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内卷加剧，都怪张雪峰？|内卷|博士学位|张雪峰|教育|法学院|硕士

张雪峰猝然离世的消息，在春意料峭的三月激起了层层涟漪。四十一岁，正是壮年，却在耗尽心力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人们在哀悼之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透支的身体、被无限压缩的睡眠，以及现代社会对"成功"的残酷定义。然而，在法学这个特定的知识场域里，他的离去还触发了另一重更为复杂的讨论：这些年来法学专业的拥挤与内卷，究竟是不是张雪峰"害"的？

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张雪峰生前以高考志愿填报辅导闻名，在无数场直播和视频中，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法学专业。他的理由很务实——法学考公岗位多，职业体面，社会地位高，是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升通道。在他的影响下，大批原本可能选择其他方向的年轻人涌向了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一些原本冷门或者地处偏僻的政法类院校也迎来了报考高峰。从这个角度看，张雪峰确实为法学专业的"红火"添了一把柴，让这门古老的学科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焕发了迷人的光彩。

但硬币的另一面很快显现。在张雪峰去世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法学本就是多年的"红牌专业"，就业形势严峻，行业内卷严重，他的鼓吹只不过是在已经人满为患的房间里继续塞人。这些批评者认为，张雪峰用功利化的视角包装了法学的现实困境，却未曾向年轻人充分揭示这条路上的荆棘——法考的低通过率、实习期的微薄待遇、执业初期的生存挣扎，以及那条漫长得令人绝望的职业阶梯。于是，一种带有几分情绪性的观点开始蔓延：法学专业如今的内卷，张雪峰难辞其咎。

然而，这样的归责是否公允，值得细细思量。

法学专业的结构性困境，绝非一个网红老师所能造就，也非他一人所能消解。若将行业的拥挤简单归咎于个体的推荐，便如同将交通拥堵归罪于导航软件的普及——导航只是告诉你哪条路看起来通畅，而道路的狭窄、车流的潮汐、基础设施的滞后，才是造成拥堵的真正根源。

回溯过去二十年，法学教育的膨胀早有端倪。世纪之交，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法学一度被视为显学。各层次高校纷纷开设法学院系，招生规模滚雪球般扩大，法律硕士、法学硕士的授予点遍地开花。这种扩张速度远远超出了法律职业市场的消化能力。法官、检察官的编制有限，优质律所的岗位稀缺，企业法务的需求增长缓慢，而每年涌入市场的法科毕业生却如潮水般汹涌。张雪峰的出现，充其量只是将这个早已存在的供需矛盾提前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之中。他用通俗的语言拆解了专业的"性价比"，让更多原本信息闭塞的家庭注意到了法学的"考公优势"，却也让那些原本就存在的就业压力以更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

更深层的症结在于法学教育的同质化与职业伦理的稀释。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抱着"求稳""考公"的心态进入法学院，而非出于对正义事业的真诚向往或对规则之治的深刻认同，人才培养的偏差隐患便已埋下。我们的法学教育长期以来偏重理论灌输，轻实务训练；重条文记忆，轻价值塑造；批量生产着掌握了大量教义学知识却缺乏实践智慧的"准法律人"。当这些同质化程度极高的毕业生同时涌向体制内狭窄的入口，内卷便成了一种必然。这，不是张雪峰的过错，而是教育模式与市场需求长期脱节的必然后果。

再者，将行业的竞争加剧简单定义为"坏事"，本身也需要反思。适度的竞争本应促进专业水准的提升，推动法律服务的优胜劣汰。当下法学专业的焦虑，与其说是"人太多"，不如说是"用人的机制太僵化"。体制内逢进必考却待遇参差，体制外案源分配不均且生存压力巨大，这种结构性的资源配置失衡，才是年轻人感到窒息的真正来源。张雪峰不过是那面镜子，照出了这个系统早已存在的裂缝，却不幸地成了被迁怒的对象。

当然，这并不是要为张雪峰的推荐策略做完全无责的辩护。作为一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在强调法学"进可攻退可守"的同时，或许确实应当对行业的真实生态给予更平衡的呈现，对年轻人的职业期待做出更审慎的校准。但至少，我们应当承认，个体的选择终究是个人在信息综合后的决断，而将一个行业的结构性危机归结为某位老师的几句话，既高估了话语权的力量，也低估了制度惯性的顽固。

张雪峰的猝逝，应当让我们反思的，不是某个人推荐了某个专业，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何总是将个体的出路压缩到如此逼仄的轨道上——以至于一个专业的"考公率"成为了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尺，以至于一个网红老师的几句话就能牵动数十万人的命运抉择，以至于四十一岁的中年人需要靠透支生命来换取所谓的影响力。法学内卷的根源，在于优质就业机会的稀缺，在于阶层流动通道的收窄，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而非一位志愿填报辅导老师的几句真话。

斯人已逝，指责也应该停止了。这不是什么乡愿的“死者为大”。与其争论张雪峰是否"害"了法学专业，不如借此契机审视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拓展法律职业的出口，让法律人的培养回归对正义的求索而非对编制的竞逐。当有一天，年轻人选择法学不再仅仅因为"好考公"，离开法学也不意味着人生失败，这门学科才真正谈得上健康。那时，无论多少张雪峰推荐或劝阻，都不会再引发如此焦虑的集体共振。而这，或许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不是纠结于他带来了什么，而是反思我们本应拥有却尚未建成的，那个更辽阔的法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