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亮
初中临近毕业，班里每人都要买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让同学们写毕业留言，表达浓情厚谊和恋恋不舍。这是那个年代初中毕业时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惯例。留言内容大同小异，至今记忆犹新，如
赠XXX同学：
同校读书三年整，结下友谊比海深，今日一别回农村，广阔天地练红心。
XXX
X年X月X日，于母校。
XXX同学：
咱俩友谊似青松，毕业以后多通信，一心一意干革命，互相来往不能停。
XXX
X年X月X日， 母校留言。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 “母校”一词，至于母校是什么？意思好像很明白，后来也没有研究过它的内涵和外延。反正人云亦云，什么地方用，随便，什么时候写，随便。
近日，看了几篇文章，竟然都出现了“母校”一词。一向对词语敏感的我，老觉得哪些地方用得不妥，习惯性地翻开手头的工具书。《现代汉语小词典》解释：称本人在那里毕业或学习过的学校。如此，那几篇文章里出现几处“母校”也无不当。
今天，我写的大队民校无疑是自己第一个母校。
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行政区划名称与现在大不一样。那时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大队的上一级叫公社，是现在的乡镇一级，所以大队民校就是村办民校。
站在岁月的窗口，抚摸光阴划过的斑斑痕迹，思绪穿越时空隧道，回旋到七岁那年。
“明天开学了，今天报名喽”！
应该是正月十五后的不久。一天上午。
我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一群孩子的最后面，直奔大队民校——纳林什里公社庙沟大队民校。
民校离家最多三里地，当时觉得老远了。刚开始，大家跳着、笑着、跑着、叫着，没到半路就消停下来了。
我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问几个大孩子：
“今天见了老师，要像公鸡打鸣一样，叫几声‘咕咕鸣……咕咕鸣……’吗？”。结果引来了一串笑声。我年龄最小，才准备上一年级，懵懵懂懂，不知何为报名，不知他们为什么笑我。到了学校，才知道 “报名”不是“叫鸣”。
第二天，正式开学。吃罢早饭，父亲背着一个类似炕桌的小书柜儿在前面走，我挎着空空荡荡的书包跟在后面。小书柜儿是父母专门为我上学请木匠做的，表面刷着暗红的油漆，很好看，正面中间有个小抽屉，抽屉两侧分别竖写着四个黄色的字， “努力学习”， “提高文化”。刷漆、写字都出自父亲的手。书包也是父亲用一张落胎羊羔皮，仿照时兴的军挎包亲自裁剪缝制而成，包盖上还用黄油漆绘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
民校由一排六间低矮的土平房组成，大人踮一下脚就能够得到屋檐，房顶上稀稀拉拉的枯草随风摇摆。一到四间分别是一二三四年级的教室（当时民校没有五年级）。第五间是老师的办公室。第六间是大队赤脚医生的办公室。六间房与三面土墙围成一方四合院，坐落在农田边上。
父亲领我径直来到一年级。教室一窗一门，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室内三分之二是一面略高于地面的大土炕。炕上已经摆好了八九个小书柜儿，大小高低和颜色各不相同，但后面都盘腿坐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拖着鼻涕，眼睛里满是好奇。
我的小学生活开始了。
老师三个，清一色的民办教师，据说都是小学毕业，所代班级也已固定，好像教一年级的教不了二年级，教二年级的教不了三年级……都是当时大人们说的，不知是否准确。教师没有工资，和社员一样挣工分。除了寒暑假和星期日，不用每天随大集体下地劳动，也算那个时代让村人羡慕的好差事。我初中毕业那年，三个老师先后都离开了民校，成了“专业”农民，新来的两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顶替了他们。
刮风下雨，尤其是冬天，教室总是昏暗的，看不清书上的字，老师把课本上的内容写在黑板上。
当时只有《语文》《算术》两门课，两个相应的作业本，再没有其他课本和练习本之类。《语文》课上，学生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地念，然后用一个小沙盘，一字一字反复地念、写。《算术》课，老师习惯用生活中的日常来引导，如教10以内加减法：你们家有5口人，今天来了你大舅和你二舅，你们家今天一共有几个人？你们家今天蒸了7块窝头，你妈吃了2块，锅里还剩几块？等等。
自习课大多是念课文、写生字，念和写的声音、腔调怪怪的，感觉又像是唱，与我后来见到的喇嘛诵经如出一辙。现在想起来，应该与喇嘛教长时间在当地的影响有点关系。
