兵麦克，为我着急，耐心地教我如何讲“完整的话”。班里的学生，包括正宗白人、黑人、夏威夷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墨西哥人、日裔、韩裔、菲律宾裔，中国大陆人和中国港台人，操着不同口音的英语，带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与我肯定有无形的文化隔膜，经常产生很多误解。幸好，他们基本上对我宽容大度，与我合作。

（三）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差异

还有一个特别困扰人的大问题。中美两个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迥然不同。“红色中国”让他们感到十分神秘，甚至“恐惧”，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基本是极为负面的，那我在他们头脑中到底是怎样的“形象”（image）？

还有一种文化冲突很是困扰人。

刚到夏威夷大学时，显得“太中国”

我，作为已到“不惑之年的”中国人，作为“老师”，自然把中国文化搬进美国大学课堂。而“师道尊严”是美国学生最最厌恶的。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须知，美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认为“平等”“个人权利”是最高价值。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社会结构是平面的，而非纵向的，根本没有资格、等级、贵贱、甚至年龄的区别。在学校里，他们把教师当作平等的朋友，从不称呼“陈老师”“王教授”。教师进入课堂时，学生无动于衷，根本不用起立、鞠躬、问好。下课时，他们更没有任何繁文缛节，没人主动跟你说“再见”。

（四）移民国家的特点增强了交流难度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形成高度的国际化和多族裔化。这使美国大学里的课堂里情况更为复杂。试想，学生们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不同，学科背景五花八门，其间还夹杂着不少英语非母语的国际学生。这些动力不同，水平差异天壤之别的几十人临时凑到一起，无疑增强了我国助教与他们顺畅交流的难度。

（五）美国教育制度进一步带来困扰

此外，美国的教育制度与中国的大不相同。教学的最大难度在于，一是学生的知识背景和水平参次不齐，二是他们的学习动力更是千差万别。不像中国的大学新生，高中毕业后，知识积累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高考分数也都在一个分数段。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面前的这堆学生可以说“乌合之众”。其三，更不像中国的大学那样，同班上课的本科生基本上是同龄人。我的班上曾有头发斑白的花甲老人。他退休在家，深感无聊，就交点儿学费，跟着年轻人一起凑个热闹，补补世界文明史。

二、必须“培训”外国助教

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每学年录取二三十名助教，大部分是美国人，其余是国际学生。除享受免学费待遇外，博士研究生每月1300美元工资，学费全免。此外，还有10-12名只享受免学费待遇的学生。研究生助教金的申请与入学申请必须分开进行，硕士生可以续约最多两年，博士生可四年，但是要视学生的学位完成情况和助教表现而定。

对外国学生而言，能拿到助教金是比较理想的。虽然每周要工作20-30小时，但有利于口语和听力的改进，与美国大学生的交往也更深入，对了解和融入美国社会起到加速作用。

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除自己的专业研究和研究生课外，都要求开设大一学生文理学生必修课—世界文明史，时长一学年，我们的助教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世界文明史》教授做助教。教授在大讲堂讲课，学生约数百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也可能是优于中国大学的地方，就是每个教授配备四名助教，每个助教大概分到100名学生，分在四个小班（LAB）里，每班25个左右学生。一周中，助教除与这些学生一起听教授的大课外，每天在四个小班里各用一小时，共四小时，五天就是20个小时。 LAB的内容是：讨论和补充教授讲课的内容；讨论教授布置的与课程有关的原始资料；比如讲西亚两河流域时，教授就布置了《吉尔伽美什》史诗英译本让大家讨论。一个学期，大概有十来本这样的第一手资料。要求研读第一手资料，大概也是美国本科公共课方面优于我国我们的独到之处。

此外，助教还要留出“办公时间”（OFFICE HOURS）为学生服务。这段时间，助教必须留在办公室，等学生前来提问题，加以解答和辅导。这段时间，不敢随意离开办公室，如果学生碰闭门羹，最喜欢“complain”（抱怨）的美国人一旦向系里告状, 后果会很严重。另外，系方特别叮嘱，不管来办公室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一定要保持房门敞开，个中奥秘不言而喻。在美国，若沾上“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可是不小的麻烦。

