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之后，“网红校长”的标签依然跟随着唐江澎。
日前，唐江澎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如果我的那些话，确实让学生多些机会运动了，能多阅读经典了，高三也能放声高歌了，哪怕只是让教育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有了一点点变化，我心里就满足了。”
2021年，他在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关于“好的教育”的发言意外走红，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番话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几年后，有朋友给他发来一张照片：在新疆一所偏僻的小学里，墙上赫然写着“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这句话，正是出自唐江澎之口。那些他说过的话，已经传遍大江南北，飞入偏远山乡，最终落进了教育者和孩子们的心里。
谈及高考的意义，唐江澎认为，高考是我国人才选拔的基础性制度。他至今仍无法想象，还能有什么方式能被全民共同接受来选拔人才。因此，未来高考改革最不能丢掉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性原则；最大的问题是，突破唯题唯分评价模式的力度，尚不足以让“指挥棒”发挥出预期的积极导向。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唐江澎。受访者供图
谈高考：没有比为梦想奋斗更痛快的事了
澎湃新闻：每年高考期间，大家总会被一些感人的画面或故事戳中，尤其是那些来自普通家庭孩子的努力。您觉得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和心态？
唐江澎：我自己也是从落后地区走出来的，在我教学和当校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感人的情景。有一个孩子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给他发了一个大大的地球仪作为奖励。颁奖时，是一位老父亲来领奖。结束后，我在操场边发现他没办法把地球仪放到他的小电瓶车上，他就一边抱着地球仪，一边推着电瓶车向前走。我很感慨，问了他家在哪里，安排了学校的车把他连带地球仪都送回了家。
还有一个孩子，成绩提升幅度特别大，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学校给他发了一个大拇指的雕塑。他的母亲是位单亲妈妈，对我说：“校长，这个奖杯记载着我们母子俩这三年的奋斗。今后无论搬多少次家，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告诉下一代，不管起点怎样，只要奋斗终会被点赞。”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
澎湃新闻：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家长很重视孩子的付出和取得的荣耀，这也是一个家庭共同的奋斗。
唐江澎：有一位杂文家曾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比在18岁的时候，为自己未来的前程辛辛苦苦付出一场更痛快的事了。”高考其实是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是件好事。人都是在一步步走上更大的平台中得到发展的。没有比为梦想而奋斗更痛快的事了，我还是非常欣赏这句话的。不止是为升学，为心中一切所爱、所梦去努力都会收获痛快的体验。
澎湃新闻：您认为，在不同的时代，高考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唐江澎：高考作为中国人才选拔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当我们今天讨论它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恢复高考的巨大价值和意义。那种全民精神振奋、人人向往梦想的场面，堪称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
6月1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简称“港中深”）和许多教授、专家、院士交谈，他们回忆起往事，都会由衷赞叹是高考改变了他们人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国家整体的命运。前些日子，徐扬生校长也脱口而出：“没有高考，我可能不会成为港中深大学教授。”我想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转机。
所以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都在想：高考制度是我们国家人才选拔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曾经并且正在为人才培养和选拔发挥着巨大作用。如果现在说高考需要改革，那是对考试方式、选拔标准、录取形式的一种完善，而不是要把这项制度抛弃掉。我到现在仍然无法想象，还能用其他什么方式，能为全民共同接受地来选拔人才。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谈文凭：更多指向学习的能力
澎湃新闻：大家也会讨论，是不是高考对上几代人的改变会更大一点，对现在这一代人改变没那么大了？您觉得当下高考的功能有没有发生哪些细微的变化？