课间十分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几十个孩子从各自的教室里涌到院子里，踢毽子、扔皮球，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如刚出圈的羊群活蹦乱跳。我生性顽皮。一次课间，一个乔姓同学正在大门口外小便，正在“飞流直下”时，被我我用弹弓射出去的小石头击中了后脑勺，敲起一个大包。他边哭边骂，拉我见老师。我被胖训了一顿，还罚去院子里铲了一下午的沙土。
那些年，沙尘暴特别厉害，“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尤其是春季，有时一夜之间，房顶上、院子里都是厚厚的沙土。学生调皮捣蛋，打人骂人，学校没有罚款和写检查之说，而是轻则精神处罚，到院子里罚站；重则到院子或房顶铲沙子。
班里有个何姓同学，大我2岁，高我半个脑袋，长得也壮实。听说他爷爷是旧社会的老地主。有天他刚剃了头，肉肉的后脑勺刮得像刚褪了毛的猪皮，白净里泛着青光。
我问他，你们地主分子的后脑勺都像猪皮一样？
谁知，他被这句无意的话激怒了，悄悄拉我到了学校东墙外，冷不防被拽到在地，顺势骑在我身上，挥舞着攥紧的拳头问：为什么要欺负人？
此时，我立刻明白过来，眼看就要挨打，毫不示弱地放声大叫：救命，地主儿子打人啦！也许是喊叫声的震慑，也许是恰好上课铃响了的缘故，他一下子站起来，一边说“你等着”，一边撒腿往教室狂奔。这件事，再无第三者知道，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们离开大队民校已好长时间了，我上了初中，他辍学回家。一次偶然相遇，提起这件事。他说早不记得了，我们相视一笑，那段“恩仇”一泯而散。现在想起，我既懊悔又疑惑，那时怎么会问他这么个问题？“地主”一词怎会让他如此恼羞成怒？我们都还在不懂事的年龄里。
那年，从小照看我们弟兄仨长大的太奶奶去世了。我到了学校，班里的同学已经都知道了。他们窃窃私语，满脸都是同情，好像去世的太奶奶也是他们的亲人。见此，我不由得哭了。两个年龄较大的女生过来安慰我，其他同学也流了眼泪。这一幕，几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真真切切。
晋代陶潜的《和刘柴桑》诗云：“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历史的局限，三个老师的学历很低，但非常敬业，要求严格，也给我们讲过好多的故事：有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手举炸药包的董存瑞、烈火中一动不动的邱少云、用身体堵枪眼的黄继光、跳进冰窟窿里救人的罗盛教等，也激发我产生过一些极为遥远的幻想：长大当一名手握钢枪的解放军，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在我们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那个时代特征的思想种子。
“聊胜于无”，某些好人好事虽然不理想，但总比完全没有要好。没有这三个仅有小学学历的老师，今天的我，还会有那些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的文学作品吗？还会获得那些让人羡慕的荣誉吗？我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草根”，还能走进这个繁华的城市里吗？
历史不能假设，也无法假设。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者很少，但常怀感恩之心不难，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亿万富翁，抑或是一身尘灰的布衣。
徐怀亮，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音乐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国作家》《词刊》《歌曲》《人民日报》《音乐生活报》《中国艺术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发表文学评论、报告文学、诗歌、歌词、散文、小说等。出版有诗歌散文集《蓝色旅程》、歌曲音乐专辑《遥远的鄂尔多斯—徐怀亮音乐作品集》《草原最美的歌》、《阳光故事》，歌词集《火红的石榴火红的花》绘本《伊金霍洛寻宝记》。其中部分作品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和内蒙古自治区萨日纳奖、内蒙古乌兰牧骑艺术节创作奖，多首作品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播出。代表作有《遥远的鄂尔多斯》《万里茶道万里情》《阿腾席热的情人》《寻找森吉德玛》《鄂尔多斯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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