此外，助教还要熟读需要讨论的资料、准备讨论题、出小测验题（QUIZ ，一学期大概20次）、主导两次考试复习大课，监考、判卷子、计算分数，然后定期把学生成绩向系里报告。

圆满完成助教职责，对非英语国家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严峻考验。开学前，学校专门开办助教训练班。作为一名外国助教，必须首先认真阅读校方发的《外国助教手册》（芝加哥大学，1988，）。当时，本手册在全美甚至加拿大的一些大学中广泛使用。小册子引人入胜，很有意思，但细细琢磨，真让人倒吸凉气。《手册》开门见山，直言快语：

《外国助教手册》

1981年以来，对外国助教在美国大学任教这一问题争论不已。外国助教已成为美国大学学生、教员和公众人物抱怨的主要对象。他们认为，正是外国助教的课堂教学，多少影响了美国大学生的教育美国人开诚布公，《手册》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给外国助教打预防针。总结起来，有十几个要点：

（一）美国大学新生的学术基础水平很低

大部分外国助教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一些美国学生，特别是科学和数学领域低年级生的学术基础水平很低。原因在于，美国没有全国性的高中毕业考试，也没有严格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所以他们入学时，水平比很多国家的高中生要低。因此，你大概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对学生的期待。如果期待过高，你定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二）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千差万别

很多美国大学生，特别是新生对自己的学习并无太大兴趣。有些学生进大学并非是为了当大学生，为了更有知识，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很可能是高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或者是不想去找工作，就先到大学里混混。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逼着自己上大学；还有的是，自己的朋友进了大学，自己就跟着一起来了。对学习最无动力的，最可能是必修课程中的一年级生，他们学习起来毫无动力和兴趣。

（三）对美国学生的“不拘小节”不要过于敏感

美国的独特历史与文化，造就了美国学生的普遍行为习惯。《手册》好心地提醒：美国学生在课堂里对老师的态度就是两个词--随随便便、“不拘小节”（informality）。以下的这种种表现，后来发现，绝非戏言：

他们喜欢穿牛仔裤；女生故意穿露肉、露大腿、露膝盖的裤，这是妙龄白人少女之最爱。学生们夏天[檀香山四季皆春夏]喜欢穿短裤；光着脚丫子进课堂上课者并不鲜见。他们很简单，就是为了在热天感到舒服，根本不怕别人认为自己贫穷；上课时，经常随随便便吃喝，嚼着口香糖、喝着可乐；不认真听课，但倾心阅读自带报纸，或与邻座聊天；教师进入教室时，他们不会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比如起立，向老师问好等。他们与老师说话时，不会专门使用什么特别的词，不会用什么特别的声调；他们可能直呼老师的名字；迟到早退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他们有时貌似不懂，向老师提问，实则是在考察老师的学识和能力。

《手册》告诫外国助教：

如果你来自一个有师道尊严传统的国家，你会被美国学生的行为方式震撼和激怒。你可能会不正确地认为，这些学生们是对你个人的大不敬，或把你当外国人来对待。即使你事先知道美国学生的“不拘小节”，要么赤脚、要么喝着可乐，你也会做出负面反应。

（四）“人生而平等”深入人心

美国学生从小成长过程中就受到教育—民主和平等的理想，所以他们认为：对不同阶层的人采取不同态度是非常不合适的。美国学生对他们非常喜欢和尊敬的老师都是“不拘小节”的。实际上，当他们喜欢和尊敬的老师在场时，他们很可能更加“不拘小节”，因为这是平等的真谛。

（五）美国学生自认为“美国人高人一等”

总体上说，在美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美国是高等的、优越的，我们是一个高人一等的民族（a superior people）。与这个思想相联的自然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肯定是“低等的”（inferior），具体表现在“不太聪明”（less intelligent）、“不太先进”(less advanced)。所以，你会经常遇到这样的美国学生，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其实，他们这样认为时，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

那么如何应付这一情况呢？《手册》支招：

要试图了解很多美国学生，很少有愿望或根本不想与外国人发生互动。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和接受很有教养的、聪明的、富有经验的外国个体。

