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9周年。为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及统一战线史的研究，加强青年学术人才培养，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26年5月3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上海抗战史青年学术论坛”。此次活动也是上海市社联2026年度合作项目。
与会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蒋杰教授主持。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孔祥俊馆长先后发表开幕致辞，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苏智良教授还回顾了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抗战史会议时的情景，勉励各位青年学者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潜心研究，勇攀高峰。此后，由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原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张云教授和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做主旨报告。
开幕式
张云教授的报告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他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倡导者，是因势利导的践行者，是忍辱负重的捍卫者。她所起的作用在当时的中国，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替代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不懈努力，才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忍辱负重，努力团结各方爱国力量，先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防止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维护了全民族长期抗战的局面，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保证。
马军研究员的报告题为“上海审判与东京审判之关联”。他在报告中对两次战后审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对比，并指出两者既有相同，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后，他提出在抗战史的研究中，学者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在对国外历史语境具有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将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研究。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第一场学术讨论。本场讨论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建标教授主持，马军研究员进行点评。
日本陆海军之间的长期竞争与有限合作，是影响近代日本对外扩张进程与战争行为的重要因素。复旦大学王昕颉以1937年淞沪会战中的金山卫登陆战为例，将分析视角下沉至战役实践维度，通过系统梳理日军兵力输送、联合训练到实际作战的全过程，观察实战中日本陆海军的竞合关系。研究发现，在两栖作战的特殊语境下，日本陆海军的既存矛盾并未消解，而是转化为责任划定层面的隐性摩擦。在此背景下，为达成作战目标，两军形成了权宜且高效的临时协同机制，既以高层协议提供合作框架，又通过联合训练强化作战能力，最终将有限的合作转化为巨大的作战效能。
信阳学院文星豪以武汉会战中的信阳战场为研究主题。他指出，早在全面抗战前，日本就通过各种渠道对信阳地区的信息进行窥测。此后，他进一步讨论了中日双方在武汉会战前的军事准备，分析信阳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指挥问题、中日的后勤差异以及中日双方在战术上的异同。最后，他认为信阳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失败，是情报、指挥、管理、单兵素质等多方面的差距，也是未能实现统一的落后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差距。同时，他也肯定了信阳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浴血奋战，对于阻滞日军攻略武汉，具有不可否定的价值。
东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琦，以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政府的冬季攻势为切入点，将研究视线聚焦于第三战区。在此次打击日军的行动中，第三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切断长江补给线。通过梳理第三战区在此次作战中的战略谋划、战术制定、主要作战经过以及作战成效，报告人指出第三战区在此行动中虽然遭受一定损失，但是部分达成作战目标。
全面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军事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对交通线的争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潘岩，以“冲击‘牢笼’：鄂豫边区新四军围绕公路的对日斗争”为题，讨论公路对湖北新四军发展的影响。潘岩指出，由于日军采取严密的封锁措施，第五师与新四军其他各部之间往往仅能在战略上相互配合，难以在战术层面上形成互动。在此背景下，新四军在交通斗争战术战法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战斗，持续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对日军在湖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为广泛开展交通斗争，新四军还注重统一战线的建立，积极发动工农力量参与交通斗争以及对伪军及伪组织开展统战工作。
第二场讨论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赵胜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文君副研究员点评。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韩洪泉的报告以“陈云与长征”为题。他以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陈云为研究主题，探讨陈云对长征的历史贡献。他从“亲历长征”“记述长征”“回忆长征”等三个维度，全面考察陈云对长征的历史贡献，系统梳理陈云长征文献的文本生产背景、版本流传变化和重要历史价值。
组建专门机构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红军的优良传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单孝虹指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革命斗争局势对红军群众宣传工作提出了新挑战，红军总政治部对东征部队群众工作作出新部署，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对东征中群众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参加东征的各部队在具体贯彻落实中又调整了群众宣传工作机构的组建模式，创新性开展了群众宣传工作，积累了至今都有借鉴价值的群众宣传工作经验。
