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多元文化缝隙中游走的“怪青年”。他拿起麦克风，化身“说唱的列宁”，用一种极其叛逆又极其认真的方式向世界输出属于“Z世代”的反帝与马列叙事。
1993年出生的钟翔宇，他的父亲是韩国华侨，母亲来自中国台湾省，他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度过了24年的青葱岁月。然而与想象不同的是，在令人迷失的“美国梦”摇篮里，他不仅没有憧憬，反而在那里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怀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就在不久前，特朗普5月刚刚访华后，美国暂缓了对台军售，这一举动再次掀起了台湾岛内的“疑美论”浪潮。事实上，早在2023年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钟翔宇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连自己国民都不管，凭什么让我相信它会保护台湾？”
近期，钟翔宇再次接受了观察者网的连线对话。这位平时在嘻哈节奏里批判世界的青年，冷静且深刻地剖析了他心中美、陆、台三地的形象变迁：“美国梦的滤镜”逐步破灭，其外强中干的虚伪外交暴露无遗；中国大陆的崛起如惊涛骇浪，在多极化时代愈发稳固自信；而宝岛台湾的“疑美”情绪正急速升温。
以下是他与观察者网的对话全文。
观察者网连线钟翔宇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美国霸权衰落的直接表现，就是“美国梦”幻想的破灭
观察者网：翔宇你好，你在美国长大并生活了24年，能否谈谈你眼中的美国是什么样的？这24年间你感觉到美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钟翔宇：我是1993年出生的，1990年代的时候年纪还小，所以对2000年以后的事情印象反而更深。我个人觉得“9·11”事件是一个转折点。1990年代社会的整体氛围比较乐观，但从那以后，整个社会仿佛一蹶不振，乐观情绪不复存在。后来的金融危机更是让美国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前。无论是通货膨胀、生活水平，还是社会治安，我都能感到不如过去。
观察者网：这是你在美国和大家交流后，大家的一种普遍感受吗？
钟翔宇：每个人的感受肯定不一样，在美国尤其如此。拿我家人来说，我母亲在美国经营中餐厅。近几年来，餐厅虽然客流量持续增加，但利润反而变薄了，因为各种成本都在上涨，包括房租、肉类、蔬菜、鸡蛋等原材料的价格都显著提高。因此，每次调整菜单价格都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我母亲和她的合伙人都希望价格能够反映成本，否则生意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又必须顾及顾客的感受，不能让人感觉价格变得过于不亲民。这种压力在近几年尤为突出。
在治安方面，不同地区的情况有所差异，但大家对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防备心理，或多或少都比过去更强。我家里三年前就发生过一起案件。当时，我母亲的房子遭遇入室盗窃，整个房子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外公送给母亲的家传饰品，比如手环、金项链等，都被偷走了。这些东西的经济价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还是纪念意义。
此外，我小时候喜欢收集有瑕疵的钞票，小偷可能看到一叠钞票，不清楚是什么，也顺手拿走了。据警方介绍，这类案件在某些地区被归类为针对亚裔小企业家的系列住宅盗窃案，涉及多个州。一些犯罪团伙会特别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模式。
美国的反亚裔歧视抗议活动
不少亚裔小企业家，如经营餐厅、洗衣店的，现金流较高，家中常会存放一些贵重物品。犯罪分子有时会在卖场外观察，通过购买物品推断对方的职业。例如，我母亲去超市买了几桶食用油，很容易就能看出她是做餐饮的。可能正是那时被盯上，成为了目标。不法分子锁定目标后，会观察一段时间，摸清作息规律，待到认为安全时再动手。
事发后，我母亲第一时间报警，但至今已过去三年，嫌疑人仍未归案。这类针对亚裔住宅的盗窃案目前仍在发生，且覆盖多个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美国的治安状况确实不佳；第二，美国政府对待亚裔群体的关注明显不足。
这就引出了种族关系的问题。种族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不同族群、不同地区，甚至不同世代的感受差异都很大。对于华人或其他亚裔而言，即所谓“黄种人”，我们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被特别针对，而是一种被忽视。即便华人遭受压迫，也很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或被公共讨论所涉及。所以对我们来说，种族矛盾这个层面并没有所谓的“变好”或“变坏”。
不过，从整体美国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张力往往并非自然形成的误会或冲突，而是被人为放大、重新包装，转化为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不同群体可能被引导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进而觉得“只有投给某个政党才能保护自己”。白人群体大致一半支持共和党，一半支持民主党。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或黄种人数量一直不多，算不上重要的票仓，因此没有任何政党感到有必要争取我们。但其他族裔则不同。例如，拉美裔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一个政党能让拉美裔相信“这个政党代表了你们的利益”，那就能获得20%的选票；黑人群体也约占15%。而亚裔比例太小，所以政党没有动力关注我们。
观察者网：作为一个90后，你会不会听你的父母或是身边的朋友提到“美国梦”？这个概念认为，通过个人的勤奋工作、勇气和创意，任何人都能在美国获得更好的生活与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现在，高昂的通货膨胀、沉重的债务压力和加剧的贫富差距让许多美国人感到过去“美国梦”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对此，你有没有什么切身体会？
