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科学教育有三个层面的不同,均为实质性,关键性的。
撰文 | 沈乾若
一
令人震惊的东西方差距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数学与科学教育逐步陷入危机。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著名报告以后,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投入一项又一项改革计划;以期扭转STEM教育的落后局面。但所有这些改革均未达到预期目标。相反,本世纪二十余年的PISA和TIMSS评估,展现出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大落后于东亚教育系统。
图1展示TIMSS 2019 和PISA 2022测评中,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及加、英、美、法的数学和科学成绩。新加坡始终居首,各项成绩均名列第一。八者的得分呈阶梯式递减;其中从韩国到加拿大分数的降低最为明显,在东西方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鸿沟。美国与新加坡比较,不论PISA或TIMSS,数学方面,美国落后100分以上;科学成绩,新加坡分别超出美国60分和80分还多。
图1. TIMSS 2019和PISA 2022东亚和主要西方国家成绩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数学与科学教育水平两级分化。少数州,如马萨诸塞和明尼苏达,及各种精英私立和公立学校,其表现殊为不同;有些可与东亚领先教育体系相媲美。可惜这样的地区和学校数量有限,不足以拉高美国的整体表现。
西方国家与东北亚科学教育的差距,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怎样发生的?东北亚做对了什么?而美国和西方的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
本文依据TIMSS提供的详细数据及其它信息来源,及笔者从多年教学与办学经历中得到的对中国和美加教育的了解,探讨西方数十年来基础科学教育衰落的根源。
二
西方科学教育的薄弱领域─物理和化学
现今小学与初中的科学课程,包括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和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即物理和化学)等三大领域。笔者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与东亚的差距,在不同领域情况是否一致?在哪些领域更为严重?依据历年TIMSS数据,笔者制作了图2,以一探究竟。其中生物、地球、化学和物理成绩分别以绿、紫、蓝、红展示。
图2.TIMSS 八年级科学各科1999-2023历年成绩
从图2可以看出:
上世纪末以来,东亚的各科成绩始终高于西方国家。东亚总体或呈上升趋势,其中以新加坡最为显著;或至少保持稳定。而西方则鲜见上升的势头。故双方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拉大。以生物为例,比较新加坡和意大利:二十年前新加坡(541)高出意大利(488)53分,而如今差距达到114分(622-508)!
东亚的物理和化学成绩,往往高于其生物和地球科学成绩,或与之相当。与此相反,除英国各科成绩较为均衡外,西方其它几国的理化成绩,通常低于其生命与地球科学成绩。美国最为突出,每一次测试,成绩最高的均为生物,最低的为物理,差距常达20至30分之多。可见实际上双方差距最大的是物理及化学。至2019年,物理和化学成绩,新加坡分别高出美国104、107分。
图2清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西方科学教育中,最为薄弱的是物理和化学。
三
东西方学生物理学科的真实掌握程度
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美国和西方学生的物理和化学成绩怎会如此低下?他们的知识和素养水平究竟如何?笔者从2019年8年级科学测试的物理题中选取16道题,来考察不同国家学生的真实程度。表1中数字为正确回答该题的学生数占该国参与测评人数的百分比。
表1. TIMSS 2019八年级科学测试若干物理题回答正确的百分比
注:首行中的三位数为物理领域得分
这些题测试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律,属于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知识。设若科学教育正常,三分之二或至少一半学生答对这些题目,要求应不为高。此即东亚国家的大致情况。不过东亚也有一些题学生会做的不及一半,如第1、10、11和15题。
但在西方,16道题中,只有第2题,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回答正确;和第7、13、14题,回答正确的过半。其余10题左右,涉及物态变化、声音传播、简单电路、浮力、平均速度、气压随高度变化、动能与势能、热传递、电磁铁,等等;具备这些基础知识的八年级学生普遍少于五分之二,甚至低至五分之一,或为可怜的个位百分数。
以上题目多为简单的选答题,成绩尚且如此;若考察学生运用概念与公式解答问题的能力,结果可想而知。这足以说明,西方学生对物理基本概念的掌握远未达到正常科学教育应有的水平。
其实,除新加坡外,其他东亚国家的结果也并非理想;漏洞还是不少的。
四
综合课程改革重塑科学教育
前面三组数据揭示了数十年来西方基础科学教育衰落的严重性。这种长期而显著的衰落,恐怕难以仅用文化差异等隐性因素来解释,而更应从课程与制度层面的重大变动中寻找原因。
半个多世纪之前,世界各国中学均分别设置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单科课程。六年中,物理和化学开设四或五年,生物课程开设的时间短一些。
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以综合课程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中等科学教育改革席卷全球。改革的结果,生物课扩展为生命科学,内容大大增加;物理和化学归在一起,被称为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同时引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就此,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地球/空间科学并列,成为中等科学教育的三大领域。
在课程结构上,七、八年级─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包括九、十年级─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单科课程被取消;各学科内容被打散,重新组和成一门“科学”课程;每一年级的科学课均包括各个领域的内容,故称为综合科学课程。
综合课程改革因何而起?传统的分科课程受到了哪些挑战呢?
