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丨专访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刘铁岩：培养出定义问题的人|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博士生|浙江大学校长|院长|高校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刘铁岩早上八点来到学院。今天，他要参加两场项目讨论会，下午还要和产业孵化部的同事开会，而这在北京中关村学院，既是教学内容，又是教学方式。

2024年之前，他的身份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被国际开放测评委员会评为全球百位最重要AI学者之一。2024年，他做出决定，离开微软，创办北京中关村学院。整个学院从决定建设到第一批学生入学，只用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记者：为什么这么急？

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刘铁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真正对人才的这种稀缺性，整个国际竞争本身就是非常紧迫的。我想国家看到了这个紧迫感，所以也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节奏。从2024年的年初有这个想法，我们的筹备组是6月7日成立的，到了9月13日第一批学生入学。这个确实有一点咱们的中国速度。

促使刘铁岩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一份让他深陷焦虑的报告。

刘铁岩：有一个国际组织，国际评测委员会，他们做了一个对人工智能，从1943年到2023年80年间，最重要的、有划时代影响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出来了最重要的一百项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成果。这一百项成果里面，从我们中国本土的研究人员，独立创造的只有四项。我焦虑的是，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那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人工智能的百年历史，竟然跟这些人才没有那么强的关联关系。我们有很多工程师，有很多应用人才。其实在美国很多先进的AI科技公司，真正改变方向的、原创性的、带着前瞻性的企业，大部分还不是我们中国人创立的。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未来，需要有本土成长起来的，真正能够定方向，能够选择到底做什么的这样一批人。

记者：就是帅才。

刘铁岩：对，帅才。这是我们想培养的对象。

刘铁岩想要找到并加以培养的，是那种能提出问题、定义问题的年轻人。在天津，有一个医学生，恰好就是这样的人。

北京中关村学院学生张博雅：在301医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科的女孩，她跟我其实岁数一样大，也是研究生，当时她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乳腺癌，所以她就要做那种全切手术。可能因为我们年龄更相仿，能感觉到她的痛苦。我当时就想我们作为医生，可能不仅仅要做到去治愈患者，也应该考虑患者心理的健康，和她的整体幸福。

张博雅，南开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做过规培，上过手术台。同龄女孩的创痛让她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做一套全自动的乳腺微创手术机器人——既能切除病灶，又能保留乳腺外观，让患者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但她是一个医学生，不懂AI，不懂机械，不懂怎么把图纸变成原型机。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刚刚成立的北京中关村学院。

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学生，不是通过全国统考招进来的。他们全部来自31所共建高校的在读博士生，要经过一场特殊的二次遴选。

记者：比如说我是北大的博士，我在北大读博士同时，我也在中关村学院读书，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刘铁岩：他的原学校还有一个学业导师，两个导师共同去指导他的科研。但是在科研的选题和整个培养的链路，我们做了一定的切割，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创造一个崭新的环境，让这些同学可以去发挥自己的特长。

记者：那你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他而不是要他呢？

刘铁岩：其实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首先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想要的领军人才，到底有什么特质。所以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要寻找那些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发现新问题，并且提供解决方案的人。

记者：你说的如果用语言去描述相对清晰，但是如果在实操中，去准确地找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它是藏得很深的。

刘铁岩：我们跟一般学校去招生有一个不同，我们不仅是去考察他的那些基本能力，我们还有两天特别的活动。第一天叫作AI实战赛，同学们早上8点开始进入考场，到晚上8点，12小时的考试。他们除了去洗手间，不能离开这个考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所有的吃的和喝的，并且还有一台电脑，这些电脑是连着网的，他可以用各种网上琳琅满目的工具，然后我们会出四道非常难的题目。这四道题目不是一个像竞赛的、挖脑洞的难度，而是来自产业界真实的问题，没有答案。

记者：假如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刘铁岩：那也需要去学习，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学习一门新知识的周期在缩短。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利用工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有突破。设置这种开卷考试是因为，将来我们的学生走到社会上，真正扮演一个科研工作者或是技术人才的时候，没有人要求他们闭卷考试，他们面对的世界就是可以用所有的工具。但他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人解过的难的问题。我们不要求他得满分，四道题不要求做出来，我们观察的是，他怎么从零开始面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他们的每一个进步都会被我们记录下来，成为考核的依据。

如果说第一天的考试是“解题”，那第二天的考试则是“创业”。考试的时长同样是12小时。

刘铁岩：第二天更有意思，叫作AI黑客松。这些孩子们以前从来没创过业，甚至不知道创业是什么。前一天晚上，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上两个小时博士生的第一堂创业课，教他们什么是创业，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自由组队，一般一次营有三四百个孩子，我们要求八到十个孩子组成一个团队，他们自由地互相认识找到团队。当他们选定团队之后，开始定方向，开始用AI工具设计方案、写商业计划书、做宣发、做路演，在这12小时内都要发生。我们请了50名观察员在现场跟每一个小组，把他们每个人的行为记录下来。其次我们还请了十几位来自产业界和创投基金的，非常有经验的资深从业者，最后变成评委，在路演环节大家去看这些项目，每个评委有一些小的便利贴，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会贴到不同的项目上。

就是在这样的考试中，张博雅成为北京中关村学院录取的首批学生之一。

刘铁岩：她虽然不是人工智能背景的学生，但是她有极强的领导力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记者：你怎么观察到她有这些能力？