但在另一方面，你也很可能邂逅一些学生，他们相信，外国人一般“优越”于美国人，因为他们国家的历史都比美国长，他们取得的文化成就在美国还没有被意识到。你大概还会遇到一些对外国及其人民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因而特别想认识、而且希望向你学习的美国学生。

显然不那么好对付的美国大学生

（六）“用勺子喂饭式”（spoon-feeding）的教育方法

还有一个状况，令人大跌眼睛。《手册》提醒外国助教们：

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上，依靠自己的能力比较差，一年级生与高年级生比，更是如此。他们期待教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全部的解释，并期待教师确切的精准的答案，在每一份作业或考试中，教师到底要求什么，必须交代清楚。因为学生在中小学时，教师就一直是这样做的。美国学生长期形成的思想和习惯是，应当依靠教师对他们的作业做出反馈，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小测验或考试，要求教师在细节上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如何完成。这种情况常被比喻为“用勺子喂饭式”。就是说，教师对待学生的学习，要用成年人喂孩子的方式，满满一勺、然后又是满满一勺地喂，也就是要一步步地对他们进行指导。

（七）美国学生希望教师是“娱乐”学生的“人”

美国学生一般希望他们的老师对他们友好。他们特别欣赏温情和微笑，也喜欢某些能够说明你是个“人”（person），而不仅仅是老师的对话。他们并不要求“友善”和“开放”，但是他们的确欣赏这样，而且会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回应。如他们愿意为他们喜欢的老师而更加努力地学习，对他们不喜欢的老师，他们自然就不努力。总体上说，美国学生希望教师的课是在“娱乐”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说，美国学生更喜欢课上不只是站在那儿用平庸的声调，讲课“无聊”“枯燥”内容的老师。

（八）对于外国助教来说，语言才是最大的问题

语言在很多方面引起美国学生和外国助教间的问题。外国助教很可能在理解学生和被学生理解方面出现困难和麻烦。难就难在,美国学生喜欢说外国人不熟悉的词汇，特别是俚语，而且语速过快；他们讲的都是生疏的事实、情景（situations）、想法或者经验；或者有时就是在讲笑话。那么为什么很难被美国学生所理解呢？那是因为外国助教有限的词汇量，美国学生不熟悉的发音；在幽默感方面的差异；或者是外国助教与美国学生缺乏用来说明观点和思想的共同经历。对语言困难和交流沟通的困难，外国助教的反应不同，而反应的方式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外国助教在一大堆他们无法完全分享同一种语言的美国学生前，显得十分紧张。而越紧张，语言的流利程度就越差。

（九）实在对不起，外教很难说出地道美式英语

你要始终清醒，你大概永远讲不出地道美国人的英语味儿，你不大可能抛弃自己的口音，也很难克服有限词汇量的掣肘。所以建议，在开课的第一天，就可以直言不讳地跟学生们说：“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们在相互理解上可能会出现问题。我将尽力而为。我需要你们来帮助我改进。你们在不确定能理解我的话时，请及时告诉我。当我感觉你们应当说得慢一些，并在解释时尽量少用俚语时，也会及时告知你们”。另外，把你的主要思想要点写在黑板上（但要避免面对着黑板说话）。

（十）外国口音带来致命的麻烦

请注意，有些美国学生似乎刚一听说你是外国人，立刻在心中筑起了一堵思想的高墙。他们似乎会对自己说：“ 这家伙是外国人，有口音，所以我听不懂他的话”。然后，他们连试着去理解都不愿意。即使你的口音很轻微，都可能得到他们的这种回应。

有些学生会把自己在班里学业的糟糕归咎于你的口音，而实际上他们的失败完全是自己不专心学习，或者是与你的不发声的肢体动作有关。

（十一）肢体语言不可忽视

的确，在不同文化中，都有无言的交流。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自然形成了很多“默契”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感，甚至存在“此时无言胜有言”的片刻。不等你开口，学生便“心有灵犀”，心领神会了。

《手册》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在美国文化中，同样如此。一般来说，一个无词的动作都配有一个相应的词，如果搭配不当，美国孩子就会产生误解和困惑。这点十分微妙，有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日常生活交流过程中，在许多场合下，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即各种手势、姿势和身势（signs, signals and gestures）也是人们常用的交流工具。在美国的课堂里，就要大致了解美国人常用的身势语有哪些。

