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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后，北京郊区有座山，山上住着一家人。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赶着几百只羊在山坡上走，身上穿的是他妈用旧布缝的衣服，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底子都快磨穿了。他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没见过地铁，没进过超市，不知道商场里的灯有多亮。他的全部世界就是这座山，这几百只羊，还有山脚下那几间自己盖的石头房子。
这个男孩叫王小宇。
他爸叫王青松，他妈叫张梅。这两个名字搁在十几年前的北大校园里，不少人都听过。那时候他们是北大的老师，一个教法律，一个也在学校里做事。夫妻俩都在北大，90年代初的中国，这配置说出去能让一大片人眼红。
但后来的事，跟北大没什么关系了。
要说王青松这个人，得从他进北大之前讲起。他最早不是在学校里待着的，是在机要局上班。机要局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就是管保密通信的地方，对人的要求高得吓人。记性得好，注意力得集中，一点差错都不能出。那种地方不是随便谁都能待得住的，待得住的人都有两把刷子。
王青松在机要局那阵子，同事们后来提起来都服气。一天之内，500个电话号码，全部记下来，一个不差。这还不算最夸张的，更离谱的是一段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他读一遍，全文背诵，连哪里该断句都能说出来，一个字都不错。这不是靠苦练能练出来的东西，就是天生脑子好使。
80年代的中国，机要局这种单位能进去的本来就不多，能在里面干出成绩的更少。王青松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决定去考北大。带着那种脑子去考，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他先进了国际政治系读本科，读完之后又转到法律系去读硕士。为什么转？他自己的判断是法律比政治好找工作。
一个能一天记500个电话号码的人，选专业的时候想的是怎么把饭碗端得更稳。这说明他年轻时候脑子非常清楚，不是那种沉浸在"我是天才"里出不来的人。他跟后来那个扔掉铁饭碗跑到山里种地的王青松，乍一看根本联系不到一块去。但人就是这样，年轻时候的选择和后来的路，有时候隔着十万八千里。
1980年代的中国，有一股风刮得特别猛，就是气功和养生。严新、张宝胜这些名字，那时候全国上下没几个人不知道的。北大校园里也一样，到处都是练气功的、讨论养生的。王青松平时爱读老庄，道家那套东西他有自己的琢磨，加上他从小练武，身体底子好得很。两样东西凑到一起，他干脆在学校里开了一门养生课。
这门课的火爆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校内的学生来听，校外的人也跑来听，教室坐不下就站在走廊里听。王青松靠这门课赚到了钱，在北大圈子里也打出了名气。那时候认识他的人都说，这小伙子了不得，学问扎实、身体好、还会赚钱，是个全能型的人。
张梅就是在这门课上认识他的。她也是北大的学生，因为这门课跟王青松有了接触，后来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毕业之后，夫妻俩双双留校任教。90年代初的北大，能站稳脚跟的都是各路精英，夫妻两个都留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周围的朋友看着都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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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之后的日子，从外面看，王青松过得相当顺。
名校教职、稳定收入、宽松的工作环境，妻子在同一个单位，两个人学历背景相当。这种组合放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绝对算得上顶配。那时候能在北大当老师的，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杀出来的。能夫妻俩都留下的，整个学校也数不出几对。
王青松上课，学生评价一直不错。他知识底子厚，个人气质也好，站在讲台上那种气场，不是装出来的。曾经跟他同住一个寝室的同学，很多年后说起来还记得一个细节：跟王青松住一屋，半夜翻身都得放轻动作。不是害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说不上来，就是敬重。
这种气质是读书读出来的，也是他整个人的底色。
按照正常的路子走下去，评职称、涨待遇、带研究生、出成果，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但1990年发生了一件事，把这条路给硬生生截断了。而且不是断了一次，是断了两次。
1990年，王青松报了哲学系一位知名教授的博士生。成绩出来，全科第一。全科第一是什么概念，就是每一门课都是最高分，总分也是最高。按照正常逻辑，这种成绩进去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他没被录取。原因是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说法。就是没录上。
第二年，1991年，他又报了法律系的博士。还是全科第一。还是没录上。
两年，两次，两次都是拼尽全力，两次都是同样的结果。这事搁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更何况王青松那时候已经不是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了，是在北大教了好几年书、有深厚积累的人。全科第一却进不去，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它带来的结果比任何解释都实在：王青松开始对这条路产生了怀疑。这个怀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埋了好几年，最后把他推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1998年，张梅先走了。
她在北大教了很多年书，连续五年没评上讲师。在那个年代的高校体制里，没有讲师头衔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解释。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就摆在那儿，看得见，够不着。她选择了主动离开，而不是继续耗着。
两年之后，2000年，王青松也递了辞职报告。
两个人同时放弃北大的教职，在外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北大的教职啊，那个年代多少人挤破头都想争到的位置，更何况是一对夫妻都在里面。辞掉这份工作，放弃的不只是工资，还有户口、职称、社会地位，以及一整套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人生框架。
他们没有发任何公开声明，也没有详细解释过为什么。就是拿出全部积蓄，承包了北京郊区一座2500亩的荒山，开始干一件跟之前完全不沾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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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亩是个什么概念。