首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生命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间航天科技的激烈竞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环境、能源、人口等重大课题,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涌现等;人们期待在科学教育中引入新知识和新学科。
其次是教育向全民和大众性质的转化。人们认为,物理、化学过深,设置时间过长;此种设置迁就精英学生但不适合普通学生。同时,一些偏远地区或发展中国家缺少众多分科课程的师资,因而将几门学科合并在一起讲授,便为一种解决方案。
综合科学课程在美国发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倡导并推行。1968年,UNESCO 发布了综合科学课程项目规划,并提供一系列出版物、研讨会、前期实验报告以及有关咨询服务。从1971至1990 年,UNESCO 相继出版了六卷题为“综合科学教学发展趋势”的报告,记录、指导和推进该类课程在全球范围的实施。
综合课程推行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1986年UNESCO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以综合课程取代了传统的分科设置,包括东亚各国和地区。仅有中国和老挝继续分科。事实上,本世纪以来中国教育部也曾以综合课程作为教改方向;但遭遇基层与广大教师的抵制而未能全面实施,仅在浙江一省推行。笔者亦曾投书中国教育部长,力陈综合课程之不可行。
综合课程实施半个多世纪,不但面向就业类和文科类学生,也须承担为理工科学生奠定学业基础的任务。综合课程的支持者认为,学科分离导致知识碎片化,唯有综合课程体系才能促进整体性认知与创造力发展。笔者不否认这类课程——特别是其中的项目式学习和实践活动——在激发兴趣方面有一定作用。然而,若缺乏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便无从进行整合。在实际教学中,缺乏深度、逻辑顺序性和连续性的,恰恰是综合科学课程。
事与愿违,这类新课程非但未能改进科学教育,反而拖它下水。常常教师讲不清楚,学生学不明白。基础科学教育就此江河日下,其中物理教育几近崩盘。从初中到高中的分科设置延续了一百余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各个档次的人才,满足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今综合课程的改革结果不进反退,令人扼腕!
由于难度最高,仅有10-15%的高中生选修物理课程,其他学生则完全回避。即使进入高校STEM专业的学生,也有约三分之一之后转学其它专业。
学生与合格教师的匮乏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几代下来,目前美国五分之二的高中竟然因师资困难而无法开设物理课程。
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在培养理工科人才,和造就合格的劳动大军两个层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均面对危机。当今美国科技各领域对留学移民人才的依赖,和制造业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事实,正是科学教育衰落的结果。
五
美加与东北亚科学课程差异何在?
人们会问,科学教育危机确实是由综合课程改革引发的么?东北亚与西方,既然都实施了此项改革,何以双方的国际测试结果大不相同?
笔者调查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科学课程,了解到美加和东亚科学课程的差别,在于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综合课程持续时间不同。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乃至浙江等东亚系统,综合课程严格限定于七年级和八年级阶段。而且教学按物理、化学、生物分模块展开,至九年级时,学生一律转入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的专门课程。
相比之下,美国大多数州和加拿大各省学生在综合课程中的学习时间要长得多。在美国,很多州在高中继续综合课程,估计全国范围九至十年级有25%至35%的学生仍修读综合课程。在加拿大,除魁北克外,所有其它省份均将综合科学课程贯穿至十年级,直至十一年级才分科系统学习。
但美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尽管制度上推行“综合科学”,私立中学、精英公立中学和高水平州中,分科教学实际上被保留或提前恢复。七、八年级虽常以“science”为名,但与东亚系统类似,实际上分科讲授;进入高中,则普遍转为明确的分科课程。
换言之,在最有效的实践中,综合课程并未真正取代分科体系,而是被有意弱化甚至绕开。
第二,教师资格制度不同。师资乃教学成败的关键。自然科学学科众多,宏大精深;而且学科性质、思维方式大不相同。优秀的中学科学教师,专攻某一学科并了解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并非没有可能,也是有益的;但成为科学通才,掌握各科知识并得心应手地传授给学生,则难以实现。
包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中国浙江等东亚教育体系,尽管课程形式上为综合科学,但师资体系仍以分科为基础。教师资格按物理、化学、生物分别授予。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学校按学科模块分配教师,形成“课程综合而教学分科”的局面。
美国麻州和明州的系统,以及私立和公立精英中学与此类似。物理、化学、生物均由具有相应学科背景的教师分别执教。这类学校通过较高门槛的招聘标准、相对优越的薪酬和教学条件,吸引并保留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教师。
美国多数州和加拿大的教育学院或科系则不同。他们以“通用科学”专业培养中学科学师资;颁发通用科学教师文凭。这些项目涵盖理、化、生、地等多个学科;但由于课程标准的制定、实施与教师培训体系往往由非理化学科背景的教育专家主导,从而难以保证物理和化学的学科深度。
表2 德克萨斯州一项针对八年级科学教师的调查结果
