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的核心是“服务”：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这一表述看似宏大，实则十分具体，一个学科、一项研究，若要真正为国家服务，就必须能解决实际问题，而非仅仅发表论文。
近日，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讲“区域国别学概论”，介绍了这门学科的目标与路径。他谈到，“区域国别学是要做我们此前未曾做到的事——踏踏实实了解世界。”
为什么迫切需要区域国别学
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有不少，但大多流于表面，未能将其讲得浅显易懂，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区域国别学是国家、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实际需求。
近来，世界上发生了两场突发事件，第一件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方抓捕至美国，第二件便是伊朗的战事。人们将这两起事件视作“黑天鹅”或“灰犀牛”，其实就代表了我们不仅未能预判这些事件的发生，甚至在事件出现后，也未必能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学术界的茫然恰恰说明，我们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存在显著短板，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堪称匮乏。
区域国别学并非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浅尝辄止的了解，而是要对特定地区、特定国家进行深入研究、精准判断，并得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结论。如今区域国别学之所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上下一致认为必须建立的新学科，正是因为我们真切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利器”“大国学问”。常有人说，中国是大国，大国就该有大国的样子、大国的姿态，更该对整个世界有深刻的认知。
我们谴责美帝国主义行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方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了解确实十分深入，且有自己的一套判断体系。上世纪80年代，历经了长期武装斗争后，老挝人民党成功夺取政权。对此美国十分不满，试图利用一支老挝苗族武装力量推翻老挝人民党刚建立的政权。但当时美国政府对这支苗族武装力量知之甚少，于是便在全美学术界寻找专门研究此问题的学者，结果哈佛大学一位长期从事老挝苗族问题研究的学者立刻发挥了作用。当时我在美国学习，这便是我对区域国别研究重要性的最早认知。
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人了解老挝苗族，尽管中国有大量苗族人口，中国的苗族与老挝的苗族是有密切关系的，但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意愿肯定不高，因为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在核心期刊上刊发，研究者也难获得学术认可。但在美国不仅有这样的学者，还有专门的资金对其提供支持。我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言明我们在这一领域和人家的差距还很悬殊，我们必须尽快迎头赶上。
我接触过不少参与海外工程项目、援建项目和经济合作的人员，尤其是大型国企的工作人员。他们常说，从技术层面而言，中国企业毫无问题。他们在海外遇到的麻烦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导致我们一片好心得不到当地人理解，屡屡碰壁。甚至还有这样的例子：中国人出钱、出力、出设计，帮非洲国家修好了公路，但公路修好后，我们就离开了，日本人却沿着公路建满了服务区、加油站等设施，以此盈利之外，还通过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宣传日本文化。结果，当地居民竟以为这条公路是日本人修的，全然不知是中国的功劳。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将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真正发挥作用与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必须建立深刻的思想认知，理解“需要”二字的分量，并在此基础上付诸实际行动、下真功夫，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也是区域国别学的现实意义所在。
区域国别学要做些什么事情
区域国别学是要做我们此前未曾做到的事——踏踏实实了解世界。世界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地区、一个个国家、一片片土地、一个个民族组成的，我们要深入了解、认识、研究这些主体，与它们建立联系，这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工作。简单来说，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特性，就是“有用”，它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而非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坐在象牙塔里进行抽象想象的学科。“学以致用”，这里的“用”，并非指写文章、发核心期刊等学术成果的产出，而是“用”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因此，区域国别学与部分传统学科形成了明显区别，我认为各单位、各校的区域国别研究院（所）一定要独立出来。
目前，社会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混淆在一起，许多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院仍隶属于某个已有学院（例如国际关系学院），事实上二者的学科目标截然不同。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问题；而区域国别学是解决具体国家、具体地区的具体问题。若用更系统的表述回答“区域国别学要做什么”，核心就是两个字——“服务”：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
这一表述看似宏大，实则十分具体，一个学科、一项研究，若要真正为国家服务，就必须能解决实际问题，而非仅仅发表论文。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
基于区域国别学应用型学科的定位，其学科属性也十分明确——这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学科。
以澜湄合作为例，澜沧江-湄公河实为同一条河流，在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境外称湄公河。要推动河流区域的合作发展，首先需要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包括流域植被、动物、地理、水文、气象等有充分了解，这就需要理科、工科的介入；其次，流域两岸分布着多个国家的民众，其中不乏苗族、傣族、彝族等跨境民族，这就需要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学人的参与；再次，开发矿产、森林等流域资源，还需要经济学、资源学等学科的支持。因此，澜湄合作这一典型的区域国别研究议题，必须依靠跨专业、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才能推进，这也印证了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
人类的认知，尤其是当代学术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过程。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明确的学科分野，老子的学问包罗万象，亚里士多德也涉足政治、物理、医学等多个领域。学科分科始于近代西方的科学启蒙时代，16世纪以后，分科越来越细，逐渐形成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独立学科，且学科内部分支不断细化。到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率先发现，学科划分过细，反而会导致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学术界开始反思，学术发展开始“由分到合”，交叉学科应运而生。
当我们提出建立区域国别学这一交叉学科时，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这一问题的提出，实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人类知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发展规律，也忽略了实践的实际需求。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史学界其实早已开启了交叉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十分有限，主要聚焦于政治、外交、军事，记录的多是帝王将相、王朝更替、战争冲突等内容。到了20世纪，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被极大拓展，经济史、社会史应运而生，随后心态史、环境史、劳工史、妇女史等分支相继出现，历史学不再是单一学科，而是成为了融合多个领域的交叉学问。