钟翔宇：对于非美国本土人来说，“美国梦”的核心就是大家过去觉得美国有很多机会，它建立在一种关于机会上升和社会流动性的想象之上。在过去某段时间，它或多或少是有现实基础的，不少移民在美国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当然也有不少人失败。但今非昔比，今天的美国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换一个层面来讨论，把“美国梦”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这一身份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也正在破灭，这一幻象正在被打破。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社会撕裂日益加剧，包括前述的种族矛盾、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等问题不断加深；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言行之间的落差也越来越明显。
以中东地区为例，美国曾宣称其行动是为了“捍卫人权、捍卫民主、捍卫普世价值”，用这类意识形态来包装其干预政策。结果这些地区变得更好了吗？答案有目共睹。当前，巴勒斯坦正面临种族灭绝的危机，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使许多人终于开始觉醒，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
在此背景下，美国民间出现了一个显著趋势：干预他国内政的意愿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将资源持续投入海外冲突或用于支持所谓“盟友”，究竟是否必要。因此，我认为所谓的“美国梦”及其破灭，与美国的霸权地位动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反思：台湾问题与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究竟有何直接关联？在美国自身内部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是否还应承担高成本的外部承诺？这类问题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人开始反对美国干预他国内政的背景下，这些人大多以右翼自居。而不少以左派自居的所谓“白左”，在某些国际议题上反而表现出更强的介入主义立场，甚至主张更为直接的军事或战略承诺。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组织中有一位巴勒斯坦裔女性卡特·阿布加扎莱（Kat AbuGhazale），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她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其主张的介入主义立场比右翼建制派更为激进。
总体而言，可以将“美国梦”与美国的霸权地位视为紧密绑定。一旦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动摇，“美国梦”的幻象也将随之破灭。
美国梦一去不返
观察者网：你在嘻哈音乐创作中融入了马列思想，有一些人将你称为“反帝评论家”。首先想问问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思想的？在学习了这些思想后，你是否会用它来更好地理解美国社会？
钟翔宇：因为我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我接受到的教育是：共产主义不可行，它只是一个理想。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很美好，但现实中却行不通。但我后来就不由得思考：如果共产主义路线注定失败，那为什么美国要投入这么多资源去推翻这些国家？如果它在现实中走不通，放任它自行消亡不就行了？
我从小被灌输这套理论不可行，但从未真正接触过它本身。直到我上大学，当时我主修经济学，其中一门是比较经济学。我们学习了苏联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也花了很长时间研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等内容。
我记得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教授——他来自埃塞俄比亚——问了我们：“你们有读过《毛泽东选集》吗？你们真正了解过毛泽东的政策吗？”全班陷入了沉默。
他随后说道：“没有前面的建设，后面哪来的改革？没有经济基础，哪来的经济奇迹？”他还指出教育的普及化等问题的重要性，并反问我们：“为什么其他国家做不到中国所做到的事情？”最后他说：“Study Mao, I like Mao。”（“研究毛泽东，我喜欢毛泽东。”）
毫无疑问，他的这番话引发了我的好奇。起初，我通过课程阅读了一些邓小平的著作。随后我意识到若要深入理解，一定要阅读《毛泽东选集》。读完《毛选》后，我也尝试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但感觉距离当代较远。不过后来我发现，先读《毛选》，再去理解斯大林、列宁、恩格斯、马克思的著作，反而更容易入手。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曾经阅读过一些关于脱北者的书籍，并与父亲进行讨论。我的父亲是韩国华侨，他并非亲朝鲜立场的人士，但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些内容是真的？”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朝鲜的真实状况，所以不会轻易相信这些书籍上的内容。而我的爷爷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身处汉城。父亲告诉我：“你爷爷跟我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都不扰民，欺负老百姓的是美军。”他说，因此关于朝鲜的各种说法，听听即可，除非亲眼所见，否则很难分辨真伪。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思想上的冲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太会轻易相信西方主流媒体的叙述，也因此更愿意去接触那些在美国可能被视为非主流的观点。
观察者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钟翔宇：是的。
中国崛起我一点不意外，意外的是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观察者网：你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你眼中的中国大陆最初又是什么形象？能否结合你的身份和经历，谈谈你的观察？
钟翔宇：我父亲的祖籍是山东，母亲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家里就教育我，我们是中国人。从小到大，我几乎每年都回台湾过暑假，在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多数老百姓都普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这样的环境让我自然而然形成了相同的身份认同。