先说这手，如果某人扭着手或搓着手，说明此人为某人或某事担心；一人的两手掌与另一人的两手掌拍在一起，或两人的双手同时握在一起，上下、左右都行，就表示特别欢迎；熟悉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男性朋友见面时，一个人会用手掌拍另一个人的后背，通常是表示亲切、友好，有时人们互拍后背表示祝贺。

再说手指。当不喜欢别人正在做的事或说的话，可以冲他晃你的手指，意思是不要再做下去，这常带有责备或警告的意味；手指交叉，则意味着期盼好运；把拇指搁在鼻端，其余四指伸开，有时也可扇动拇指，是表示藐视和挑战的意思。

人们之间应当保持的空间：美国人彼此站着交谈时，一般保持一臂的距离。大概比亚洲人之间要近一些，但是比拉丁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距离要远；美国人或许会彼此身体接触，比亚洲人多，但是比拉丁和阿拉伯人彼此触碰的少得多。身份低的人不大可能触碰地位高的人。举例说，学生不可能触碰教师，但是教师有可能触碰学生的小臂或肩膀，以传达支持和同情。另外，教师和学生是不大可能互相触碰的。

这些微妙的东西，是我这个在东方中国文化中浸淫四十年的老男生根本意识不到的，但它们又是如此的重要和关键。

（十二）美国学生有五花八门的抱怨和借口：

美国学生在自己文化传统中得到长期熏陶，强调自己的权利，期待任何物质付出的“回报”，如果助教达不到他们的期待和要求，明明是自己表现低劣，却非要归咎于教师。有的学生表现得很差，却有着五花八门的借口：

1．你布置的作业太多了

1.你布置的作业太难

2.我们这个学期已经有过两次测验了

3.我还有别的课，不可能把太多时间花在这门课上

4.你测验中的问题不公平

5.你测验中的问题问得不清楚

6.卷子太长了，我们根本完不成

7.你应当给我更高的分，这个答案不算错

8.你应当多给我点儿分，因为我的答案至少部分对

9.我跟我的朋友的答案完全一致，为什么她的分儿比我高，所以我的分数应当更高。

10.我就是听不懂你对事情的解释

如果某些学生没有按时交作业，这个学生会来找你解释，并希望你能给以特殊考虑，这些借口可能是：

1.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病了，无法学习；

2.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室友病了，他老是咳嗽，我无法入睡，根本不可能来参加考试；

3.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要跟我吹了，我一直十分恼怒，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4.我的家境很穷，所以我得长时间打工，没工夫学习，我很累；

5.我母亲或其他亲人病了或死了，所以我必须回家，因此错过了测验。

读完《手册》，感觉十分复杂微妙。首先是紧张和忧虑，感觉这钱着实不好挣。其次，吃惊于美国大学生的“巨婴”素质。其实，他们貌似强大，实际上远远逊于他们的中国同龄人。

三、有努力就有回报

对于我来说，教学难度在于，如前所述，一是学生的知识背景和水平参次不齐，二是他们的学习动力千差万别。三是，美国的国际化和多族裔化，使美国的大学里课堂里情况更为复杂。在美国的大学课堂里，他们的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不同，学科五花八门、男女老少都有。我们班上曾有头发斑白的花甲老人。这些动力不同，水平差异天壤之别的几十人临时凑到一起。这种状况，真够不懂美国文化的外国助教，特别是东方来的中国人喝一壶的。

挺喜兴可爱的外貌

助教对自己的每一节课都需要认真准备。比如在讨论有关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读本《分崩离析》（Things Fall Apart）时，要发一张单子给学生，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举出本书中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如：1.“旧非洲秩序的崩溃与基督教的成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基督教在非洲的胜利，造成非洲传统秩序分崩离析的原因有哪些？2。这本小说的题目起得是否合适？你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它是一出悲剧吗？

二、为学生提供书写读书报告的指导：告诉学生报告采取的形式；读书报告题目定为《〈分崩离析〉书评》；基本要求有三：首先，确定你在述评中要包括对下面问题的讨论：1、小说的历史背景；2，故事的主题；3.故事的主角。此外，还要从书中找出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三，考虑问题时，你要沿着这个思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影响。