换算成平方米，大概166万平方米，超过230个标准足球场。承包这么大一片地，对于一对刚辞掉教职的夫妻来说，不是拍脑袋就能定的事。承包费、开垦成本、日常运营，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往里砸。
他们选的那片山在北京郊区，具体位置到今天也没公开过。山上大部分是荒地和坡地，没有现成的耕地，一切从零开始。他们雇了几个工人，一起动手，把荒地一点点改造成能种东西的土地。
对于两个此前从没干过农活的北大老师来说，这条路的难度不只是出力气那么简单。从规划土地、选作物、买农具，到看天吃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每一样都是从头学。但他们没观望，直接就动手了。这是王青松一贯的风格。
山上的框架搭起来之后，种的东西陆续有了：玉米、高粱、大豆、枣树、苹果树。同时还养猪、养黄牛、养骡子，黑山羊最多的时候有几百只。这不是随便撒把种子就完事的，他们搞的是一套自给自足的循环：地里种粮食和果树，粮食喂牲畜，牲畜粪便当有机肥料回到地里，整个过程不用化学农药和化肥。
两个人每天的劳动量，比在北大讲台上大了不知多少倍。教书备课坐着就能干，开荒种地喂猪牧羊，从早忙到晚全是体力活。一个在北大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一个拿着锄头在山坡上刨地的农人，这两个画面在王青松一个人身上叠到了一起。
见过他们那段时间的人说，这对夫妻的状态比在北大时反而更有精神。日子过得更苦，脸上却更有光。但这套体系也在一点一点吃掉他们带来的积蓄，一年一年，稳稳地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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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上过了几年之后，张梅怀孕了。
王青松没让妻子去医院，孩子是他自己接的生。这个选择在外面看来风险很大，但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孩子顺利出生，是个男孩，取名叫王小宇。
孩子出生之后，王青松定了一条规矩：山上所有工人不许对外说这事，谁说了谁就走人，保密的人额外给奖励。这个安排在外人看来有些神秘，但逻辑并不复杂——他们要把山上的生活保持在一个封闭状态里，不受外界打扰。
这一封，就是十多年。
王小宇在山里出生，在山里长大。三岁开始放羊，从没见过城市是什么样。而外界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王小宇的童年跟同龄的城市孩子完全是两个世界。没有幼儿园，没有早教班，没有课外辅导。他的玩伴是山坡上的羊群，他的课堂是山间的每一条小路。三岁放羊，听起来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但对王小宇来说那就是每天的日常。
王青松和张梅对这种成长方式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自然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感受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不会因为电子产品变得麻木，也不会坐在人群里感到空洞。这种逻辑在当时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但他们也不需要别人理解。他们在山上，外面的人也很难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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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万，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花出去的。
350万在2000年代初的中国是什么概念？那时候北京三环的房子大概三四千块一平米，350万能买将近1000平米。这笔钱主要是他们在北大工作多年攒下的积蓄，加上王青松早年开养生课赚的那部分。但维持一个2500亩的山场、付工人工资、买农资、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十多年下来，再厚的家底也经不住这样消耗。
具体花在哪儿了？土地承包费、工人工资、农具农资、日常开销，加上各种想不到的支出。单是维持几百只羊，每年饲料和兽药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土地开垦和长期维护的费用更是持续不断。这套体系运转的每一年，都在烧钱。
他们跟外界保持着相当程度的隔绝。没有互联网，不接受采访，不公开位置，不对任何人解释自己在干什么。当年的同事和学生，大多只知道他辞职走了，去了哪儿、过得怎样，没人知道。北大的圈子里偶尔有人提起他，也就一两句感叹，说这人走了条不寻常的路，然后各忙各的去了。
这种隔绝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积蓄在一年年减少，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在花光之前，没有回头。
推动他们最终做出改变的，是王小宇到了该出山的年纪。孩子在山里可以长到三岁、五岁、七岁，但总有一天要面对一个现实：他需要走出去，需要接触更大的世界，需要同龄的伙伴，需要系统的教育。这事拖不下去了。
王小宇一天天长大，教育问题成了绕不开的坎。王青松学识深厚，知识传授不成问题，但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建立同龄人的关系，这些山里给不了。父母可以在山里过一辈子，但孩子需要有选择的权利。这道关绕不过去。
他们最终下了山。
6
回城之后，王青松和张梅没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没去找北大恢复教职，也没在高知圈子里找个体面的位置。他们选了一条新路：把山上种的蔬菜水果放到互联网上卖。那个时间点正好赶上国内电商快速发展，有机农产品在城市里开始受到一部分消费者关注。他们的东西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全靠有机肥料和自然条件长出来的，有它独特的卖点。放到网上之后，陆续找到了一批稳定的买家。
从北大讲台到深山农场，再从山里的菜地到互联网销售，王青松走的每一步都没按别人预设的剧本来。
王青松后来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回城，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再次回到山里。他没说回城是失败，也没说山上的日子是一段必须结束的过去。在他的话里，回城只是这段旅程的一个中间站。
王青松离开北大那年，很多同届的同事正在评职称、分房子、谋升迁。二十多年后，留在体制内的人，有的走到了高位，有的过得平稳，有的在某个节点上碰到了另一种困境。每条路都有代价，只是代价的样子不一样。
350万花光了，山还在那儿，地还在那儿，那套在荒山上一点一点建起来的体系没有消失。王小宇从山里的孩子，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这些是事实，别的，各人有各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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