表2报告2010年对德克萨斯州93名八年级科学教师的调查结果。教师平均接受了近20个学期学分的生物学课程培训,但物理学仅3.9个学期学分。诊断性考试成绩呈现相同模式:生物学为2.57分,而物理学仅为1.48分(满分4.0分)。差别大得惊人。
在美加,大多数教师较为了解生命科学,而理化知识和素养却严重不足,尤其是物理。教师们用教生物学的“现象描述”方式讲授物理课,缺少概念的深入讲解和公式的推导应用。事实上,优秀学生的物理知识,很多并非从学校得来,而是课后补习或家长教会的。
第三,学科内容与资源分配不同。中学科学课程时间有限,期待学生在短短几年面面俱到,掌握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是不现实的。有所舍方能有所取,优先级与学科顺序具有重要影响。
在美国和加拿大,科学课程体系日益倾向于生命科学,而物理学与化学的教学时间与投入则被减少,延迟或边缘化。这种失衡现象因美国公立高中生物-化学-物理的课程顺序而进一步加剧。这一顺序实际上使生物学成为必修课,而物理学则沦为选修—且常被多数学生放弃。
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系统,物理与化学在中学科学教育中依然作为重点,在教学资源上得到保证。马萨诸塞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呈现出类似的重视趋势,两地学区的课程设置保持灵活性,例如采用‘物理优先’的教学路径。
物理和化学,特别是物理,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及各类工程技术的基石。没有物理和化学的系统知识,哪有生命科学数十年来的飞跃发展?历史上不同学科产生和发展的顺序有其内在逻辑,学习自然科学也必须遵循认识规律,分清主次先后。包罗万象不是科学的做法;在奠定基础的中学阶段,侧重生命科学而轻视物理化学更有本末倒置之虞。
掌握物理学要求抽象思维能力和数学素养,依赖于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学习。中学乃开发智力的黄金阶段,数理类的学习若不能在中学打好基础,错过了一生都难以弥补。
而生命科学更多描述性,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低。其基础内容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即已讲授,后续可以深入学习而不会造成知识缺失。国内大学各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中学时学的有关知识并不很多;但未曾影响他们在大学里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做出成就。尽管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是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理由允许它们以牺牲物理和化学为代价主导中学课程体系。
综上所述,综合科学改革将过多的非基础性知识,纳入了科学课程;使学习物理、化学的时间和资源被稀释,动摇了科学教育的基础。
东西方科学教育在以上三个层面的不同,均为实质性,关键性的。它们决定了教学成效的巨大落差,也解释了美国和西方科学教育何以陷入长久的衰落。
六
结束语
中外教育史上多次改革的经验教训,说明改革绝不等同于进步。历史上多年形成的传统有其优势和存在价值,未经认真严格的论证和试验就轻易放弃,结果往往难以预料。
技术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科学的演进则艰难而缓慢。而传承人类科学文化的教育,则更需要保持稳定;其创新也更应谨慎。当‘创新’成为教育领域的时髦口号,改革动辄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亿万青少年便事实上被卷入了一场风险极高的社会实验,这无疑是极其轻率的。
再者,工厂的产品要经过检验,医生须治病救人。然而教育与其他行业不同,其效果存在一个滞后期。一项教育决策的对错难以立竿见影,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后果才逐渐显现;从而给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理论、思潮和政策留下极大的折腾空间。
以综合课程为标志的科学教育改革,即为这样一项重大的决策失误。此项改革涉及学科内容、课程结构和教师资格,是全方位的;其实施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也很少有其他教育举措可以相比。它对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科学教育都造成了损害,西方国家尤为严重。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依然不见改弦更张。
遏止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科学教育的衰退,一定程度上,需要重建科学教育的基础。首先,物理和化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必须得到确认,他们的核心地位得到保障。其次,作为主干的中学综合科学课程应当下线,恢复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的分科设置。第三,取消中学科学师资通用科学的培养模式,恢复单一学科的教师培训,保证科学课程由切实掌握学科知识的教师执教。
说到底,科学教育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先立根基;根基不立,“综合”与“创新”终归流于空谈。
2026年4月
鸣谢:本文的写作得到蒋式延、原羿、周旭彬、张海云、张宝辉、葛惟昆等诸位同仁的支持与协助,并采用了他/她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吸收了他/她们的宝贵意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简介
沈乾若,博士,独立学者。加拿大博雅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研究方向为教育体制与政策,基础科学与数学教育。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在中国大陆和加拿大有数十年大、中学教学及办学经验。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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