在讨论班里的表现，是学生能否通过这门必修课的关键。世界文明史151和152[3]各400分。这400分中包括：教授命题的期中考试100分，期末考试160分，在讨论班里的表现140分。这140分由这些活动组成：讨论70分；小测验（20x2）40分；小文章10分；出勤10分；总体印象10分。助教要给四个小班的学生出小测验（quiz）,按ABCD给以评价。到期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学生复习教授的讲课笔记，然后监考、判分、给出学生本学期的总等级（ABCD），生杀予夺操在我手，权力的确不小。如果想获得A或B，不把这个小LAB当回事就根本没戏。获得A或B的学生，笑逐颜开。得C的算及格，很多学生不较真儿，甚至很满意。认真点儿的，会来办公室与你理论一番。我很有同情心，很少给D, 因为那意味着彻底失败，这孩子就得重新交钱复修。世界文明史和数学是夏大本科生必修课，无论文理科，必须通过，否则拿不到学士学位（B.A.文科学士/B.S.理科学士）。

夏威夷大学教学楼

回顾我的教学，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我制定了宏观战略。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因为没有共情，更有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体系中的相悖，师生之间很难找到太多的共同点。

因此，我尽量寻找一些中性的，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好在美国孩子一般对政治毫不关心，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橄榄球、篮球、棒球赛事。所以，我常花大量时间，恶补体育方面的知识，争取与他们套近乎，特别是接近那些身高体壮的体育大汉。

为了保住这份奖学金，我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工作。每学期末，系里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如果学生评价过低，下一学期系里完全可以“解雇”不合格的“助教”，可谓压力山大。如果学生心狠，给你不合格，下学期助教奖学金就必然泡汤。可想而知，我心里总是比较紧张，因为我不过是以自己的半瓶子醋英语疲于应付，是在以己之短，拼人之长！虽是历史出身，但在这里显不出任何优势，绝对不如来自中国大陆的英语专业学生，因为他们的语言早就基本过关了。虽然他们在口音上比较重，但与美国人交流已十分自如。若与美国土生土长的助教比，更是心悦诚服地自愧不如。

每学期最后一堂LAB，系教学秘书要亲自来到班上, 把助教评价表（TEACHING ASSISTANT EVALUATOR）发给学生，每人一张，匿名填写。《填写指导》开宗明义地告诉学生：此表上所评价的各项并非指教授的大课，而是助教在讨论班上的表现，目的是帮助助教改进他/她的教学技巧。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系里是想籍此鞭策助教，不断改进，也要敲打表现太差者，如不再改进，就会丢掉饭碗。这里面有12个“要命的”考察项目：

1．助教看起来对学生和他们的目的感兴趣；

2．助教注意倾听学生必须表达的意见；

3．助教能激发起学生的挑战意识、感悟和发现；

4．助教对每堂课都组织和准备得很好；

5．助教提供的有关历史材料的问题对学生有帮助；

6．助教鼓励学生表达对讨论问题的观点；

7．助教能及时发还测验和作业；

8．助教在领导小组讨论上是否很有效？

9．助教是否梳理了大课上要求的阅读和材料？

10．助教对自己的事业是否充满热情？

11．与助教见面是这门课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12．助教的口语表达是否清晰而有效

然后，它又询问学生五个问题：

1．在多好的程度上，本讨论课达到了如下目标：

讲解了阅读课本；讨论；准备考试

2．此讨论课的哪几个方面，比如内容、问题、练习是最有价值、最有帮助的？

3．此讨论课的哪几个方面，你认为是最无价值、最没帮助的？

4．如果这个讨论课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请向这个助教提出具体建议，以便他将来进一步改善：

A．改进助教的教学风格，改进教室的学习氛围的建议

B．改进学生与学生、助教与学生的关系和交流

5．用两或三个单词描写这个讨论课

6．用两或三个单词描写这个助教

7．总体评分：

A．优秀 B、良好 C、一般 D、差 F、极差

第一学期，虽然我尽力了，但在教学和交流中总是力不从心。记得第一学期结束时，在系里的助教评价排行榜上，近30人的TA队伍，我排名倒数第10。当时，自己虽然痛苦，但得承认现实。想到这不过是《手册》早已交代的正常情况，心里也就平衡释然多了

