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鲁世德（1126—1198），在拉丁世界以“阿威罗伊”之名传世，被中世纪学者尊为“评注家”。这一称号既是对他系统阐释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至高赞誉，也暗示了他的哲学事业的核心特质：以评注为形式，以理性为圭臬，构建一个贯通希腊哲学与伊斯兰启示的宏大形而上学体系。
公元2026年正值阿威罗伊诞辰九百周年，从科尔多瓦到巴黎，国际学界以多场学术会议纪念这位安达卢斯哲人。九百年后的回望，不仅是对一位思想巨擘的致敬，更是重新审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启示之关系的一个契机。
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
在阿威罗伊的时代，哲学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伊斯兰教义学的凯拉姆传统，尤其是安萨里在《哲学家的矛盾》中的猛烈抨击，对哲学家的世界永恒论、神的知识范围及肉体复活等论点发起了全面质疑。艾什尔里派的原子论与偶因论更是从根本上消解了自然因果律，动摇了形而上学乃至科学本身的可能性。
面对这一思想困局，阿威罗伊的回应坚定而系统。他在《决断书》中为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开创性的教法论证，引证《古兰经》“有眼光的人们啊！你们警惕吧！”（59:2）等经文，将哲学沉思确立为一种受教法命令的宗教义务。他区分了三种认知路径：修辞式适用于普通大众，辩证式适用于神学家，而唯有证明式——即哲学的方法——才能产生确凿无疑的知识。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真理不冲突”原则：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本为一体，表面矛盾仅源于对经文的误解，而唯有具备证明能力的哲学家才有权进行深层阐释。
这一认识论区分为阿威罗伊的形而上学体系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将形而上学定义为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科学，赋予其超越一切特殊学科的至高地位。在其存在论中，他严格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确立实体为存在的核心意义，属性与偶性仅因依存于实体而被称为存在。这一看似简单的立场，对凯拉姆神学的偶因论构成了根本性反驳：实体是稳定、持续的基底，是变化的承载者，而非真主每瞬间重新创造的偶然聚合。在质料与形式的学说中，他进一步强调形式作为现实性原则的本体论优先地位，将事物的因果效力锚定于其内在本性，从而重建了一个可被理性认知的自然世界。对于伊本·西纳提出的本质与存在的著名区分，阿威罗伊虽然接受，却予以独特的亚里士多德式解释：在可朽实体中，存在并非附加于本质之上的偶性，而是形式的现实化本身。这一细微差别使他的存在论更紧密地维系于形式因的框架，而非走向强调“存在行动”的超越性本体论。
将人的本质彻底理性化
在神学-宇宙论层面，阿威罗伊的思考最具争议性也最为精密。他从运动现象出发，证明必须存在一个自身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它作为纯粹现实，其活动即是永恒的自我沉思——“对思想的思想”。这一绝对超越的神如何引发宇宙运动？阿威罗伊诉诸目的因解释：诸天球及其理智因渴望模仿神的完美而进行永恒的圆周运动，神由此作为欲望的终极对象推动万物。由此引出的世界永恒性问题，成为阿威罗伊与安萨里论争的核心。
在《矛盾的矛盾》中，阿威罗伊雄辩地论证：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因必然产生永恒的结果；主张神在时间中开始创造，意味着神自身发生了变化，这与神的绝对不变性相矛盾。他提出“创造”应被理解为一种永恒的本体论依赖关系：宇宙的每一刻存在都持续地依赖真主的维持，如同光每一刻都依赖太阳的照耀。世界的永恒性非但不否定其对造物主的依赖，反而以最彻底的方式证明了这种依赖。在这一框架中，天球作为由第五元素“以太”构成的永恒实体，成为连接神圣第一因与可朽世界的因果中介，构建了一个等级森严而秩序井然的宇宙图景。
阿威罗伊理智论中的“单一能动理智”学说，是其体系中最具原创性也最受争议的部分。他主张存在一个唯一的、分离的、永恒的能动理智，它作为月下世界一切可理解形式的源泉和“理性之光”，将感性形象中的普遍形式抽象出来，使人类的认识活动得以可能。更具革命性的是，他倾向于认为作为纯粹接受性的质料理智在数目上也是唯一的，为全人类所共享。这意味着个体通过认知活动所获得的“获得性理智”虽随肉体消亡而消散，但其现实化的知识内容将永恒地存在于与能动理智的合一之中。阿威罗伊所许诺的不朽，因而是一种非个人的、理性的不朽：人生的最高意义在于通过哲学探究最大限度地实现理性潜能，从而超越个体性，与宇宙永恒的理性原理融合。这一理论将人的本质彻底理性化，也为后世关于个体灵魂不朽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阿威罗伊的形而上学体系正是在与伊斯兰思想主流流派的持续对话与激烈论战中锤炼而成。他对艾什尔里派凯拉姆的批判最为彻底，直指其原子论与偶因论以捍卫神圣全能之名，行摧毁自然秩序与科学可能性之实。在他看来，否定中介原因就是否定真主所建立的智慧秩序。与此同时，他对伊本·西纳体系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进行了“亚里士多德化”的修正：批评流溢说过于强调逻辑必然性而近乎消解神圣意志，反对将存在视为本质之偶性的观点，力图回归一种更纯粹的动力因与形式因框架。
阿威罗伊的思想遗产在其身后呈现出东西迥异的命运。在伊斯兰世界，随着安达卢斯的政治衰落与安萨里所代表的批判性综合体的主流化，哲学作为独立事业逐渐式微，阿威罗伊的影响退居潜流。然而在拉丁西方，他的著作经由12—13世纪的翻译运动传入后，引发了深刻的思想革命。“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在巴黎大学等知识中心蓬勃兴起，“世界永恒”与“单一理智论”等论点与基督教教义的直接冲突，虽引发了1270年和1277年主教坦皮尔的大谴责，却也极大地刺激了经院哲学的发展。托马斯·阿奎那在激烈反驳其“单一理智论”的同时，也从这位“评注家”那里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犹太思想界，从迈蒙尼德到吉尔松尼德，阿威罗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同样影响深远。但丁在《神曲》中将其置于灵见者天堂的智者之列，称其为“伟大的评注者”——这一赞誉精准地抓住了他的历史形象：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卓越阐释者，其评注本身已成为哲学经典。
九百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阿威罗伊，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已被超越的历史形态的哲学。他对理性自主性的坚定捍卫、对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坚持、对形而上学作为严格证明性科学的体系化构建，以及他为理性与信仰的永恒张力所提供的“单一真理，双重表述”的方案，仍在激发关于存在、知识和神性的深刻思考。在一个理性与启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日益紧迫的时代，阿威罗伊的形象依然闪耀着跨越文化与时代的思想光芒，提醒着我们理性探索的尊严与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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