中共四大纪念馆倪吉琳在报告中指出，长征精神的时代课题，重点在于“被转化”，而“被铭记”是其基本前提。报告人从长征精神的生成逻辑和内涵意蕴入手，深入阐释其时代价值，并围绕五个维度，探索新时代红色场馆及其工作者如何有效实现长征精神的时代转化。
甘肃省文物资料信息中心、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刘木子基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空间叙事优化视角，阐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当代启示。作者通过立足长征精神核心内涵，结合空间生产理论与甘肃段建设实践，从物理空间、建构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价值空间五个维度，剖析长征精神传播与阐释的现实困境，探索空间叙事优化路径，系统论述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当代启示。
第三场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段炼副研究员点评。
嘉定博物馆张行刚的“记忆重塑与决心唤起：淞沪战隙嘉定抗战文化动员研究（1932—1937）”，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间，这一段特殊的“战隙”时期为时间断限，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两次战役的重要战场——嘉定，着重讨论这一时期嘉定如何以地方历史记忆为根基，开展一场富有地域特色的抗战文化动员运动。报告人认为，这场运动以“记忆重塑”与“决心唤起”为主线，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与综合性特征，是一场以本土历史为根基、以教育界为主导、以多种媒介为手段的系统性文化动员。
地名远非简单的地理标识，而是承载历史记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竞争性空间符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俊豪的“抗战记忆与红色地名的政治象征——以苏北‘叶挺县’命名始末为中心（1946-1949）”，将研究视野聚焦于1946年4月中共苏皖边区政府将盐城县更名为“叶挺县”这一案例。报告人从历史语境、政治逻辑与记忆互动三重维度，揭示了抗战胜利后如何通过地名重构强化抗战集体记忆、革命意识形态与巩固基层政权。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靳胜昔的报告，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防空演习与美军空袭为切入点，试图呈现战时上海民众在空袭与防空语境下形成的复杂情感。作者通过梳理日记、诗歌、小报等多类型文本，展现市民在战时情境下的日常反应及其多重心理信息，阐释个体在战争压迫下对生存、战争的思考及非常态环境下展现的心理韧性，试图重建战争状态下民众的真实经历、心灵体验与观念意识，并凸显上海作为多元文化交汇地的独特社会结构。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世皓的“制造‘鬼子’：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电影宣传中‘英美鬼畜’形象的建构与传播”，试图揭示战时日本如何通过电影媒介，在国家制度、影像符号与观众接受三个层面协同视觉化建构“英美鬼畜”形象。作者认为“英美鬼畜”形象的形成是国家制造“敌人”、电影建构“敌人”、民众理解“敌人”的连续过程，由此构成了“敌人形象”的完整传播链条。并且，随着战局变化，通过电影建构“敌人形象”的策略被不断修改，而“敌人形象”的这种演变过程，事实上反映了不义战争背景下日本国家的法理困境。
第四场讨论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思言博士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陆昆博士点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联成为处置中日冲突的核心平台，其调处工作大体可分成三阶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泓璇的“九一八事变后法国在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调处——以10月24日决议案为中心的探讨”，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第二阶段不具正式效力的10月24日决议。报告人认为“10月24日决议”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恰恰是不具效力的“24日决议”深刻改变了国联调处中日冲突的方向与议程。同时，对这一决议案的忽视，从侧面映衬出作为国联理事会主席国的法国在调处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暴露了其“重欧洲、轻亚洲”的外交倾向与绥靖本质，凸显了国联集体安全体系的先天缺陷。
上海大学文学院王子鑫的“全面抗战爆发前涉日案件的中日交涉与战后清算——以中山秀雄事件为中心的考察”，通过梳理1935年中山秀雄事件的缘起与脉络，着重考察案件发生时的中日交涉与抗战胜利后该案的改判过程，审视中山秀雄事件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嬗变。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徐嵩的报告，围绕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对“科学”概念的认识与实践展开，探讨了蒋介石“科学”观形成的思想源流。作者认为蒋的“科学”观并不看重学理，而是注重将理念付诸实践，其对“科学”概念和相关词汇的论述适应于当时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和具体的政治需要。同时，作者指出蒋的“科学”观与其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不仅体现了蒋介石个人思想的局限，也展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传统与变革之间冲突的复杂性。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警元的“局部抗战开始前后小知识人的时局分析、个人境遇与行为选择（1928-1934）”，围绕王伯祥这一非党派人文学者展开研究。通过对王伯祥这一个案的深描，发掘人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凸显小知识人如何在家国命运与个人生存之间进行观察、思考与抉择，为理解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行为提供例证。