唐江澎：这是应该看到的。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头部企业，以自己技术认定的方式直接录用人员，不以学历为门槛，这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考那种“固定评价、固定门槛、固定职业”的模式。它的灵活性事实上将唯学历变成了重才能，这种模式对现行高考制度是有意义的“破局”。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高校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的问题，导致一些大学毕业生就业不顺利，只能去选择那些其实不需要上大学也可以就业的岗位。但这不能说明高考制度的失败，只能说明这种人才选拔的标准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不适应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和变化。
我是这样看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标志你能力的凭证。当这种凭证过去依托文凭时，它的含金量主要指你学习的经历。而今后文凭的含金量，可能更多指向你学习的能力。就像现在国际上有许多证书，它设置的门槛不以你是什么大学毕业为前提，更多是看你是否达到了行业应有的专业标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学历。这张文凭会因为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提高它的学力含量，而依然闪闪发光，不至于黯然失色。
澎湃新闻：现在大家可能会用一种更平和、更多元的心态来看待高考，也可以说是“平常心”，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唐江澎：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当那种“固定分数-固定大学-固定职业-固定薪酬”的路径被市场破解了之后，人们对高考那种寄托全部希望的执念是会消解的。同时，一人公司、自主创业，就业的多元化、多路径，也会让人们更看重能走通的那条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原有体制的存在，在许多职业场景中，仍然有学历门槛的存在，这其实也是在推高学历在就业中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我看到一个观点，说受教育不是仅仅为了更好的就业和发展，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您认同吗？
唐江澎：受教育的全部目的有两条。第一，是获得个人的幸福。你经受了良好的教育，人格得到提升，而优秀的人格便是在为你幸福的人生奠定基础——幸福是以优秀人格为前提的。第二，教育可以使你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去创造社会价值。我在两会委员通道上也说过，“以优秀的人格赢得个人幸福，造福国家社会”。
其实，这句话一方面讲的是，教育的个人目标是赢得个人幸福；另一方面，你要有社会价值的创造，要建功立业，服务于他人、贡献于社会，在服务与贡献中获取报酬，赢得尊重。
如果有人说，一个没有经过相当教育、没拿到文凭的人，就不能获得个人幸福或创造社会价值，那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也得说，如果你没有这些，你为获得幸福或奉献社会，可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辛苦。
谈好的教育：AI时代，“四个者”更凸显价值
澎湃新闻：您之前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点火遍全网，这几年对于何为“好的教育”，您又有哪些新的补充和理解呢？
唐江澎：网上有很多视频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天津的一个视频，视频中，一群将近百岁的老者在谈教育，每人说了一句，说的就是“四个者”（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还有一个朋友发来的照片：在新疆一所偏僻的小学，墙上就赫然写着“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四个者’”。这让我很感慨，我并不觉得这是由我个人提出的什么主张，而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全民在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时所形成的一种定义与认同，体现了一种社会共识。
进入AI时代，当机器越来越智能化时，人要挺立于AI的前面，就必须具备人的关键品质。在AI彻底参与社会分工后，许多岗位被替代，人会更关注自身精神的丰盈和完好。这种情况下，“四个者”更凸显它的价值与意义。
比如成为“终身运动者”，有这几层含义和意义：
第一，让运动成为生命的一种状态、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为健康而做的锻炼。运动是行走于“三山五岳”，去攀登、去跨越，让生命在广阔的世界里游历。
第二，运动所累积的身体资本，是人的最大资本。
第三，运动所形成的自信，是人所有自信的来源——身体自信是了不起的自信。
第四，运动勃发的生命活力，是最动人的魅力。
所以终身运动不是被逼着天天锻炼，而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状态。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让学生生命舒展、精神蓬勃；让学生在运动比赛中，面对挫折、赢得挑战。