我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他在1982年就去世了，但我父亲经常跟我讲爷爷过去闯关东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具体的入口，让我第一次从个人家族的角度，了解中国大陆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与艰辛，也让我更能理解那条走向复兴的历程在现实中的重量。
其次，我父母的很多朋友也都是在美国中餐厅圈子里的人，其中不少是从大陆过来的。要知道，在美国，不管是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只要大家都是做中餐厅的，基本就经常走动。我也能听到他们讲述许多各自家乡的故事。那时的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两岸会处于分裂状态，但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尤其在美国，其实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差异更多。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1997年香港回归。那时候我还小，但我父亲非常高兴，甚至把家里的车牌改成了“4HK1997”，意思是“For Hong Kong 1997”，以此纪念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回到你的问题，中国大陆在我心中的形象可以说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前面我说过，我祖上是“闯关东”到的朝鲜半岛，所以我从小听到的就是关于中国曾经弱小、无法保护自己的故事。再加上生活在美国的缘故，关于中国的报道也都是围绕中国如何欠发达。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是在2005年，当时我12岁。那时感觉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方面确实还有一些差距，但毕竟年龄还小，不太懂得这些事情。然而我心里有一种直觉：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强大，会富裕起来，甚至生活水平会超越美国。我不知道这种直觉从何而来，但它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崛起对我而言并不意外，只是小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迅速。
我依然记得当时我去到北京，第一次看到紫禁城，就觉得“哇，这些地方就在我眼前”，这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后来网络越来越发达，我也看了很多视频，YouTube也在那时兴起。2007年我又去了一趟大陆，那时的我就感受到：中国大陆是一个很正常的地方，并不像美国媒体所描述的那般“黑暗”。因此，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后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之前接触到的信息确实是在歪曲中国。
也正是因为我从小就去过大陆，亲眼目睹了它的高速发展，同时也结交了不少大陆朋友，所以我始终能够听到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的关于中国的声音。这就像是在“接种疫苗”，对于那些抹黑中国的信息，我会自动“免疫”，不会轻易相信。
同时我也觉得，尤其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人也不了解美国。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社会福利很好等等，不少人信以为真，结果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观察者网：看到今天中国的崛起，你内心当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如今中美正处于战略竞争阶段，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
钟翔宇：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富国强兵，不再受制于外国。中国的崛起让我感到一种民族尊严的回归。
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的崛起，我们才有了和美国上桌谈判的底气。目前，美国的石油美元体系已经走向尽头，美国的国运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疑美论”开始出现。
我从十几年前到现在一直坚持一个观点：美国从来不是为了保护台湾，最多只是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我们看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其内容设计得非常清楚——它保障的是对台军售和“严重关切”这类政治表态，但并没有任何防卫承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前段时间特朗普访华，比起特朗普说了些什么，其实我更关注特朗普没说什么。
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访华时，首要讨论的是亚太安全问题，例如日本、菲律宾等。但这一次，双方为何没有公开讨论这些议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美国或许已经没有足够的本钱去处理那么多事务了，即使它想管，也管不过来了。因此，无论是俄乌战争的持续，还是阿富汗撤军的方式，美国“可靠盟友”的形象已经被它自己毁掉了。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怀疑：在高成本的冲突情境下，美国究竟会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持？
过去我说美国不会帮台湾，他们说我疯了，如今啪啪打脸
观察者网：翔宇你现在身处台湾，能否谈谈这些年你观察到的台湾社会的变化？你前面提到台湾社会“疑美论”正在加速扩大，具体情形是什么样的？
钟翔宇：举个例子，十年前我对朋友说“美国不会出兵帮助台湾”，或者说“美国没有保护台湾的意愿”，很多人会觉得我疯了。他们会问：“你的信息从哪来的？”我回答是基于我自己对美国的观察。他们往往会说：“怎么可能？美国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我就反问他们：“那美国背叛了它的所谓‘朋友’多少次？”
但这几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需要再主动说什么，身边的人会自己说：“如果赖清德当局踩到红线、引发战争，美国不会管我们，也不会来帮忙，美国正在掏空台湾。”同样的一群人，过去觉得我是疯子，现在却主动说出类似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赖清德当局才会宣称“‘疑美论’都是敌方的政治宣传，不可轻易相信”，甚至给每家每户都发宣传手册。
