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记者 文雯】2026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环球网推出系列学者专访。本期对话苏州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任平，他深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数十载，近年转向人文经济学领域，成为该学科体系化研究的重要推动者。专访中，他阐释学术转型的深层脉络，解读《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内核，分享理论通俗化表达的创作心得，展现一位学者立足中国实践、融通中西理论、服务时代发展的学术担当与人文情怀。
2026年世界读书日将至，环球网专访人文经济学领域领军学者任平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人文经济学，他以四十余年学术积淀，深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新作《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于2026年3月正式出版。
环球网：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转向人文经济学领域，这一学术转型背后有哪些关键契机？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版）的创作中，您如何将哲学思维与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创新，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
任平：这一转向绝非偶然，具有“学缘”“地缘”“天缘”脉络可循。首先，从学缘看，马克思反思批判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主张“人文回归”就是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上展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从《巴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资本论》，贯穿的一个逻辑，就是超越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走向“人文回归”理想。同时，人文经济学是一个跨界综合的知识领域，需要破除传统将文化和经济视为互不关联“两个平行世界”知识眼界，只有唯物史观哲学视野才能更加整体地加以把握。
此外，我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这一魂脉，着力从现代化角度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这是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多年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此前，人文精神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动力，文化与经济如何耦合，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现代化研究高度关注的话题。众所周知，从西方的马歇尔关于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生活的学问”到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再到曼昆《经济学原理》，到中国古代“义利”之辩，都无不涉及这一问题。
早在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参与李秀林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子课题研究，分担的是“行为方式的现代化研究”，成为我的硕士论文主题。从这一时刻起，就着力研究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行为方式与伦理观念、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关系的哲学问题。在苏州大学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主持现代化发展哲学研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相关研究，包括人文和经济的现代化一直是我关注较多的领域。其次，从地缘来看，千年吴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州文化和现代精神何以推动苏州经济发展一直冠于全国地级市榜首，这是一个谜。解开谜底需要研究苏州精神、苏州文化与苏州经济的关联。
2008年，我主编的《苏南研究化研究》丛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七部），其中就有两部《苏州之路》和《苏州精神》，一部讨论苏州之路如何率先为全国现代化发展探路，一部就讨论何种苏州精神和文化耦合苏州之路，书中着力探索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三大法宝”为核心的苏州精神如何将“争第一创唯一”激情燃烧的现代苏州精神构成苏州多年经济发展成效问鼎全国地级市的内在灵魂和强大动力，如何开辟了苏州之路和苏州经济样态。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再次主编《新时代苏州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深度探讨是什么人文精神作为重要支点强力推动着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号召组织下，我全身心投入人文经济学研究，将人文与经济融合共生形成一个人文经济形态当作自己研究的新课题。
贯穿《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研究视域就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这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
环球网：具体而言，您认为西方经济学存在哪些核心问题？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学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有哪些根本性突破？
任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一书以全面视角从唯物史观创新理论出发阐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何以能超越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如在逻辑起点上，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置换为“文化人”，就需要从唯物史观阐明马克思所说“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综合的“社会人”，而且是一切文化关系总和的“文化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就需要将人的需要侧和供给侧统一加以说明。又如在研究对象上，就需要将西方经济学的“财富的增长”置换为“人文经济形态”，这一范畴的独特性决定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学科界定上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将“经济社会形态”当作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内涵上，就需要从唯物史观出发讨论人文要素与经济要素何以“双强在场”、共生共荣、彼此转化，等等。