“责任担当”，主要是培养一个人的责任感。现在责任缺失是个大问题。一个人的道德起点是感恩与善良，基于此构筑他的利他心，让他在服务他人中感受“被需要”，在“被需要”的过程中担当家庭、社会、职业的角色，并实现个人价值。我们现在的教育话语很多指向利己性，比如“要考好大学，找好工作，得更多报酬”。这些不能否定，但也必须加上：我们获取好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他人、贡献社会、造福人类。一个人如果格局太小，境界太低，心里只想着自己，没有他人、国家、天下，就不会考虑该担什么责任。
在锡山高级中学，我们把学校模拟为一个城市，设置成学生们必须面对的岗位情境，具体设定你要担什么责，比如分发报纸、担任食品检验检疫员等等。一个家庭培养孩子也是一样，只让孩子学习，啥家务都不让做，只要分数拿回来就行，这便是在培养极端不负责任的人。
至于“问题解决者”，我想说，在AI时代，首先要把学生培养为“终身阅读者”，用阅读来为学生构筑强大的精神支持系统。一个人阅读的品级，决定他生命的精神层级。当然，现在也开发AI阅读，构建专属的精神财富大模型。但长期以写作文为导向的阅读，或以做阅读题为目的的阅读，都不是真正的阅读。真正的阅读是读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关于人生、天地、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获得思想的启发与人生的智慧。这是培养“问题解决者”的基础，你必须有世界观、眼界和格局。
第二要强调动手实践。以刷题为主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动手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说的教育，包括“脖子以上的教育”和“脖子以下的教育”。手不协调、缺少创造力，无法成为问题解决者。更大的问题是，做题给学生设置了虚假的成长环境，让他们误以为解得出试卷上的题就能解决了人生难题。这是极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推进科创教育，以工程为核心，提高学生动手实践和创意创制的能力。“问题解决者”，就是一事当前，不是怨天尤人的抱怨者，也不是一筹莫展的无为者，而是用智慧创造方案的问题解决者。
培养“优雅生活者”，实际上是对人的丰沛情感的培养，关注审美，更关注情感。有教授谈到现在一些大学生存在一些问题，“不社交、不激动、不恋爱”，归结于高中的培养模式。深层问题是精神的或情感的冷淡、麻木。这种问题的背后，是我们的学习是为了周考、月考、期末考，中考、会考、高考一个个阶段具体目标的达成，长此以往学生会变得极端功利和短视，把生活分成了“有用的”和“没用的”，这样人生的趣味就没了。
当你把生活中的物物事事、时时处处都与成绩分数关联，这个世界对孩子就只有那种简单的意义。例如，到大学里，绩点是有价值的，其他是没有价值的。我到很多大学里看到，许多大师、学者精彩的讲座，不再是座无虚席，而是处处空位。这说明，一些大学生的生命没有开“无用的花”，而是处处与功利相关联，这是情感冷漠的重要原因。所以培养“优雅生活者”，就是要培养一个有激情、有兴趣，能知道并享受生活之美与快乐的人。这在AI时代恐怕更为重要。
澎湃新闻：确实，现在很多人工作后也在反思，要做一些“无用”的事情去寻找意义，而不是把生活和工作分得那么“有用”和“无用”。
唐江澎：跟你讲个有趣的事。我退休后也挺忙，经常全国各地参加学术活动或讲学。但在匆匆忙忙的行走之间，我总得寻找点生活的乐趣，不然，老是坐高铁飞机，身心疲累不堪。所以我常常到一个城市，常从住处走出来，去寻找有烟火气的街巷，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去那种小摊小店“苍蝇馆子”享受一下，满足你对生活丰富性的向往，这种体验就觉得挺好。
谈“网红校长”：凝聚教育的共识是好事
澎湃新闻：很多潜在的变化在发生，在一些偏远地区都能看到您对教育理解的标语。语言和思想的触达，改变了许多人。您在这里说的一句话，可能连很偏远地方的孩子都能听到，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前几年大家习惯叫您“网红校长”，顶着这个头衔，您会觉得身上有什么压力或者责任吗？
唐江澎：我起初比较反感“网红校长”的称呼。校长要安静地办学，不要刻意制造话题，也不必去扯什么“网红”。但既然已成事实，就想着用这种影响力让人们接受、认可或是讨论一种教育理念，去凝聚社会关于教育的共识，这未必不好。现在许多学校领导对我说，想来想去还是你提的育人目标好。如果借助网络影响力，确实让我们的学生运动多了，参加公益活动多了，阅读多了，高三也能放声高歌了，哪怕有一点点变化，我都觉得好的。对此，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或负担。如果大家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学校的状态和孩子的状态都会更好一些，是一件很好的事。
澎湃新闻：卸任锡山高中校长后，您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从大学的视角回看基础教育，您觉得还有哪些积极的调整空间，可以更好地引导中学教育走向健康发展？
唐江澎：港中深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他们的管理模式、学术体制都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这两天我们研究所就在大学里办优秀高三班主任的研讨会。我请了郑永年教授来给中学班主任讲中美关系，除了扩展班主任的视野之外，我还有另一个用意：让班主任们真切地感受，知识生产、构建人类精神体系，永远是大学的使命，也是学习文科的价值所在。