回国时，我特地带回对我各种评价的部份问卷。每当闲暇时，总忍不住翻出这一张张30多年前至今已有“包浆”感觉的问卷，细细浏览，仍然感慨万分。问卷虽然陈旧，字迹依然清晰。看着他们的笔迹，一张张千姿百态的脸庞忽然回闪到眼前。总体感觉是：大部分美国学生真够“仗义”和善良，在几个学期的回馈中，从没有一个给我D和F的。粗略统计，A占20%， B 占40%， C 占40%。也就是说，60%的学生给了我优良。虽略有失望，但也该知足了。

我自己明白，这分数之所以不够完美，主要输在英语口语表达的正确性、准确性、流利性和浓重的口音上。当然，由于学生的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对课程的领悟也不同，评语可谓千差万别。有时看得兴高采烈、有时感到困惑不解、有时又大呼冤枉、有时更深感愧疚，但更多的时候是忍俊不禁。

这些回答很认真、中肯、幽默，只有极少数人怀有敌意。我特别注意对整个讨论班的总体评价，给A或B的同学所使用的词当然多为褒义的，如：有趣的(interesting)、有帮助的(helpful)、信息量大的（informative）、享受的（enjoyable）、高兴的（pleasing）有效的（effective）、喜兴的（fun）、愉快的（pleasant）,轻松的（easy）,生动的（lively）,有益的（ beneficial）, 愉快的( cheerful), 令人兴奋的（excitement）,助人的（supportive）, 很好的（awesome）, 极好的（terrific）, 传统的、优秀的（classic）、公平的（fair）、没有敌意的（ non-hostile）、很好的（very good）, 真好（real good）、切实可行的（ workable）。当然， adequate，基本代表合格、凑合、勉强，但可能略带贬义。

对我个人评价时所使用的词,真是让我喜出望外。给我A的学生的评语最让我感动，如：和蔼的（nice）,助人的（helpful）、敬业的（dedicated）、有条理的（organized）、信息丰富的（informative）、助人的（helpful）、快乐的（enjoyable）、努力工作的人（hard worker）、有趣的（interesting）、喜兴的（pleasant）、充满热情的（enthusiastic）、准备充分的（well-prepared）、通情达理的（understanding）、令人愉快的（entertaining）、高兴的（funny）[4], 友好的（friendly），很好的(good), 极好的(fantastic)，能够合作的(cooperative) , 善良的（ nice）, 好相处的（easy-going）, 可靠的（dependable）,关心人的（caring）, 鼓励人的（encouraging）, 有求必应的（responsive）, 耐心的（patient）, 关心他人的（concerned）, 给人动力的（motivating）, 令人愉悦的（pleasant） , 公正的（fair）, 很好的（great）, 努力工作的（hard working）, 负责的（responsible）,善良的（ kind ）。

有的评语说：“陈能认真准备、努力工作、理解人”。其中，“知识渊博”（knowledgeable）智慧的（intelligent），聪明的（smart）好性格（good-nature），甜蜜的（sweet），值得尊敬的（honorable）的使用，更是喜出望外，是否是有意的溢美之词？无论如何，那是我最满足的评语。居然还有人说我：有“男子气”（manly）。考虑这是完全匿名的调查，他们没必要说假话。

当然有些评语就是语焉不详了，比如：特殊的（special）,不同的（different），不管如何理解，肯定是以美国文化主流为基准，我有另类之嫌。即使给我C的同学，也给予了正面鼓励，尽量使用这样的词：有决心的（determined）,坚持不懈的（ persistent）。

除了篇子上指定回答的问题外，系里还特意留出足够空间，让学生写下与助教直接交流的留言。有的学生还挺认真，写道：“谢谢你给予的值得享受的、信息充分的讨论课”。一个给我B的学生，在回答前面4-A问题时建议：“陈先生在讲话时应尝试说得更清楚、更慢一些，这样学生可以理解得更好”。另一个给B的学生说：“我认为，他的英语一旦流利起来，他应当是个好助教；他对专业很熟，但是似乎总是被自己的语言问题所困扰，有时他还被学生的“可恶”（obnoxiousness）吓着了（intimidated）”。