既然我们能用交叉的视角、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人类的过去，那么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也理应如此，这便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逻辑。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
那么，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通过区域国别学的学习和研究对研究对象做出正确判断，提出符合现实需求的解决方案？具体可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是“知形”，即了解研究对象——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山川河流、草木植被、地理气候、水文资源、宗教民族、民众的基本心理特征等。就像认识一个人，首先要知道他的外貌特征，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性，若不能做到“知形”，就只能对研究对象拥有模糊的认知。就好像初到欧洲的中国人难以区分德国人和英国人、北欧人和南欧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也大多觉得长相相似，这就是缺乏“知形”的表现。做到“知形”看似简单，却是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基础。
第二步是“知心”，即透过表面现象，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状态和内在诉求，知道当地民众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其言行举止背后的深层含义，以及他们的信仰、价值观等。达到“知心”的程度，是要能通过一件事的发生，立刻判断出当地民众和政府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可能做出的反应。比如伊朗战事爆发后，伊朗发布了追杀令，所谓追杀令，是伊朗高级教长针对宗教敌人或叛徒下达的终身追杀指令。这种追杀令是终身有效的，而且任何信徒都有义务执行。这一行为背后，是伊朗的宗教信仰、文化特质和民族心理，也是“知心”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
第三步是“知行”，这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判断出研究对象“想干什么”，也就是其未来的行为走向和发展趋势。唯有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才能对国际事件做出准确的预判。这就回到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为何我们未能预判委内瑞拉、伊朗等事件的发生？答案就在于我们未能做到“知形、知心、知行”。
通过这三步走，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精准判断，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持，这是区域国别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服务于国家的核心价值所在。
如何进行区域国别学研究
我在《目标、路径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制定专属的课程表。区域国别学课程表必须与现有其他学科的课程表有所区别。我之所以十分不赞成将区域国别研究院挂靠在某一个院系之下，是因为这极易导致课程表与该院系的课程表趋同，成为原有学科的延伸，既无法让学生形成交叉的学科视野，也无法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一张课程表就能让人看出一所学校的区域国别学是“真”还是“假”。因此，制定专属的交叉学科课程表，是各高校建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或研究所的首要任务，也是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的基础。
第二，深入研究对象所在地，开展实地调研。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是哪里，就必须到那里去，这是必要条件。未曾亲至，就无法真正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无法做到“知形”，即便有AI大模型能模拟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风貌，那也只是虚拟的呈现，无法替代实地调研。
我是学英国史的。在去英国之前，我通过书本了解到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大运河的相关知识，本以为英国的大运河和中国的大运河一样壮阔，结果到了当地才发现，英国的大运河宽度十分有限，甚至不及中国大运河的1/3，但就是这样一条运河，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支撑。实地调研绝非走马观花，短期的一两周、一两个月考察毫无意义，必须长期驻守，至少1—2年，甚至更久。美国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领域就十分注重这一点，要求研究者必须长期深入研究对象所在地。中美建交前，美方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进入中国大陆，便选择到台湾地区进行替代研究，尽可能贴近研究对象。如今我们研究中东问题，中东战事频发，如果无法直接进入某些国家，便可以选择替代地区，尽可能靠近研究对象，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重视当地语言学习，摒弃“唯英语论”。从区域国别学学科申请之初，我就强调，外语能力不仅仅是指英语，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当地语言。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是每个人都必须掌握的基础语言，而非“外语”。比如研究印度，印度最通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其境内有三四十种语言、几百种方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多使用印地语及其他当地语言和方言，若仅懂英语，依靠英文报纸和资料进行研究，就无法了解当地民众的真实想法，也无法获取一手信息。
因此，研究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至少要掌握一门当地的核心语言，比如研究中东要懂阿拉伯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研究坦桑尼亚要懂斯瓦希里语。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也是获取一手资料的基础，年轻同学在语言学习方面有天然优势，更应重视当地语言的学习。
第四，夯实当地历史知识基础。除了通用的世界历史框架，更重要的是掌握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历史，对其的熟悉程度，要达到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能清晰梳理出当地的朝代更替、重大历史事件等。很多当代的国际问题，其根源都在历史中，若缺乏对当地历史的了解，就无法看懂、弄明白当代的现实问题，这是学习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基础。
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答案是，培养“通才加专才”的复合型人才。
所谓通才，是指对研究对象地区或国家的基本情况包括天文地理、宗教民族、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习俗等，要有通盘的了解。比如研究阿拉伯国家，要了解其宗教文化、舞蹈艺术；研究南美国家，要了解其探戈文化、经济结构；研究巴西，要清楚其主要的经济部门、政治体制等。若连这些常识都不了解，对一个国家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所谓专才，是指在通才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某一个领域有精深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能达到该领域专业学科的学术水平。比如研究巴西的经济问题，所撰写的报告、论著要能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达到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研究巴西的社会问题，其成果要符合社会学的学术标准；研究巴西的宗教问题，其论文要达到宗教学的研究高度。
通才与专才，二者缺一不可，这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与单一学科人才培养的核心区别。经济学人才的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性，可围绕市场经济等通用问题，研究美国、德国、印尼等众多不同国家，其研究多聚焦于普遍规律；而区域国别学人才，要长期深耕某一个国家的特定领域，如专注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问题。
国内研究经济学的专家中，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美国某一家大企业的运作机制，但美国却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华为公司，其对华为的了解甚至超过了部分中国人，这就是“通才加专才”的体现，也是区域国别学人才的核心价值所在。
（文字整理：张安琪 吴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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