我还请了唐本忠院士，他来谈“AI产业五层蛋糕模型”，谈理工科的学科发展。其实，现在中学老师对大学的专业，特别是现代学科体系和未来发展前景并不很了解。老师可能就教那几个知识点，但这个知识点在人类科技历史和未来社会发展中到底有什么价值与地位？我们通过他来介绍，就给老师们构建、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图谱。我们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更多应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当中。
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是全人教育的一个范式。在书院文化的熏陶下，或许能让我们的高中教育从“更关注分数”转向“更关注育人”，带来有益的启发。所以站在大学角度看，我们的中学教育可能要更强调关注前沿科技发展，更强调对人类知识创造历程的回望，也要更强调通识教育来奠定个人发展的基础。
澎湃新闻：我们也要说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和老师认同您的教育理念，但是现实中他们做不到，他们不敢放松，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唐江澎：这个很正常。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有时候我们在谈理想的时候谈得太茫远、太空泛，或者只有批评指责，而你自己在实践中都做不出来。你在倡导那些过于茫远的东西，就会让人觉得不切实际。二是我们有一些极端的对立思维，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行为的判断，往往呈现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情形。
多年来，我一直在谈“平衡的哲学和兼顾的策略”。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一种平衡和兼顾当中，在无法求得某种最优解时寻求近似解的。我们每天都要平衡家庭生活与工作，统筹时间分配精力投入，教育也是如此。肯定需要有良好的学业表现，但不能说我不睡觉了，连运动都抛弃了，歌都不唱了，什么都不要了，如果是这样，那我的学习肯定也会受影响。
所以我说，“单打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是制造我们教育焦虑的根源。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为了人的幸福。分数是通往幸福的一条重要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也不是获得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有它就一定有幸福，没它就一定不幸福。不是这回事。我们现在既不能制造价值次序的颠倒，把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置于最高；也不能制造价值之间的对立，以为提人的全面发展便不能提分数，提分数便不能提人的全面发展。这都是非常有害的思维，它缺少理性，看似是实践中没办法，其实它不符合生活逻辑。生活就是在诸多矛盾中寻找平衡点，所以，生活才艰辛并美好。教育也是如此，平衡的教育才是家长们想要的教育，成绩要不错，身体也要棒，与人沟通交流能力也要强。
谈高考新变化：从重知识积累转向重思维考察
澎湃新闻：一边是全社会对“唯分数论”的反思，另一边却是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把高考看作改变命运的主要出路。在理想的教育和现实的生存逻辑之间，您认为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唐江澎：我们一定要看到变化在发生，包括高考命题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高考的命题不那么依靠过分地刷题和过分地死记硬背，更多强调人的智慧和创新能力，更强调和社会生活的联系。
我是参加过高考命题的，我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今年高考，命题的立意逐渐从重知识积累转向了重思维品质的考察。过去的人坐进去考场答卷子，和今天的孩子坐进去答卷子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今年高考作文的命题点，是在时间流变与个人体悟中谈“词语”。看到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很多老师说，只做题、不读书、无体验考不出高分。这就是变化！我乐观地期待，再过几年，它会更适应时代对人的发展的要求。
澎湃新闻：高考制度运行了这么多年，积累了很深的社会信任，您觉得未来高考改革最应该维护、绝对不能丢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唐江澎：最不能丢掉的是公平性原则。不过，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看到，AI赋能将为高考变革提供强大的技术动力。过去大规模考试要确保公平，得投入大量人力，改变起来不太方便。而当AI能参与面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过去那种仅以纸笔为全部模式的考试测评方式就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6G技术与元宇宙场景，高考考试方式应该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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