语言障碍的确是个大问题。比如，有的同学说：“陈先生，试着说得慢一点” ；“其，把英语学得再好点儿”；“你干得不错”。有一个给我A的学生，在评论我的英语表达时，显得非常理性和正面,在回答“助教的口语表达是否清晰有效？”这一选项时，他/她回答说：“通常如此。虽然这个班总以他的口音为借口，不认真学习 ”。这个学生特别欣赏我的两点是：“他有耐心和专业知识。有的学生试图控制助教，滥用了他的‘宽容大度’（generosity）,并以他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口音作借口 ”。

他们说了很多鼓励人的话，真是温暖人心：“你很好。祝你在改进英语的过程中走运。我知道你做得到。你是个好人，很好交流，这一点是好的。即使我们的助教认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没能理解他，我发现他是有趣的、简洁的、激励人的”。有的学生还夸奖：“他的范儿很不错！”（His style was great! ）

还有更多的是鼓励：“你干得很不错。我为这个讨论班交的学费值了，通过这个讨论班，我对别的文化、国家和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这种孩子应当是最成熟的，最有视野的，关键在于他/她放下了美国至上的观念，去认真观察别国的文化和人民。这样的美国青年是越多越好。

还有的高年级本科生，认真地给我支招，应如何对付新生的粗鲁与无知、如何化解他们对教学秩序的干扰：“其，你应当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更坚决果断地反击那些爱捣乱的‘小屁孩儿’；你对课堂要稍加控制，不能让学生威胁你、欺负你”。一个学生居然夸奖并支招说：“这真是一个四星级经历（a four star experience）”，但建议：“陈先生，不要让学生玩弄你，你要站直了, 严厉起来。”

第一学期的工作结束后，有些美国高年级学生抱怨那些低年级的捣乱分子：“陈真的十分努力，但有些学生总不愿意配合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英语不完美，但实际上它已经足够好了“。

这些调查问卷封好后，由班长亲自交到系办公室。系学术委员会和全体教授、导师都要过目。他们根据学生的反馈，给以评判。我们这些TA只有忐忑地等待系里的通知，看下学期系里是否与自己续约。第一学年来自研究生院主席的续约报告是这样通知我的：

陈其先生：你已经获得1991-1992年度的TA一职的续约。即使你得到了这个职位，你应当进一步改进你的讨论课，并与你的导师保持紧密联系。而且，你在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时，必须不断调整自己。

四、感谢那些善良的美国学生

我教过的学生绝大多数比较宽容、心地善良，经常对我表示同情和鼓励。美国海军下级军官麦克[5]热爱中国文化，喜欢与华人交往。他听我课时，总是皱个眉头，下了课就立刻认真教我如何说“完整的话”。他还开车带我在瓦胡岛四处

与麦克一起吊唁珍珠港亚利桑那纪念馆。身后是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残骸（1991）

游玩儿，甚至闯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军官宿舍区。他说，我的目的是让你与不同的美国人交谈，迅速改进口语和听力。夏威夷大学的“彩虹”橄榄球队中很多队员是我的学生。他们个个高大威猛、肌肉发达，块大膘足。这门课是他们体育生的必修课，及格才能保持体育奖学金，既打好球，又能得到学士学位。其实，他们自小就在美国接受标准的美式教育。未曾想，在夏威夷突然碰到我这位东方外来者，肯定十分不适。但为混个及格，他们只得耐着性子，咬着牙，尽量不得罪我。他们听我讲课时，总是以极大的耐心，皱着眉头、眯着眼睛、侧着脑袋、笼着耳朵，竭力跟上并理解我的Chinglish(中国式英语)，从不给我找麻烦。

记得第一学期结束时，在系里的助教评价排行榜上，近30人的TA队伍，我排名倒数第10。当时，自己虽然痛苦，但得承认现实。想到这不过是前面《手册》早已交代的正常情况，心里就平衡坦然多子。当然，经过长期磨练，在系里助教的排名榜上每年都有进步，到了第三学期末的调查表上，学生的抱怨显著减少，好评明显增多，排名也跟着上提，达到中游。后来将近30人的名单上，我基本位居中游，我后面的15个人中不乏美国本地人。