第五场讨论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单孝虹研究员主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桂强博士点评。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乃恩的“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重建干部群体研究”，以全面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组织干部群体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上海地下党重建干部群体的构成。报告指出，上海地下党重建干部群体的形成与恢复体现了五个特征，这五重特征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上海地下党复建干部群体的整体面貌。同时，上海地下党重建干部群体的形成与运作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一次根本性转型，即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屡遭破坏的“被动应对”，转向抗战时期组织严密、策略灵活、内外联动的“主动构建网络”。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英骏的“公开与秘密之间：孤岛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职员运动研究”，以上海商店、金融业等行业的职员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孤岛时期上海地下党职员运动组织体系的建设，职运策略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谣言本属信息的一种，由于其易于制造、传播速度迅疾等特点，自古以来便多被用于战争。中国政法大学钟源的“变实为虚与以实破虚：1937—1945年华北地区日本的‘谣言攻势’与中共的因应”，以1937-1945年间的华北地区为考察对象，探究了日军在华北地区“谣言攻势”的成因、生效机制以及中共如何应对并反制日军的“谣言攻势”，在话语的权力博弈中最终占据上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黄勇的报告以大中华橡胶厂为研究对象，聚焦统一战线工作的实施情况，揭示了统一战线工作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作用。通过这一案例，报告人指出统一战线不仅是政治动员的工具，更是构建资方对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推动民族资本企业向社会主义生产企业和平过渡的重要工具。
第六场讨论由中共四大纪念馆研究部负责人顾良辉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点评。
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王骏光的“小菜场、摊位争夺战与日本鲜鱼：抗日战争前上海虹口社会生活的变迁”，以抗日战争前上海虹口的日常史为研究对象，聚焦1914年至1937年间的虹口小菜场，考察中日小贩的矛盾与中日民众的互动。报告人通过观察小菜场、中日小贩、谣言与鱼摊的历史片段指出，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事件，具有自身独特的意义与逻辑。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玉清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社会救济的统筹机制与集中化进程”，分别从抗战初期的大型难民救济团体、1938年成立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与1942年成立的上海贫病救济协会入手，梳理抗战期间上海社会救济的集中化进程，分析战时救济工作的统筹形式与机制。最后，报告人指出难民救济协会与贫病救济协会的成立，是上海各界“刻意”整合社会救济力量的成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高彩云的报告，将研究重心放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上海高等教育，借助各地档案馆藏各校教职员名录，构建了微型数据库，量化统计了不同年份间师生的数量，进而从整体上评估抗战时期各阶段、上海各类院校办学的模式及办学成效，探索战时高校与国家、社会的复杂互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汪佳杰的“乔·法伦与孤岛外侨娱乐业”，借助乔·法伦这一典型的微观个案，探讨在抗战沦陷期的极端政治环境下，部分旅沪西侨，试图游走于侵略者与被占领者之间，利用地缘政治缝隙进行政治投机与经济牟利的特殊生存模式。研究指出，这种建立在治外法权特权、地缘政治缝隙与侵略强权庇护之上的灰色寄生生态，具有天然的依附性与脆弱性，在历史大势的碾压下必然走向覆灭。
第七场讨论由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陈俭馆长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思言博士点评。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韩星耀的“全面抗战时期时疫医院与上海卫生防疫建设”，将研究重心聚焦于时疫医院，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时疫医院为代表的民间医疗组织与上海卫生防疫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指出面对战时特殊环境，时疫医院依靠临时性、科学性、慈善性特点，适应了当时上海疫病治疗现状。同时，时疫医院作为一种华人社会的民间医疗机构，并没有完全被殖民者的权力改造所消解，从整个抗战时期的发展主流来看，时疫医院的民办和慈善属性始终是其鲜明的特点。
军队卫生勤务是军队后勤体系的重要环节，其体系的建立是现代军队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李泽巍，以“淞沪抗战期间国军的卫生勤务建设述略”为题，考察这一时期国军的卫生勤务建设。报告人认为，国民政府的卫勤体系呈现出一条从无到有，逐步迈向体系化的艰难转型轨迹。虽然国民政府面对近乎空白的卫勤体系仍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规划与尝试，但还存在着先天不足、管理混乱、人员欠缺等问题。不过，这些尝试也为之后抗战中卫勤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燕姣的“战时日本同仁会在沪医疗卫生工作再检视”，以同仁会在上海的医疗卫生活动为对象，考察全面抗战时期其实际运作重点与资源配置变化。报告人认为，同仁会的防疫与检验工作主要服务于日方军政机构内部，其在沪医疗实践对中国民众的直接助益有限，日本方面有关同仁会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通过同仁会的实践活动，作者认为战时日本在华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公共性目标并非主导，其核心逻辑更接近军事安全与占领秩序维护。
优秀论文奖获奖者领奖
分组会议结束后，苏智良、张云、马军、王建伟、单孝虹、赵胜、江文君、桂强等资深学者就本次会议进行了圆桌会谈。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中涌现出来的新方法、新材料和新观点进行了充分讨论。对于年轻学者的快速成长给与了肯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学术论坛对促进学术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论文，对于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统一战线史的研究具有一定助益。会议组委会经过深入讨论，在全面评估与会学者论文质量和临场表现的基础上，评选出此次论坛的优秀论文奖。王昕颉、刘木子、陈俊豪、汪佳杰、孙英骏、王子鑫、韩星耀等7名青年学者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苏智良会长、张云名誉会长等为获奖者进行颁奖。最后，前辈学者勉励年轻一代学人，继续深耕史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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