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消了两户的低保，一个心安一个心酸|下岗|低保金|社保|茉莉|退休金

低保的学名是最低生活保障，被定义为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18年的社区工作更让我觉得低保是一个动词，我凝望这条河，见证了人来人往里各种利益方不时地更换排列组合，魔幻而真实。

在低保这条河流里，大数据呈现的是一种真实，生活往往又是一种真实。同情心和同理心在数据面前无力支撑，尽管不合情，但是也无法更改。

上门女婿是这里的左邻右舍给黄富民的标签，他摘掉低保户的帽子后，不再理睬社区的人。曾经他遇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笑容满面，还会问候一声“吃了冇？”（武汉人的一种问候）。他的家就在社区附近，有时一天会碰到他好几次。2023年他的低保因为女儿收入超标取消了，态度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算起来，他吃低保的年头挺长的。很多年以前，患有小儿麻痹症靠拄双拐行走的彩凤经过亲戚的介绍认识了农村敦实的黄富民。

她因为残疾，他因为家里穷，两个单着人走到了一起。1995年42岁的他成为了这条巷子里的上门女婿，他开始照顾35岁的彩凤也服务彩凤的父母，每天做一家人的饭，洗一家人的衣服。

彩凤父母的退休金支撑着家中的一切开支，看到女儿有了着落，两个老人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对憨厚老实的他也还算满意。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茉莉。这个时候家里的开支大了，好在彩凤的几个兄弟姐妹时不时的会帮一把，给孩子买点东西。彩凤的父母一直用退休金帮衬着他们，直到2016年80多岁相继去世。

2002年开始宣传困难人群可以申请低保，这座城市有大量的下岗工人，会做生意的日子好过些，蹬三轮送货的、做点手工加工活的、送牛奶的、卖报纸的……这些靠力气吃饭的中年人日子过得艰难。孩子要读书，老人身体不好要看病，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里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

这个阶段有部分下岗工人办理了低保，有的人其实打工的收入挺高的，但是核查不了，也混在了低保里面。也有收入少但是觉得吃低保没有什么面子，宁可穷着拒绝低保的。

那个时候一些人是看不上低保这百十来块钱的，后来许多政策都是与低保绑定在一起，特别是房屋和看病这两大项，随着低保的含金量的升高，最初看不上低保的人又纷纷争着加入。

大概是这一年富民一家三口开始享受低保，一个重度残疾，一个上学的小孩，一个大龄无业，没有任何争异的通过了审核和评定。低保金加上老人的贴补，他们的日子过的风调雨顺。

那个时候的富民并不被街坊邻居待见，喊他常常是上门的那个，或者彩凤家的，他的姓和名被深埋在了床底下。彩凤一直留着长发，长得也眉清目秀，还带着点书卷气，她在父母的接送下读完了高中。

我每年为她申请残疾人辅助器助，她选的总是掖拐，她说家里有轮椅让给需要的人。她不爱出门，一来住2楼下楼不方便，二来也不想被街上的人议论，富民偶儿会背妻子下楼来坐一晒晒太阳，逛一逛附近的超市。

2014年茉莉高考考了600多分，被南方科技大学医学系录取，而且是本硕连读，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夺目而耀眼。茉莉完全是吸取了优点，不仅长得好看，而且个子高挑。所有的熟人都祝贺着这一家，也感叹着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

这一年我开始给他们办理残联的助学补贴，低保户残疾人子女就读中专以上学校都可以申报，茉莉每年有5000元的学费补助，这个补助办理了5年。

2018年彩凤患上了直肠癌，富民陪着她看病，坐在轮椅上的她更瘦了，但脸上没有颓废，她似乎没有太多恐惧和悲苦，见到我还是那种轻轻地笑着。

这一年区残联为她家进行无障碍改造，床换成了医用床，配了新的轮椅和拐杖，家中锈迹斑斑的灶台也换成更安全的有报警功能的灶台了。对于这样的变化他们都很开心，富民照顾起卧床的她来也方便了许多。

彩凤做不了手术只能是保守治疗，熬了大半年去世了，3个人的低保变更为2个人的。

2019年由于残疾人去世了，向区残联反映了这家人的困难情况，描述了孩子读书怎么怎么样不容易。看病总是个无底洞，尽管低保可以承担了一部分，可以申报求助，但个人总归还是要出钱的，而且有些药是需要自费的……没有争取到残联的学费补助，富民没有闹情绪还表示了感谢。

2023年低保年审，富民需要提供她女儿的相关资料，他告诉我们他女儿毕业了与学长结了婚，还拿了一些喜糖到社区来。笑声里我马上意识到他的低保要取消，毕竟医生的收入明摆在那里。

后来他提供的资料中显示他女儿每月工资1万2，女婿每月的工资有1万5左右，这样的收入完全有能力能够赡养他。当告诉他要取消低保时他很气愤，他坚定的认为她女儿的低保可以取消，他还是应该继续吃低保。