特别要感谢的是，几年当中，我的两百名学生，绝大部分对我相当宽容，故意挑战或为难我的只是凤毛麟角。

现在回想起几个“富有挑战性”的场景，至今仍感觉卤莽和唐突：

其一、在讨论世界宗教问题时，我居然表达过：“实际上，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也没有什么神仙”。这简直就是《国际歌》的歌词啊！我表达完时，课堂里一片死寂。实际上，这个说法具有很强“攻击性”。须知，美国社会中，至少80%以上的人是有神论者。难怪，刚一下课，一个中国大陆女生马上私下告诉我，以后千万不要这样说了，因为“很冒犯”（offensive）。

其二、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不同，是美国人最不愿再提的战争，是“被遗忘的战争”。在讨论朝鲜战争时，我本应避重就轻，一笔带过。没想到，一个高年级白人男生尖锐地问“你们中国军队为什么帮助北朝鲜？” 按照中国传统的官方说法，我解释了中国出兵的原因。我的措辞甚至比在国内写教科书更为激进。我把“侵略”二字安到美国人身上，这与美国人的传统解释截然相反。

其三、在讨论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时，其实是很有技巧的。当时班里大部分是白人学生，黑人很少。我却不问青红皂白，开门见山就批了杰斐逊一通，强调他本人就是个奴隶主。而事实上，杰斐逊是美国白人高度赞扬和崇拜的“国父”之一。

其四、我也批判了林肯，指出他进行南北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同情黑人，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只是为了保住美国的统一。同样，林肯也是美国大众最景仰的总统之一。

只有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我虽略感棘手，但周旋得还算合理。一个比较成熟的白人男生，有些咄咄逼人地问我：“伟大的共产主义苏联刚刚瓦解、分崩离析了。你如何评价？这对你们中国有怎样的警示作用？”。我当时还真算冷静，如是回答：“苏联与中国不同，前者是一个生硬拼凑的庞大国家，正如古代罗马帝国一样。而中国是一个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虽然以汉族为主，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一直稳妥，对它们有很多优惠和倾斜的政策，而且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上已经“华夏化”（中国化）了，所以中国的民族凝聚力比较强大。至于教训，我想中国应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改革，以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回想起来，美国学生们面对这些如此敏感和刺激性的讨论题，要么尽量保持着沉默，要么理性、心平气和地发表意见，没人对我发出攻击性的挑战和质问。

可以想见，班里的男男女女，黑黑白白，南方北方的，老的少的，每人对这些问题肯定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他们对我都有所保留，是不想得罪我？还是生怕难为我？当然，在他们之间，有时还真的发生激烈讨论和冲突。一个黑人女孩儿慷慨激昂地批判美国的黑奴制度和“种族歧视”现象，特别是历史上“种族隔离”，她对“隔离但平等”的说法严加痛斥[6]，认为它在当今美国流毒甚深。很多白人学生，似乎不把她放在眼里，只是坏坏地讪笑，不屑与她理论。其实，要是水平更高、语言又好、比较成熟的美国助教，一定会把这个讨论引导到一个理想的境界。

毕业典礼上获得学位的的夏大学生

几十年过去了，总是回想起这些可爱的美国学生。当年，他们深知：老陈在美国社会中打拼实属不易，他在美国的饭碗和学业就掌握在自己的笔尖下。这群可爱的的孩子们，如今大概已经年过半百了。有的可能仍在夏威夷，有的肯定回到美国大陆，有的可能已回到自己的国家。我对他们别无它求，只希望在他们对夏威夷大学的回忆中，能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陈先生。虽然他英文不咋地，但认真工作，待人友善、和蔼可亲，知识还算渊博，举止相对文明，具有东方神韵和大国风范，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在感受善良和包容的同时，也领略到个别种族主义者的傲慢、无情，甚至是仇恨。

记得，到博士学位答辩会时，我的英语口语和听力已经比较象样了。在五个教授的轮番发问下，我听得明白，答得流利、态度从容，终获学位。

在我准备回国时，又想起了我的所有学生们。真想在离开，“太平洋天堂”前，用比较好的英语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给他们上一堂免费的“比较舒服的”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