刘铁岩：我们会有老师观察这些实战环节的表现。

记者：假如没有经过像你们设置的这种考试程序，她的这种领导力怎么能够被大家发现。

刘铁岩：其实是挺难的，如果我们仅仅是一个卷面的考试，来看看得多少分，怎么能够发现一个人这些软实力。所以软实力需要用人去观察，要放在很难的，不确定的环境里去刺激。

选择学生的标准变了，选择老师的标准同样也要改变。

刘铁岩：想要把这些学生选出来，并且将来把他培养好，老师是决定性的因素。

记者：没错。

刘铁岩：我一直有个理念，我在想我们做一个完全新的实验，在中关村学院自己聘请教师的时候，我们坚持两条，就是产业引才和海外引才。我们的老师有50%的人都有海外求学的背景，有30%是纯粹来自产业界，不是传统的教育界。他们没有那些传统教育的框框在脑子里，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比如从海外引回来的老师，见到的是硅谷非常繁荣的创业景象，是科技和创业深度交融的环境；我们从国内企业界引来的老师，是面对过真实产业挑战的，解决过卡脖子问题的。他们对同学的期望，以及他们对问题判断的品位都不一样。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张博雅快速开启了把梦想带入现实的创业之路。

记者：到中关村学院之后，怎么把你作为一个医生的想法，变成一个共通的语言，让别人也听得懂，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让别人帮你。

张博雅：其实一开始的确感觉大家交流有困难，因为都是同学，其实大家每天也一起玩，聊点这，聊点那，慢慢就聊下来，有同学说这个可以做，现在有什么算法可以做。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关注AI，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个场景很重要。我们这个场景又比较有价值，所以当时也有同学想说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张博雅搭建了一个七人团队，来自清华、北航、北理工、北邮的博士生，因为一个医学生的梦想，聚在了一起。

记者：那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按照原有的博士培养的途径，往往都是博士生导师提出来一个方向，提出来一个项目，大家伙跟着干。但是在这以张博雅为例，她可能带着自己的项目就来了，所有的老师要围着她的这个想法转。

刘铁岩：是的，学生自主立项的指导教师，是一个呵护、观察者的角色，最终一些决定都是由学生来做，但是中间如果有了重大的问题，老师会提醒。

项目倒逼学习。以前，张博雅的世界是手术台和病历，而现在，她要管团队、谈合同、砍价格。

张博雅：其实这个过程的确很困难，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推进的步骤，因为它要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这个过程里要涉及上下游太多东西了。又要有人设计，又要有人看它符不符合医疗标准，又要考虑它的实际制作……我之前从来没有跟公司的人打过交道，现在每天都在跟他们打交道，支持一下科研吧，便宜一点吧。

记者：钱谁出？

张博雅：项目经费，学院的确在这方面给了我们非常多额外的支持。

记者：有没有上限，还是说你们说多少就多少？

张博雅：还是有上限的。

记者：所以有上限会倒逼你们怎么做？

张博雅：就是尽量压低成本吧。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每个自主立项的项目都可以获得专门的经费支持。学院还有科研管理部门，在张博雅遇到合同、财务等困难时，为她提供支持和协助。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博雅：首先在心态上，我觉得好像更勇敢了一点。其次就是在能力上，我能在医学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地方，找到更多的可以做得有用的交叉点、创新点，它的确能够改变临床的一些东西。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像张博雅这样的自主立项项目，已经有将近十个。学生们自己写项目书，自己申请经费，自己管理进度。

刘铁岩：我们的科研部每三个月会有一次项目推进会，考察这些项目的进展过程，很诚实地讲，大部分学生自主立项做得比导师带的项目要好。

以项目为中心，课程也随之改变。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很少有传统的长学期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前沿短课。

刘铁岩：前沿短课，短是指很短周期就可以把知识传授给同学，前沿指的是过去三到六个月最新的知识。所以同学们掌握的东西是拿来就能用的最新的知识，四周就可以讲完一门课。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张博雅的故事不是孤例。王楚和楼韵弘，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博士生，他们选择了一个硬核的方向：用AI加速药物研发。

王楚：我们现在很流行讲的一个概念叫“双十效应”，就是现代的药物研发，要十亿美金，研发十年，这个开销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想能否设计一项工具去帮助、去加速这件事，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动机。

记者：你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

王楚：我们现在就是领域最领先的位置。您暂时找不到第二个与我们齐头并进的。

记者：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双一”吗？

王楚：我们的目标应该会比“双一”压缩得更狠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研发的工具能真正帮助到药物研发设计加速。

记者：中关村学院和以往传统的博士培养，或者更广泛意义上人才的培养的方式可能发生挺大的变化。

刘铁岩：我觉得是很不同的。以前，即便一个同学做的博士论文也是产业需求或者国家需求，但题目可能是他的导师定下来的，他的导师看到了这个世界很多问题，选了一个正确的题目，交到同学手中，同学是解决问题的人。但是当我们用一个新的形态跟同学互动的时候，他们是定义问题的那个人，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人。

记者：我们有多需要问题的定义者，而不是具体问题的解决者。

刘铁岩：太重要了。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问题解决者，但是定义问题的人是指方向的、开拓性的，是告诉中国该怎么以原创形式换道超车的那批人，是所谓领军型人才。

刘铁岩说，北京中关村学院要做的，就是让学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看到真实世界的需求。

刘铁岩：其实中关村学院跟传统的高校相比，并不是划了更多的规矩出来，而是把那些规矩破除掉了。并不需要沿着导师指的路走，但我们给他提供了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比如，去年下半年，我们跟北京市政府一起调研了北京市的三十多家的材料相关的国企，他们遇到哪些卡脖子问题，最后同学和老师们总结出来一百项卡脖子问题。这些东西真实摆在同学面前时，对他们刺激是非常强的。他们以前不知道解决什么，但现在发现真实的问题都在等待他们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