把相关政策给他讲了又讲，他依旧无法理解，拒绝在停保通知书上签字，甚至还骂人。也许是他不想让女儿来养他，坚定地不想给女儿添一点麻烦。

我不知道茉莉是如何看待她家里这20年的低保生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了广州大医院里的一名医生，已成功跨越了阶层。我想她肯定不会与同事和朋友讲述她从小就吃低保。

这样的逆袭之旅，让我看到在极端的环境里改写命运需要有实事求是的认知、缜密的头脑、坚持下去的恒心连接在一起。我想让痛饮了海水腥涩的人乘风破浪后，走到风吹云散的彼岸时能够转身关心一下身后的弱者，传承一种勇敢与美好。

年老的富民腰杆是笔直的，他不再被人瞧不起了，他喜欢穿西装，但是是廉价的那种，偶尔会打上红色的领带，戴一条金色的链子，常常戴个墨镜。每天除买菜做饭外就是去附近的公园遛弯，也习惯别人恭维他有个好女儿，在一片羡慕的眼光里笑得灿烂。

这一年他把这个30来个平方的老房子住房证过户在了自己名下，原来是彩凤的名字，也是彩凤的父母留给彩凤的。这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曾经住着一家5口，曾经有着欢声笑语，还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毅力与心智的蓬勃向上。

富民每月有居民养老的300多元收入，女儿每月给他转2000元生活费。一个70岁的老人，有房子，有当医生的女儿和女婿，有个什么病或者灾，还是有些抵抗风雨的能力，他的日子比这里好些老人过得强。

孩子聪明，再加上勤奋肯吃苦，靠读书改变了命运，这样的例子毕竟是极少数。更多家庭还是迎来退休，领到了不错的退休金从而改善了生活。

我是在1991年看三毛的书知道了世上有低保这个事，她写的是国外的低保，哪个国家的不记得了，里面也有在农庄里打工摘果子说没有打工的情节。多年以后我也邂逅了同样的场景，觉得岁月真得好神奇。

当我找送货的老陈签字时，67岁的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还是在停保通知书上签了名字。看到桌子上杂七杂八的药盒子，一种心酸与无奈涌了上来，那种愁绪弥漫在他消瘦的脸上，扩散到脸庞，冲击到眼眶，整个人都忧愁起来。

他叫陈汉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过正式单位，也没有交过一天社保，现在还在外面开电动车帮忙拖货挣点钱，他说老板早就不想让他干了，是他跟老板说好话并写了有什么事与任何人没有关系的承诺。

她的爱人比他小13岁，一直是那种胖乎乎的模样，自己坚持在交社保，期盼明年能够拿到退休金。低保年审因为他29岁的儿子送快递收入有5000元超了标，要取消低保。他叹道：儿子吃住在外，哪里有钱给他们。其实他也不愿意找儿子的麻烦，他一直觉得儿子跟着他们比别家的孩子遭业（武汉话可怜）。

尽管他觉得政策不合理，也只是发了发牢骚，对我还是客客气气。在大数据面前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哪怕我想让他家的低保延长一个月都不可能。生活的真实是一个维度，数据的真实又是一个维度，这两个维度有时候会一致，有时候又千差万别。

虽然他家里吃低保有些年头了，但也是合理的。老陈原来是开麻木（武汉人称一种电动三轮车），因为离汉正街近，近5公里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服装作坊，许多下岗工人每天靠往汉正街批发市场送货就能谋生，而且那个时候生意好，钱也好挣。

老陈人缘好，靠着包送几个服装作坊的货，一家人吃、喝、穿都不愁，生活还是比较宽裕的。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考虑以后的事，一方面是没有这个眼界，另一方面觉得以后的日子会好的。

2003年武汉市开始“禁麻”，这项声势浩大的运动因为这种电动三轮车出的交通事故太多了，一些人在大马路上都横冲直撞完全无视交通规则，为了多挣钱，为了抢速度，造成了不少车祸。

那个时候社区天天上门动员老陈交车吃低保，尽管老陈心里烦但也知道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最终老陈交了麻木，拿了一份车辆补偿款。此后老陈一家开始了吃低保，他依旧在外帮忙送货，交通工具变成了自行车，后来因为服装加工作坊安全问题，这一带的服装厂也逐渐取缔，老陈又谋了个别的活计，他爱人就在家里做饭、洗衣、接送孩子上学。

这时低保金成为了这个家里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他爱人偶尔帮别人家的小孩打个毛衣挣点钱给儿子买个他喜欢的玩具。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一家人身体还好，也没有太多怨言。

当老陈的儿子大学毕业时，老陈的糖尿病已经比较严重了，每天需要打胰岛素，重症又办不下来，在吃药上要花一笔钱。他爱人也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还处于比较轻的状态，也会在外打点零工，一方面自己要交社保和医保，另一方面还想存点钱帮儿子成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