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两部源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电影前后上映。

一部叫《蒙特利尔,我的美人》(Montréal, ma belle),陈冲主演,华裔导演和晓丹自编自导。另一部叫《On sera heureux,直译“我们将找到幸福”,中文译名:明日之幸》,魁北克名导 Léa Pool 执导,剧本出自魁北克戏剧界泰斗 Michel Marc Bouchard 之手。

两部电影都发生在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都涉及同性情感,都围绕移民身份展开。

如果只看标签,你会以为它们讲的是同一种故事。

但其实,它们讲的根本不是同一种人生。

凤霞的蒙特利尔:夏天很长,觉醒很迟

先说《蒙特利尔,我的美人》。

陈冲饰演的凤霞,53岁,华人移民,住在蒙特利尔半辈子。丈夫、孩子、家庭——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一样不缺:一段没有爱的婚姻,一种被"妻子"和"母亲"身份牢牢捆住的人生,以及深埋在中西文化夹缝里、从未被正视过的自我。

然后她为了不被子女鄙视,以及融入本地,努力学法语,也遇到了卡米尔。一名年轻而反叛的姑娘,魁北克本地人,浑身散发着那种蒙特利尔夏天才有的自由和松弛。

凤霞内心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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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 出柜 "本身,而是一个53岁的女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活了半辈子,竟然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她过去所有的痛苦,包括文化的、家庭的、身份的都发生在内心。她不缺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件,她缺的是一次允许自己做自己的机会。

蒙特利尔在这部电影里更像一种情绪。老城的街道、夏天的阳光、法语和普通话交织的日常——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足够温柔的背景,让凤霞终于敢伸出手去触碰自己真实的欲望。

这是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故事。

Saad 的蒙特利尔: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明日之幸》从第一场戏就不一样。

Saad,一个年轻的摩洛哥人。他和伊朗裔爱人 Reza 从摩洛哥辗转西班牙、法国,最后偷渡到蒙特利尔港口。Reza 是从伊朗逃出来的,在那个国家,同性恋等于死刑,他的前任恋人已经被处决。

电影开场不久,有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细节:为了躲避欧洲难民系统的身份追踪,Saad在滚烫的铁板上设法销毁了自己的指纹记录。

从这一刻起,观众就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关于"找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能不能活下去"的故事。

Reza 面临被遣返回伊朗——回去就是死。Saad 走投无路,想出了一个危险的计划:去勾引移民部长的新闻发言人 Laurent,一个在体制内有实权的男人,试图借助他的关系为 Reza 争取一线生机。

这个设定本身就充满了残酷的张力。Saad 对 Laurent 的接近一开始纯粹是工具性的,但随着相处深入,事情变得复杂了——他发现自己真的被 Laurent 吸引了。Laurent 身上有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稳定、体面、不需要躲躲藏藏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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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Saad 被撕裂了。一边是 Reza,他深爱的人,一个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幽灵般的存在;另一边是 Laurent,一个可以给他安全感甚至幸福的人——但前提是他背叛 Reza。

Léa Pool 用一种非线性的叙事把这一切编织在一起。电影不断在时间线之间跳切:伊朗的暴力回忆、难民营的屈辱、蒙特利尔短暂的幸福瞬间——创伤和温柔交替出现,就像这些难民的真实心理状态: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刻,过去也会毫无预兆地涌上来。

电影里有一场戏尤其令人难忘。审查官要求曾在伊朗有婚姻史记录的Reza "证明"自己是同性恋。这个场景很真实,但在面临遣返即死刑的极端恐惧下,Reza无法在冰冷的官僚体系面前,将自己长年压抑的隐秘情感和生存挣扎,包装成符合西方刻板印象的“标准答案”。

而结尾,是整部电影最沉重的部分。为了让面临死刑遣返的 Reza 能够合法留在加拿大,Saad 做出了毁灭性的牺牲:他主动向移民局自首,承认了自己入境时使用了伪造的身份——这正是他当初在滚烫铁板上烧掉指纹试图隐瞒的秘密。在冰冷的难民审批体制中,这场“自首”成了一次残酷的筹码交换:Saad 用自己的“欺诈罪证”坐实了两人偷渡链条的突破口,从而以被遣返回摩洛哥为代价,为命悬一线的 Reza 换取了留在蒙特利尔的最后一线生机。

此前他去移民局更新难民身份的时候,移民官员曾冷冰冰地提醒他:你要知道,指纹是可以重新长出来的。这句话成了命运最残酷的预言——皮肤会愈合,机器总会醒来,他用烈火自残换来的“隐形身份”,在永恒的官僚系统面前不过是一场暂时的、徒劳的挣扎。

在他自首的那一刻,这个跨越半个地球、用尽全身力气试图逃离深渊的男人,终究还是被系统那只无形的大手重新捕获。这种“肉身终究敌不过机器”的西西弗斯式死局,让这场以命换命的毁灭,爆发出整部电影最令人窒息的古典悲剧感。

同样是痛苦,不在同一个层次

两部电影最核心的区别,其实可以用两个问题来概括——

凤霞问的是:"我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

Saad 问的是:"我有没有资格留在这里,成为自己?"

一步之遥。但这一步,隔着的是生存权。

凤霞的困境是身份认同层面的,更私人。她有合法身份、有工作、有住所。她需要克服的是内心的枷锁,包括文化的、家庭的、性别的。这些当然是真实的痛苦,但它属于一个已经"抵达"上岸之后的人。

Saad 连"抵达"的资格都没有。他面对的是移民系统的层层审查、难民程序的漫长等待、边缘群体之间因资源匮乏而产生的互相猜疑和举报,以及官僚机构那种礼貌却冰冷的拒绝。他的痛苦不发生在内心,而是发生在制度和身体之间。

一个关注内心,一个直面制度。

为什么魁北克电影总在拍"局外人"?

