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句话说得扎心——男人有钱的时候，身边全是人；男人没钱的时候，身边全是教训。
我以前觉得这话太绝对了，世上总有例外。可等我真正从云端摔到泥坑里之后才发现，例外确实有，但不一定长成你以为的那个样子。
我叫陈大国，今年五十四岁，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包工头。
我要讲的这个事，说出来可能挨骂，但句句是真的。
去年腊月，我蹲在一家面馆门口，兜里翻了三遍，凑出来十一块五毛钱。
一碗素面八块，加个蛋两块，刚好十块。
剩下一块五，是我当天全部的家当。
面馆在一条老街上，冷风灌进来，我缩着脖子呼噜呼噜吃面，手冻得筷子都夹不稳。旁边桌上一个穿貂的女人嫌面汤溅到了她的包上，扯着嗓子叫服务员。
我低着头，不敢看人。
五年前我开着六十多万的车满城跑，工地上几百号人叫我陈总。签合同的时候，甲方递烟都得先给我点上。
现在呢？
我住在城中村一间月租三百块的隔断房里，床板硌得腰疼，窗户漏风，上厕所要走到楼道尽头排队。
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催还信用卡的，逾期第四十七天，加上利息滚到了八万三。
我苦笑了一下，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正吃着，面馆的电视里在播一档财经节目。
我本来没在意，可一个名字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耳朵——
"……林氏文化传媒创始人林小葵女士，公司估值已突破两个亿，成为近年来文化产业领域最亮眼的新锐企业家之一……"
筷子啪地掉在桌上。
我猛地抬头，盯着电视屏幕。
画面里，一个女人坐在演播厅的沙发上，穿着件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头发挽在脑后，妆容精致，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浅浅的纹路——那是岁月的痕迹，但丝毫不影响她浑身散发出来的那股从容和底气。
林小葵。
我的手开始发抖。
那张脸，十二年前还带着婴儿肥，刘海遮住半个额头，在我工地旁边的小饭馆里端盘子。
那年她十九岁，我四十二岁。
她叫我"陈哥"。
后来，她叫我"大国"。
再后来，她什么都不叫了。
因为她走了。
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里，干干净净，没留下一个字。
电视里的主持人问她："林总，您创业路上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她顿了一下，笑容微微收了收，说了四个字——
"一个故人。"
我端着面碗的手僵在半空中。
"故人。"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可砸在我心上，重得喘不过气。
十二年了。
我供她念完了大学，前前后后花了四十多万。那些年，我把她从一个穷得吃不起饭的打工妹，一路托举到了大学校园里。
而代价是——我的家散了，我的名声烂了，我的生意垮了。
现在她坐在聚光灯下谈笑风生，而我蹲在一碗八块钱的素面前，数着兜里的硬币。
你说，这算什么？
看到那个节目之后的一整夜，我都没睡着。
隔断房的墙薄得像纸，隔壁的年轻人在打游戏，嗷嗷叫了大半宿。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林小葵的脸。
十九岁的脸和三十一岁的脸，交替出现，像两张底片叠在一起。
我承认，我动过一个念头——去找她。
不是要钱。
我陈大国再落魄，也不至于伸手跟一个女人要钱。
我就是……想见她一面。
想知道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想知道她走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连一句话都不留。
也想知道，电视里那句"一个故人"，说的到底是不是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网吧，花了两块钱上了一个小时的网。
查到了林氏文化传媒的公司地址——在城东的一栋写字楼里，二十三层。
我站在写字楼下面，仰头看着那栋玻璃幕墙的大楼，太阳反射过来的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裤子膝盖上有块补丁，脚上的运动鞋开了胶，脚趾从裂缝里露出来。
站了十分钟，我没进去。
不是怕丢人。
是怕她不认我了。
又或者，怕她认出我来，但眼神里全是嫌弃。
我转身走了。走了大概二十步，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大国？"
两个字。
声音从听筒里钻进来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
是她。
十二年了，这个声音我做梦都忘不掉。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我的声音发哑，像砂纸磨过铁皮。
"大楼门口有监控，"她的语气很平静，"保安给我看了画面。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没说出来。
"你别走，在原地等着，我下来。"
电话挂了。
我站在寒风里，手心全是汗。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她为什么有我的号码？她怎么一眼就认出来了？她下来干嘛？她会说什么？她会不会……
三分钟后，写字楼的旋转门转开了。
林小葵走了出来。
黑色羊绒大衣，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嗒嗒嗒的声音清脆又笃定。她的头发比电视上看着更长，风一吹，几缕发丝贴在脸颊上。
她站在我面前，离我不到两米。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十二年的时间像一条河，从我们中间无声地淌过去。
她的眼圈，慢慢红了。
"陈大国，"她叫了我的全名，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这些年……不太顺。"
她没说话。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件我完全没想到的事——
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暖。我的手冰凉。
两只手握在一起，温差大得像两个季节撞在了一块儿。
"跟我上去。"她说。
不是请求，是命令。
跟十二年前一模一样的语气——那时候她趴在我怀里，也是用这种又软又倔的声音说："大国，你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那些夜晚。那间出租屋。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她蜷在我怀里，身上是廉价洗衣液的味道，头发散在我的胳膊上，像一片柔软的黑色的潮。我的手掌覆在她单薄的后背上，能清楚地摸到每一节脊椎骨。
她太瘦了。十九岁的身体，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芦苇。
而我那时候壮得像一堵墙，四十二岁的男人，满手老茧，胸膛宽厚。她靠在上面，说这是她这辈子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那些缠绵的、炽热的、不该发生的夜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秘密，也是最深的愧疚。
因为那时候——我有老婆，有孩子。
"你上不上来？"她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不像恨，不像爱，更像是一种……
验证。
她在验证什么。
我跟着她走进了那栋大楼。
电梯上行的时候，她站在我旁边，两个人的倒影映在不锈钢的电梯门上。
一个光鲜亮丽，一个灰头土脸。
对比强烈得像一幅讽刺画。
到了二十三楼，她带我进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靠在门板上，忽然问了我一句话——
"大国，你找我，是来要钱的，还是来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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