在具体战略层面，在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学领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都相应提出“人文回归”的置换理论超越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人文悖论”的痼疾。如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提出人文新企业置换传统西方微观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和逐利冲动形成的“交易经济学”视域下的企业理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人文新市场”和“人文新政府”加以置换；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人文新国际”加以置换。
环球网：“苏州样本”在您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您在《论人文经济学：问题、理论与实践——以苏州为样本》（《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案例。在即将出版的《昆山样本研究》中，您将重点关注哪些新的实践维度？这些案例研究对构建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何独特价值？
任平：苏州作为“在经济照样走在前列”有“四个第一”：其中，在地区经济总量上，苏州市连续20年来为全国地级市榜首；昆山市连续21年登顶全国百强县之峰、昆山玉山镇连续10多年冠于全国千强镇之首；苏州工业园区地区经济总量连续18年来冠于全国经开区之首。在昆山样本研究中，我们着力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昆山新实践目标体系，为全国地区现代化提供探路样本。其中，着力研究昆山市何以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地区新实践目标体系来创新保持新征程中走在前、做示范、做表率，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地区样本。这一样本为全国探路，具有示范效应。
环球网：作为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您的阅读结构通常包括哪些类型的文献？您是否有独特的阅读方法或笔记习惯，帮助您将零散的阅读心得转化为系统的理论成果？
任平：我的阅读范围相对比较宽泛，但是重点专业图书又喜欢精读、细读、反复读。而且我长期以来保持对中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文化类和国外获得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经典著作的细读习惯。德文版MEGA2当然是必读之书。读书笔记也是一种长期保持的习惯。在大学时代，我的读书笔记就有不同规格的本子有7余种。后来为了做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还有幸在费孝通先生带领下作过一段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年鉴（1978-1989）》还收录过我的一篇关于文化社会学的文章。在费老指导下建立了苏州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所（我当过所长助理）、苏南发展研究院（我曾任院长）、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我任首席科学家），主编出版多卷本《苏南现代化研究丛书》《21世纪新概念城市研究丛书》等。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中，我主要感兴趣的有：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资本论》，亚当·斯密《国富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歇尔《政治经济学原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马克·卢茨和肯尼斯·卢克斯的《人文经济学：新的挑战》、D﹒N﹒麦克洛斯基的《糟糕的经济学》、弗农·史密斯和巴特·威尔逊的《人文经济学：21世纪道德情操与国家财富》等。
环球网：您在《深入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和实践发展》中提到“苏超”等案例，展现了人文经济与大众文化结合的新形式。在学术研究之外，您是否关注非学术类读物或大众文化产品？这些内容如何影响您的研究视野和写作风格？
任平：我平时主要对某个地区的文化样态中的“文化基因图”感兴趣。在徐州工作期间，我曾经推动“舞动汉风”，推动高校毕业典礼师生举行“汉服毕业典礼”，至今12年有余。我还推动过研制“汉菜全席宴”，组建过“汉舞乐团”。这些都是外延的人文新业态的雏形。当然，2000年，东南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我的一本《时尚与冲突——现代与后现代城市文化》的书，那是一本思想深刻、而以散文化笔触写以文兴城的。这些也许都影响了我的文笔风格。
环球网：您能否透露新作的创新之处？对于年轻学者或对人文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您有哪些建议？
任平：这一本书还在编写之中。昆山市人文经济形态内在蕴含着具有独特的“争第一创唯一”的文化精神，从巴解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百戏之祖昆曲名扬天下，为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铸魂赋能，成就一番人文经济的大格局。我的未来研究将进一步紧紧围绕深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建构，以及践行方略开展研究。
对于年轻学者和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而言，研究和践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项正在开创的宏伟事业，我也真诚期待你们加盟这一干事创业行列中来，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创新和践行贡献力量。
环球网：学术著作如何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对于希望提升学术写作能力的年轻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任平：平衡学术著作的专业性和可读性，在于将学术道理说透，以大众喜闻乐见话语方式讲清这些道理。例如，为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将文化软实力变成经济硬支撑？那就是要谋划好贯通两者的人文新赛道。什么是人文新赛道？就是文化与经济的契合通过什么路径达成的？这好比从文化此岸要到经济彼岸，就需要选择桥、船等交通工具。这里的人文新赛道，就是人文新企业、人文新市场、人文新业态等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就是这样阐释的。道理说透，案例证成，这就是能够将学理性强的问题让读者好懂的基本表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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