虽然在魁北克生活不足四年,但我也发现魁省电影存在一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创作脉络。

2011年的《Monsieur Lazhar,拉扎老师》讲的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教师,在蒙特利尔一所小学代课。表面上他在帮助学生走出前任老师自杀的阴影,实际上他自己正背负着战争、流亡和难民身份带来的巨大创伤。这部电影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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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Ru》改编自越南裔魁北克作家 Kim Thúy 的半自传小说,讲述越南船民少女经历海上逃亡、马来西亚难民营,最终移居魁北克的成长故事。学法语、适应新文化的同时,她始终被流亡记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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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尔及利亚教师到越南难民少女,再到摩洛哥同性恋青年——魁北克电影镜头下的主角,几乎总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移民、难民、性少数群体、原住民、社会底层。

这不是巧合。因为魁北克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局外人"。

在英语主导的北美大陆上,法语魁北克始终担心自身文化被稀释和吞没。长期处于边缘、长期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辩护,这种历史经验使得魁北克电影天然地对"不被接纳的人"抱有兴趣。

那些角色身上的孤独感,和魁北克社会某种深层的焦虑形成了奇妙的共鸣。

但如果再往深处看一层,魁北克的边缘感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北美殖民社会"无根性"的一个变体。魁北克诗人 Michèle Lalonde 在寂静革命时期写下过一首名为《Speak White》的诗,"讲人话"——英语世界对法语族群说:你要做文明人,就讲文明人的语言。这里的"white"不是肤色,而是一种权力架构。而北美本土学者提出过一个截然相反的概念叫 Grounded Normativity——扎根于大地山河的生活秩序——在这个视角下,"根"恰恰是殖民化社会被强行切断的东西。魁北克人在英语大陆上死守法语,原住民在殖民体系中重建文化认同,移民在异国寻找落脚之地——方向不同,底层焦虑却是同一个:如何在一片"无根"的大陆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根。

当《L'Amérique pleure》歌曲响起的时候
这种共鸣在《明日之幸》中达到了最动人的一刻。

影片中有一场戏:Saad 和 Reza 在蒙特利尔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时光,两个人暂时忘记了头顶悬着的那把刀。背景音乐响起的是 Les Cowboys Fringants 的《L'Amérique pleure,美洲在哭泣》。

对于不了解魁北克文化的观众来说,这可能只是一首忧伤的法语歌。

但对于魁北克人来说,这首歌的分量完全不同。Les Cowboys Fringants 是魁北克的国民乐队,《美洲在哭泣》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19年发行后被选为年度最佳歌曲。歌曲从一个跨越美洲大陆的卡车司机视角出发,讲述北美繁荣社会表象之下普通人的疲惫、孤独和失落。

但《美洲在哭泣》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法语歌。它是魁北克的当代精神图腾。作为被"美国梦"的繁荣叙事和数亿英语人口的汪洋大海孤立包围的法裔群体,魁瓜创作者在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天然带着一种文化母体随时可能消亡的破碎感。卡车司机视野里那条漫长、疲惫、不断失落的北美公路,唱尽了现代工业文明表象下普通人避无可避的孤独与下沉。

当2023年底主唱 Karl Tremblay 英年早逝,蒙特利尔市政厅为其降下半旗、省长痛呼"整个魁北克都在哭"的时候,这首歌彻底变成了这片土地最深层的群体记忆。

所以当它在电影里响起,发生了一件极其微妙的事情——

Saad 作为一个摩洛哥难民的个体悲剧,被顺理成章地嫁接到了魁北克的公共情感之上。那个在滚烫铁板上烧掉指纹的偷渡者,与那些在英语世界包围中死守母语的当地人,在这一刻共享了同一种"无处容身"的流亡感。

这就像中国观众在贾樟柯导演的电影里听到某首配乐,又或者听到崔健的《一无所有》,当音乐响起的瞬间,个人的故事突然接通了一整代人的集体经验。

Saad 不再只是一个摩洛哥难民。他的孤独,突然和魁北克人的集体情绪接通了。

观众意识到:他寻找的不仅仅是一张身份证件,而是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并不是移民独有的缺失。即便生长于斯,人们同样在迷惘中寻找真实的落脚地。

魁瓜剧作家 Michel Marc Bouchard 写出这个场景,瑞士裔导演 Léa Pool 选择在这个时刻用这首法语歌——顺理成章,却也是整部电影最聪明的一笔。它把一个移民的私人悲剧,无声地嫁接到了魁北克的公共情感之上。

看见不同的命运,更关注如何找到自己的根

把《蒙特利尔,我的美人》和《On sera heureux》放在一起比较,很容易发现其差异。

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观众,来自不同的创作传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作为第一代移民,华人导演和晓丹拍的更接近海外华语移民社群的自我表达——一个中年女性在异国他乡的迟来觉醒,私密、温柔、属于个人内心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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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a Pool和Michel Marc Bouchard作为魁瓜,则是把新移民的个人命运放进魁北克的社会结构里去碾压,让你看见僵硬官僚的制度如何碾碎一个人的爱情和尊严。

但两部电影最终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当一个人离开了熟悉的世界之后,他究竟还能在哪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也许正因如此,移民、难民、同性恋者以及各种边缘人物才会不断出现在魁北克的银幕上。他们不只是代表某些特殊群体。他们其实映照的是现代社会里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处境:

每个人都在寻找归属。

而归属,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