钟翔宇向观察者网展示民进党当局发给每家每户的小册子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为什么同一群人会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你认为都有哪些原因？
钟翔宇：一方面，中国大陆的软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已无法否认。另一方面，美国的信誉正在破产。过去人们之所以那么自信，觉得“一切都没问题”，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可靠的盟友。但经过俄乌战争、阿富汗撤军等一系列事件后，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它到底是盟友，还是一个只收保护费的帮派分子？越来越多人认为“台湾正在被美国掏空”，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
大家嘴上常叫“美国爸爸”，但其实心里都明白。虽然在台湾地区可以自行选举领导人，但重大决策实际上由美国主导，这早已不是秘密。为什么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候选人在参选前要去美国？仿佛是过去应聘工作、参加面试。
过去许多人虽然知道这些事，但不会公开讲得那么直白。就像蒋经国时代，大家心里清楚“反攻大陆”已无可能，但在公共场合仍然高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类的口号，因为那是政治正确。然而当这层幻象破灭之后，什么话都可以谈了。
用一句话来说大概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正逐渐从“小确幸”式的生活状态中觉醒，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台湾的未来究竟应该走向何方？而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两岸关系。我认为民进党当局发放这种宣传手册，反而是一个好的迹象。虽然看了觉得有些可笑，但这未必是坏事，因为这说明他们真的急了。
观察者网：你在台湾有服兵役的经历，能否谈谈你身边观察到的人，对于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宣传都是怎么看的？
钟翔宇：抛开民进党的“青鸟”基本盘以外，我觉得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大家最不希望的就是像乌克兰那样，卷入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所以大多数人思考的问题不是“打仗了怎么办”，而是“怎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
我朋友的一个朋友，是00后，起初收到兵单要去当常备役的时候，他是蛮期待的，希望投身于“抗中保台”。结果退伍后他说：“我们还是不要打仗了，打不赢。”就是他当了兵以后才恍然大悟，觉得要靠台军来“抗中保台”是真的不行。
所以我觉得台湾地区的征兵制度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台湾人亲自体验过之后了解到，我们是真的打不了仗。救灾可以，打仗远远不行。
观察者网：你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有什么想法或期待？
钟翔宇：其实我去到大陆多次后，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我感受到大陆年轻人对台湾的感情其实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对两岸统一抱有期待，也相信绝大多数台湾人本质上是善良的同胞。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到一些对大陆抱有强烈敌意、甚至否定中华民族认同的台湾人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失望感，觉得自己的善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
这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不少大陆网友对台湾社会的发展方向感到遗憾，甚至困惑。
要理解今天的台湾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政治氛围，需要了解台湾内部的历史背景。
民进党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原本可能指向阶级问题的社会不满，转化成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国民党威权时代的权力核心确实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外省精英，因此许多本省人产生了“台人治台”的期待，这一点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民进党背后的许多精英，恰恰是日据时期欺压本省百姓的那群人，他们与普通本省民众之间同样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却垄断了本省人的话语权。随后在政治动员中，这种本应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被重新包装成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于是，许多本应向上追问的问题，被转化成了横向的身份对立。
后来，随着省籍矛盾逐渐淡化，新的政治叙事又建立在两岸对立的框架之上。因此，很多社会问题继续被解释为“大陆因素造成的问题”，而非台湾内部权力结构的利益分配问题。
我认为，台湾今天出现的身份认同分歧，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结果。许多台湾民众未必对大陆有强烈的敌意，他们只是成长在一个特定的信息环境里，对大陆产生了某种不同的认知或理解。
不过，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两岸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越来越频繁，这是一件好事。过去双方往往通过媒体了解彼此，而现在普通人不用到对岸，直接通过手机和社交平台就能沟通。因此我相信，只要双方能够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增进理解，多了解彼此真实的一面，很多误解和偏见就有机会逐渐化解。
所以我认为，两岸关系的未来，最终不仅取决于大陆与台湾地区的高层交流，也取决于两岸人民是否愿意重新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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